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大象赠书|中国|大象

近年来，历史性变革时有发生发生，“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接连出现。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局部冲突频发，全球性问题严峻。聚焦国内，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同样面临着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的并存。

改革开放首批世界经济博士曹远征，多年身处经济一线，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观察者。他在《失衡与重塑：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书中分享了自己十几年的观察、见解和判断，帮助所有关心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读者们看清世界经济格局，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40多年前，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2023年已达到1.26万美元，由一个低收入国家快速成长为站在高收入门槛前的国家，与之相适应，中国也由当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落后经济体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

46年的经验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而和平稳定的世界环境则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蔚然成势。这种气象使人们日益相信，整个世界正在变好，一个“超级全球化”的世界正在向我们招手。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中国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受到经济全球化鼓舞的各国资本也蜂拥投向中国。对中国来讲，走向世界的道路正由过去的崎岖坎坷变得日益平坦光明，而且明天会更好。当时国际资本市场流行这样一句话：“为什么资本要到中国去？数数上海浦东的塔吊就明白了。”弦外之音便是，中国的市场是未开垦的处女地、是投资的洼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贸易是自由的，投资是无障碍的，当然要到经济增长最快，从而盈利前景最好的中国去。

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的乐观，构成了福山“历史终结论”弥漫的温床，从而对全球格局的结构性变动和体系性变化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心理准备。于是，当世界经济体系因中国的努力融入而产生不适时，摩擦、不满、抱怨随之而起。世界，尤其是中国自然感到茫然和委屈。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国际抱怨不再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指责式的批评，而是开始理论化、系统化，并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争辩，并分野为不同的流派。

在海外华人中，尤其是中国问题研究界，掀起讨论所谓“中国模式”的热潮，且一浪高过一浪。其中，“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论调甚嚣尘上，互不相让。相反，处于问题中心的中国经济学界面对这场国际辩论并被迫卷入时，却是一头雾水，且在明白原委后，仍是不以为然。在崇尚务实的中国经济学界的眼中，这些言论和推理全然站不住脚，都是虚无缥缈的猜测，不值一驳，只能一笑置之。

真正引起中国经济学界警惕的是2013年前后西方国家开始质疑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按照2001年《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十五条，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15年过渡期结束后，于2016年生效。但西方国家不仅质疑这一条款，欧盟甚至提出立法对此要重新审议，致使今日中国虽然是WTO的主要成员，但仍未取得市场经济地位。

由此，中国经济学界开始担心去全球化邪风会对世界经济造成损害，尤其是在美国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将中国排除在外后，这种担心开始加重。但是“怕什么来什么”，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去全球化由思潮变为建制化的安排，而中国则首当其冲。

起初，中美两国之间还只是发生贸易争执，但这种争执很快就演变为贸易战，出现了惩罚性的关税和经济制裁。在新冠疫情发生后，中美摩擦又蔓延到非经贸领域，特朗普甚至在声誉上污蔑中国，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在大加指责的同时，要求中国赔偿道歉。拜登政府上台后，上述态势并未得到缓解，甚至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有变本加厉之势。美国将长期形成的国际规则作为制裁武器，与此同时，开始了以科技脱钩、全球产业链重组以及国际治理准则重塑为核心的“小院高墙”构筑，以期减弱对中国经济的系统性依赖，即所谓的去风险进程。

这种将所谓的安全凌驾于发展之上的地缘政治经济考虑，正在颠覆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表明，时代主题也开始由“和平与发展”转向“安全与发展”。于是，与追求经济效益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价值观开始至上，“同谁做生意比做生意本身更重要”，中美之间的竞争进而上升为世界范围内涉及价值观的战略竞争。

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其普适价值观，进而本国利益和全球领导力的“体系性挑战”。美国还认为中国要么是新的体系性领导者，要么成长为自带体系的大国的催化剂，企图恢复明清时期的“朝贡体制”。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是“体系性竞争”，既包括完备的竞争策略——“该对抗时对抗，该竞争时竞争，该合作时合作”，又包括培育强劲的竞争力。

不同于冷战时期内政服务于外交，也不同于经济全球化时期内政外交相对分离，美国认为应将内政与外交统一起来，形成一切为了使“美国再次伟大”的合力。与此同时，美国认为这种战略竞争也应包括建设全球性的竞争体系，使中国承受的战略对抗、竞争合作的压力不只来自美国，更是来自国际体系。世界经济正在政治化，甚至意识形态化。

凡此种种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大为错愕。“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2021年3月，在美国阿拉斯加中美对话中，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代表中国所说的开场白，正是对这种情形的愤慨。这一表达不但充满了对美国行为的失望和遗憾，更透露出对世界前景的焦虑和担忧。于是，“世界怎么了？”成为普遍的疑问。“抬头看路比埋头拉车”更重要成为共识。这一共识表明，时代需要方向感。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世界经济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

一方面，全球正处于技术革命的间歇期，第三次技术革命已进入尾声，而新的技术革命尚未开启。黎明前的黑暗使世界经济表现低迷，增长乏力，因此诱发并强化保护主义倾向，形成了去全球化的世界氛围。

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崛起改变了既存的“中心外围”的传统世界格局。在这一“中心外围”格局中，南北问题既是国际治理的基础，又是国际治理的对象。但是，目前就GDP而言，发展中国家的GDP已占世界的一半以上，不仅超过发达国家而且还在增加中。这自然会冲击国际治理体系，也预示着世界经济金融治理的变革。

上述两方面的变化加之如全球气候变化等人类面对的共同命运问题，使中国的经济航船驶入了一片未经探明的水域，充满着不确定性。

然而，时间不会倒流，航行必须继续，中国还要发展。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奋斗史告诉我们，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能听天由命、随波逐流，而是要从历史中寻找未来发展的线索，以期扼住命运的喉咙，这是因为“历史尽管不重复，却总是押着韵脚”。

用历史的必然性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或许可以廓清前行的道路。曹远征博士以时间顺序为主线，以形成可供回溯的路标为前提，将自己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所公开发表的文章及研究报告重新整理。为了使问题更加聚焦，使线索更加清晰，在形成章节的同时，每章第一节类似于引言，说明当时情景下问题提出时的所思所想。通过重现过去，期望体会今日之处境，建立事关前程展望的讨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