1932年的一个早晨，杨杏佛在书房中品茶览报，窗外的阳光透过薄雾洒在他的脸上，显得宁静而安详。此时，他的儿子杨小佛刚刚放学回家，杨杏佛便招呼他进来，关切地询问学校里是否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杨小佛解下肩上的帆布袋，将帽子随手挂起，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递给父亲：“今天没有特别的事，不过回来路上有个叔叔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杨杏佛接过信，仔细端详，上面写着“亚尔培路32号杨先生启”，寄信人仅留了“内详”二字。他心生疑惑：初到此地，没有告诉任何人具体住址，这封信又是何人所寄？
打开信封，一颗锃亮的子弹滚落在地，“咣当”几声，引得他后退两步。展开信纸，上面赫然写道：“杨先生别来无恙，您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过分辛苦了，劝君登报下课，好生歇息，则过去种种既往不咎。来信突兀见谅，特赠子弹一颗，勿谓言之不预。”
读罢，他冷哼一声，“蒋介石无耻的恫吓伎俩，又是复兴社特务处的人盯上我了。”一个月前，他已察觉被特务监视，在宋庆龄、蔡元培等友人的建议下搬到了新住处，却没想到这么快又被找到。
虽然表面身份只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但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的他，经常与蒋介石对立。每当蒋介石拘捕进步学生或共产党人时，同盟就会组织示威游行、营救活动，还大肆揭露国民党的黑幕。
这些行为令蒋介石如芒刺在背，而杨杏佛作为同盟的重要人物，自然成为重点监视对象。然而，对方的威胁并未让他畏惧，相反，他更坚定自己的立场。当天下午，他带着这封匿名恐吓信去找宋庆龄，并半开玩笑地说道：“看来我是进了蒋某人的天罗地网，无处容身了。”
宋庆龄忧心忡忡地回应：“我那位妹夫心狠手辣，你还是暂避锋芒为好。”她提议资助他去香港躲避风头，但杨杏佛拒绝了，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除非我金盘洗手，否则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他说服宋庆龄自己会暂时居家不外出，以保证安全。
然而，仅仅第二天，他便拿着这封恐吓信到复旦大学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昨日受到特务威胁之事，并激烈抨击蒋介石压制言论自由和制造政治暗杀。他将演讲稿整理发表在报纸上，引发广泛关注。
几天后，他再次收到一封相似笔迹的恐吓信，这次里面装着两颗用牛皮纸包裹的子弹。尽管如此警告频繁出现，但以他的性格，很快便将危险抛诸脑后。
针对他的制裁已经悄然开始策划。1933年6月的一天，蒋介石召见戴笠，不悦地说道：“孙夫人近来的举动实在难以忍受，该提醒她收敛些。”戴笠建议通过杀掉杨杏佛来震慑宋庆龄，并得到默许。
赵君理负责执行此次任务，他详细汇报了杨杏佛每日清晨骑马锻炼、周末带儿子郊游等习惯，并认为行动机会充足。然而，当方案呈至蒋介石面前时，被否决：“选在人少且远离租界之处动手，会引发警方调查，不妥。”
于是计划调整至法租界内，以达到震慑效果，同时将责任推卸给法租界警方。经过连夜讨论，新方案最终敲定。
6月17日清晨，赵君理等人在亚尔培路附近埋伏。不久后，他们发现目标乘车离开，于是迅速赶往宋庆龄寓所设伏，却因巡警出现而未能得手。次日再度尝试，这一次，他们终于成功实施暗杀计划。
枪声响起瞬间，小巷惊醒。目睹整个过程的白俄人贝柯克急忙报警并送受伤父子入院抢救。然而，为时已晚：司机当场死亡；杨杏佛全身多处中弹，经抢救无效去世；其子虽腿部中弹但幸运存活。
与此同时，由于最后一名杀手过得诚逃跑失败被捕，为防泄密，当晚即遭灭口。这场精心策划却残酷无情的谋杀，就这样结束了。
消息传开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立即发表声明谴责暴行，而社会各界亦纷纷表示愤慨。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葬礼当天，大雨倾盆而下，却有5000多人自发冒雨送别这位英勇献身者。
鲁迅曾评价说：“打死杨杏佛，是对孙夫人与蔡先生（蔡元培）的警告。”沈醉也坦言，此次暗杀意在震慑宋庆龄。然而，对于熟悉内幕的人而言，更深层次原因则指向其撰写《共产党在中国的现状》一书，以及长期以来与蒋介石之间积怨已久的不和关系。
事实上，通过除掉这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从根本上削弱甚至瓦解民主力量，是蒋介石真正目的所在。而失去了灵魂人物后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也果真如预料般迅速陷入瘫痪状态，仅存在短短七个月便宣告终结。
尽管如此，我们仍坚信：正义永不消逝，那些为自由奋斗牺牲者们必将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因为，在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总有人愿意挺身而出，无畏无惧，为追求梦想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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