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刘邓大军走出大别山，标志着解放战争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不到一年的功夫，刘邓大军、陈谢集团、陈粟大军三路大军经略中原，中原地区的形势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有20多万平方公里、3000多万人口的根据地。
当时，中央已经明确，要求成立新的中原军区，归中原局领导，并明确了中原局统辖的范围，包括津浦路东陇海线南包括豫、陕、鄂整个地区统一该区党政军民一切工作之领导。
这个范围太大了，已经远远超过了1945年时中原局、中原军区所统辖的范围。
当时的中原局、中原军区所有领导干部组成，还是以原来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为主，这其中还涵盖了一部分原中原局、中原军区的领导干部，如郑位三、李先念等等。
不光是根据地范围大，当时整个中原军区，有三部分野战军，除了陈谢原来是晋冀鲁豫根据地走出的，还有陈粟的华东野战军一部分。
考虑到中原局领导力过于薄弱，刘邓请示中央，抽调华中局干部充实领导机构，后来中央明确粟裕暂不渡江南下后，刘邓为了加强中原局党组织领导工作，又提了一个新的人选到中原局。
“中原局面太大，情况复杂。现在中原局的能力实难胜任，因此再作如下建议：（一）请彭真同志任第一书记，陈毅、小平分任第二、第三书记。”
当时的彭真已经离开东北半年多了。
一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七大，彭真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无疑说明党中央对彭真工作能力的认可。
同年8月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周恩来去重庆谈判，为了能保证中央书记处在他们离开后，还能保持有五个人开会，增补了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仅次于毛周朱刘任五大书记。
不过，毛主席离开延安后不久，彭真就接到了调赴东北的命令。
抗战刚胜利不久，我军执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盖因当时东北正处在一个战略真空的状态，因此我军迅速调整了方略，改变了南下的决策，全力进军东北。
如果能把东北建设为我党稳固的根据地，对未来斗争是很有帮助的，就连毛主席也说：
“即使我们所有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有东北，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
彭真无疑是这个战略关键的一环。
当时，中央派去东北干部中，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数占全部的四分之一，另外还有四个政治局委员，即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
彭真、陈云还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1945年9月15日，成立东北局后，彭真任书记兼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委，机关驻扎沈阳。
之所以派彭真去，毛主席主要是看重了他城市工作能力，毕竟彭真过去在白区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的城市工作经验。当时毛主席以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东北时处于政治真空地带，我们只要先于国民党军进入，就能掌握住东北。
彭真肩上的担子很重。
可这样的一个安排，并没有起到很突出的效果，反而还捉襟见肘。
当时，我军对东北的形势估计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误认为苏联人会支持，但苏联人囿于同国民党当局关系，不敢公开支持我军，反而对我军接管东北造成阻碍。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忽略了军事上的考量，我军调赴东北的部队是来自于各大解放区，彼此并不熟悉，加上联络不畅，协同作战能力很差，特别是还收编了一些土匪部队，给东北老百姓留下的印象很不好，造成东北地区老百姓倾向于国民党当局。
国民党军虽然距离东北遥远，但在美军提供支持以后，很快开赴东北，机械化部队进展速度很快，战斗力又强，很快就打破了我军通过前期积累起来的优势。
在这一系列前提下，彭真很快暴露出经验不足的问题。
二
彭真城市工作经验丰富，但却不通军事，这是他一个很大的短板。
在当时情况下，特别是在杜聿明率领的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以后，在军事问题突出的前提下，彭真的这一短板就更不利于形势发展。
在进入东北之前，中央曾有意独占东北，即便形势不利，也要谋求与国民党当局共占东北。
彭真后来所作出的决定，基本上也是围绕这一任务进行的，他命令各部队占领大城市、占领交通要道，哪怕是后来苏联与国民党当局已经达成协议，不允许中共停留沈阳，彭真依然还对沈阳“恋恋不舍”。
可彭真做法有些忽略实际，即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
