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次出走，去寻找被看见，被理解，被爱的彼岸。
电影《出走的决心》因其女性题材引起了较大关注，由于是真实事件改编，也让很多人共情。女主角李红从小被父亲要求作为大姐应该为家庭担当，为弟弟奉献。所以她在80年代初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进工厂挣钱回家，供弟弟读书。她离开了家遇到了从农村进城的凤凰男孙大勇，孙大勇甜言蜜语让李红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被看见，被爱。虽然家里反对所以她下嫁给农村人，但李红还是义无反顾嫁给孙大勇，女为悦己者容，她太渴望被别人认同和理解的目光。
然而，结婚后孙大勇却愈发表现出大男子的武断，有一个细节，孙大勇招待老家亲戚，一家人吸烟满地烟头，李红把烟缸递过来，孙大勇不满地推开，如此反复了几次。因为烟缸是城里人讲究的生活习惯，农村人一般就把烟头扔地下。孙大勇把李红递烟缸的动作看作是妻子看不起自己的农村人身份。等老家人走了后，和李红大吵起来，砸了家里的东西。这样的争执时常发生，孙大勇似乎觉得李红是自己媳妇，应该听自己的，天经地义。李红的感受只是女人的心思，应该服从这个家，同样天经地义。这种漠视，如同当年父亲的模式，这也许就是本片引发关注的女性视角。女性结婚前与结婚后都是家里的祭品。恰好丈夫在社会上对上级也是点头哈腰的顺从，领导对他的俯视如同他对妻子的俯视。这似乎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现代演绎，两个家庭对李红的要求也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但每次演到李红父亲和丈夫对李红颐指气使的态度时，我都感到很假，但北方的朋友说，很多地方对女人就像对家里的奴仆，连吃饭不能上桌。然而，就算事实的真实，也未必是艺术的真实，三从四德的古代，也有温情脉脉的家庭感情。我曾采访过一个买妻男，那个被拐卖来的妻子一旦逃跑就会被他毒打，最后警察解救了那个女人时，买妻男又流出眼泪，这眼泪到底是情难舍还是舍不得，可能他也说不清，人性的复杂也在于此。影片在处理矛盾时，将李红父亲与丈夫男主的蛮横演得夸张而符号化，这成了影片最大的软肋，导演是想突显李红被压榨的命运，但这样的符号化损害了影片的高度，越到后面，这种损害越大。
李红慢慢动了离婚的念头，李红父母又反对她离婚。李红后来下岗，打零工，还几乎免费帮弟弟打工，古代三从四德的社会基础是女人不出去工作，在家服务。而李红既要挣钱又要帮忙，回到家还要做奴仆，这可比三从四德还三从四德。别以为让妇女工作是让妇女能顶半边天，现实往往是让妇女不仅没地位，还没休息。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李红熬了二十多年，把女儿也抚养大了。一次偶然机会，李红遇到了一群自驾车友，那种各地旅行的生活和李红几十年没出过郑州郊区的生活形成了巨大反差，也让她产生了强烈向望。她似乎换了一个人，拼命挣钱买车，准备周游，至少去一次读书时的四川，参加同学会。
然而，女儿长大后，又是生孩子，需要她，等她把孙子照料好，女儿又下岗。反正一堆家务让李红的出行拖了再拖。李红女儿是一个极具现代意识的女性，自己要出去工作，家务也是男女分工，在家对丈夫可不是顺从，而是独立个体的商量，甚至还有点强势。两个时代的女人，两个时代的观点碰撞到一起，女儿支持母亲出去过自己的生活，甚至支持母亲离婚。这让李红愈发坚定离家出走，活出自己。
李红为了买车，让弟弟还自己给他打工的薪水，弟弟却以一家人不需要还为借口推脱。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家庭，家人之间没有界限，里有冠冕堂皇一家人不分彼此，但结果却是乡愿，可以随意欺负剥削软弱低下者。李红内心里似乎有一个强大的声音在积聚，这个声音从她被迫放弃考大学，被迫在家里忍受丈夫的脾气，被迫为家人牺牲就一直在积聚，这次她决心不再忍，哪怕打折也要弟弟把钱还了，哪怕母亲劝说也坚持让弟弟还钱，哪怕上法院也要弟弟还钱。那个内心的声音让她向中国式家庭发出第一声怒吼。她需要钱，更需要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一个独立人格的尊严。
电影在节奏的把握上非常到位，每次李红就要出走时，总是遇到羁绊，但那个积蓄了几十年的怒吼却愈发强烈。然而，电影符号化的软肋又拉低了它本可卓越的艺术高度：女儿居然严肃地让母亲留下来照顾孙子到幼儿园为止，因为自己找到了工作没时间照顾孩子。李红再一次为家人和生活妥协，当孙子上了幼儿园，女儿仍然希望母亲继续接送孩子，这让李红忍无可忍，对女儿说“我和你们一样，我有我的生活”，她终于驾车出走。这个情节之所以是败笔，是因为它和现代女性的价值关背离，也和女儿的现代女性人设背离，当然生活中有如此自私的女儿，但编剧这样处理是想刻画李红对身边人剥削压榨的反抗，似乎更能彰显戏剧矛盾。然而，李红真正反抗的是一种巨大的文化磁场，这种文化有几百上千年的引力，比这引力还大的是人性的自我中心。
李红也是这个文化的产物，她从小对父亲，后来对丈夫，再后来对女儿的迁就是对这种文化的认同，至少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认同。她在心里说，当忍的气我都忍了，当受的压迫我都受了，自有公义为我存留。她的这种懦弱忍让是另一种自我中心。所以应该演出李红父亲，丈夫，女儿以及李红自己，在这种文化中的“不得不”，尤其是丈夫孙大勇不应是符号化的大男子主义，而是要演出他用土皇帝的方式爱妻爱到满心伤痕，李红则因为顾虑，自愿选择逆来顺受。应该把女儿演出支持妈妈立刻出去，不要管孙子，背地里却花钱请保姆，母亲李红为了帮女儿省钱，再一次自愿选择把本该女儿承担的责任，无原则的扛下来。
这从而一次次展现李红在这个文化磁场和人性牢笼里的逆来顺受，最后觉醒，出走旅行，过自己的人生。她挣脱的不仅是家人的阻挠，而是中国式家庭的观念枷锁，那种不分彼此，没有自我的糊涂逻辑，也在挣脱自己的人性软肋。如此演绎岂不更有艺术高度。
西方也有出走主题的戏剧，最著名的就是易卜生的《娜拉》，但娜拉是为了反抗男权社会，李红的中国式出走是为了重新界定个人与家庭、社会的界限。彼此之间以一种“约定”的方式存在，我们都是独立平等的人格，因为约定而走在一起，比如父女之约，夫妻之约等，这个约定古老而现代，因为约定，所以我们尽自己的本分，在这个约定中我们彼此相爱，而不是彼此剥削绞杀，因为我们有独立的尊严和造物主公平的生命。
鲁迅曾提出“娜拉走后怎样”，并说出出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以为鲁迅那个年代，女人没有工作的机会，也就没有经济的独立。但现代社会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但后现代社会却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李红也会和娜拉面临同样的问题：出走以后，何处为家？李红离开了两次原生家庭，终于逃出中国式家庭，然后呢？
《娜拉》没有给出答案。《出走的决心》里的结局是：李红找到了新的“家庭”模式。
为何自驾游如此吸引李红，以为路上的人彼此关爱又相互独立。或者是因为相互独立，所以彼此关爱。这就是一种“约”，我们是个体，因着相同的爱好成了朋友关系，我们在这个关系中关爱，但又保持个体的平等。这种平等与尊严让李红真正被看见，被理解，被爱。当她出走后，因为独立，所以她和女儿的关系也变了，不是互相迁就，不分你我，而是彼此分享，又平等独立。李红出走后，加入了这样的“家庭”。
这次出走，是李红的出埃及。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次出走，去寻找被看见，被理解，被爱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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