东北人民自治军虽然有十多万大军，但彼此协同作战不佳，收编上来的大量土匪部队，也未进行细致甄别，也不派干部去进行政治指导，在敌人来临之际纷纷反水，国民党军凭借其强大军事实力，很容易就长驱直入。
尽管当时已经有人提出，应当采取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派出工作人员开辟农村根据地，可彭真始终固执己见不肯听从。
更为关键的是，彭真在当时还寄希望于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幻想能够通过谈判实现和平。
到这个时候，彭真已经完全把自己孤立起来。
毛主席本来还想进一步了解东北领导分歧问题，并从中调和，但奈何实在派不出人手，刘少奇那时已经对东北的情况有了一个判断，因此毛主席在和刘少奇交流后果断决定，以林出任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政委，彭真、陈云、罗荣桓、高岗为副书记兼副政委，以上五人为东北局常委。
至此以后，东北的领导分歧不存在了，林主要管军事，罗荣桓负责后方工作、陈云负责东北财经，也因为林主要负责军事，所以在东北两年多时间，高岗是以副书记的身份实际主持东北局的工作。
彭真那时的主要任务虽然是统管军政两个方面，但实际上无论是哪方面的工作，都有具体的人在负责，他已经完全插不上手了。
彭真自己也很委屈，但也无可奈何。
在战时情况下，特别是在无法抽调人手调节领导干部分歧的情况下，这已经是党中央能做出的最好的安排。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陕北，在枣林沟开会期间，决定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调刘少奇、朱老总东渡黄河去华北，指导晋察冀根据地的工作。
同年4月11日，毛主席决定调彭真回来参加全国土地会议，会后彭真也并没有再去东北，而是留在华北，任中央工委常委，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到晋察冀等根据地进行指导“指导”。
三
1948年3月以后，随着新的中原局、中原军区成立以后，刘邓愈发的感到了中原局的工作面太大，以当时中原局的领导能力，难以胜任这份工作。
所以才有了后来刘邓几次向中央报告，希望调陈毅、邓子恢到中原局工作。
在刘邓的考虑中，陈毅到中原工作后，主要协调中野与华野之间配合作战，邓子恢到中原局后，主要负责地方工作与财经工作。
不过，当时中央同意了粟裕留在中原打打仗的情况下，中原地区的摊子进一步扩大，刘邓当时就考虑到，需要级别更高的领导干部到中原统一领导工作。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刘邓自然就想到了在彭真。
毕竟彭真在当时仍然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
1948年5月5日，在毛主席致电中原局，明确粟裕任务的同天，刘邓也给中央发去了一封电文：
中原局面太大，情况复杂。现在中原局的能力实难胜任，因此再作如下建议：（一）请彭真同志任第一书记，陈毅、小平分任第二、第三书记。（二）陈毅兼军区第二司令员兼野战军司令员。（三）粟裕如暂留中原，则兼军区副司令员及野战军副司令员。
在这封电文中，刘邓主动让出了领导岗位，请彭真出任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任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二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任军区副司令员兼野战军副司令员。
刘邓两位首长高风亮节，在中原这盘大棋上，他们主动从主要的领导者退居次席，无疑是很难能可贵的。
对于中原地区的情况，毛主席自然是很清楚的。
首先，毛主席并没有完全同意刘邓的建议。
1948年5月9日，毛主席致电中原局：
“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境地外，凡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区，均属中原解放区。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任第二书记，邓子恢任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
同年5月23日，中央任命彭真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这一任命实际上也等于宣告，毛主席无意让彭真主持中原地区的工作。
6月26日，毛主席致电中原局，决定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张际春、李雪峰6人组成中原局常委。
应该明白的是，毛主席应该无意改变中原地区的领导格局，也不难看出他对刘邓首长的信任。
随着后来淮海战役逐渐进入尾声，平津战役迅疾展开，华北地区形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彭真的作用就尤为重要，特别是他的城市工作经验。
1948年12月，彭真出任了中共北平市（1949年改称北京市）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参与领导接管北平市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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