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17日，中南海西花厅内，一份由国家公安部转呈来的广东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急电，放到了周恩来那宽大的办公桌上。
周总理拿起这份电报，他久久地凝视着电文，陷入了沉思。急电上面说：
7月16日，在临近香港的海面上，我边防人员在值勤时抓到两名乘坐游艇冲进我们领海的美国人，请示对其如何处理。
如果在以前，按照常规这类事情无非是作为帝国主义向我国挑衅的靶子，在报纸、电台和电视上揭露一番。因为自1949年中美对立以来的20年中，这类事件早已是司空见惯了。
然而，如今情况和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周总理从美国政府的大量反共老调中看出了某些细微的变化。的确，自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确实有调整对华政策的意图和举动。
1月，尼克松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有意识地针对中国说：
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的人们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2月，尼克松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重新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美国政府还声称，准备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
周总理深知，尼克松这样做有他的考虑，这除了他自己欲在在位期间搞点惊人之举、名垂青史的想法外，还有主动同中国和好以抗衡苏联的目的。
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陷入泥潭，实力受损，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而处于军事实力增强阶段的苏联则利用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时机急剧向全球扩张，这就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
另一方面，苏联挑起中苏边境的流血武装冲突，更加引起了美国的警惕。
如果中国失去了对苏联的威慑，那么美国要对付苏联也就更困难了。
周总理同时也感到，就中国方面来说，如果尼克松真的有诚意和中国接触，那么，中国也应作出相应的姿态。这不仅是出于中国一贯谋求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当前的利益来考虑。
尼克松夫妇
早在3月份，中苏边境珍宝岛的枪声使本来已恶化的中苏关系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已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苏联至少有一部分实权人物在考虑对中国进行核轰炸，或是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为了有效抗衡苏联，中国也需改变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的局面。
而在这时，毛主席对尼克松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新动向，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于是，周总理吩咐秘书，上午立即召开公安部、外交部的负责人来开会。
他要公安部责成广东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派出得力的人员去搞清楚这两个美国人乘游艇闯入我国领海的真实情况，并指示此事在没有查清楚之前，先不要在报纸上大肆渲染，更不要随随便便给他们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这两个美国人的住宿、饮食要妥善安排好。
果然，美国方面也在密切注意中国对两个美国人闯入中国领海一事的反应。但几天过去了，中国方面对此一直保持沉默。
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从即日起，美国的学者、学生、记者和国会议员可以获得赴中国旅行的自动有效的护照，并允许美国旅游者在中国购买不超过100美元的商品。
7月23日，周恩来接到广东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后，同意立即释放这两名误闯中国领海的美国人。
调查报告说，经调查，这两名美国人是来香港旅游的大学生，船上没有窃听器，也没有发报机，不像是美国派出的间谍。
周总理对这一事件的妥善处理，也就成了尼克松上台后中美之间第一次无声的对话。
在此期间，苏联方面也敏锐地感觉到尼克松想拉拢中国。为了不被孤立，苏联方面也派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主动与我方对话。
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这使尼克松深受震动。
由于此事美国方面事先并未得到任何情报，至于周恩来和柯西金会谈的具体内容，更是一无所知，尼克松还是在事后从美国《华盛顿邮报》上获悉这一消息的。
尼克松所担心的是周恩来和柯西金的会晤会导致中苏关系的缓和，这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同小可！无形的压力使他感到有一种错失良机的感觉。
柯西金
于是，尼克松立即召见基辛格，要他急电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赛尔，尽快设法秘密接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官员，试探能否恢复中断多年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
一切都已表明，尼克松此时已决心采取主动，加强与中国接触的步伐。
于是，接着便发生了这一事件：1969年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为设法接触中国外交官，传达美国欲与中国和谈的最新意向，竟然不顾斯文地在华沙将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一说为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一直“追至卫生间”。
此事一时间传遍全球，且版本颇多。这一重大而离奇的外交事件，其真相究竟如何？现引用当事人的回忆，澄清当时事实如下。
12月3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雷阳和翻译景志成，应邀去华沙科学文化宫出席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景志成发现中美华沙会谈的美方联络秘书西蒙斯与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在说话，那个陌生人边说还边用手指了指中国外交官。
雷阳和景志成不知道美国人在耍什么花招，按照以往的惯例，双方必须回避，于是，便决定活动结束后马上离开现场。
当晚8时，就在雷阳和景志成离开文化宫途中，两个美国人追了上来。
当他俩刚到楼梯一半时，西蒙斯领着那个人从后面追过来，他指着和他一起的那位陌生人对景志成介绍说：“先生，这位是我们大使斯托赛尔先生。”
景志成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他怕在场的其他人发现他们在说话。此刻，他虽然脚步有些放慢，但却并未站住。
这时，那位被介绍是大使的人显然有点急了，他直接用波兰语对景志成说：“我是美国大使，我想会见你们的代办先生。
出于礼貌，景志成只得应付了一句：“我转达。”因为在那个年代和场合，景志成除此以外，还能够说什么呢？
景志成发现雷阳已走出文化宫大门，于是他便赶忙加快了步伐。
然而，美国大使却紧追不舍，只见他气嘴吁吁地边走边说：“我最近在华盛顿见到了尼克松总统，他说他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
尼克松与周总理握手
这时，他们都已走出了文化宫，而雷阳已走得离他们很远了。
因为他们是最先走出文化宫的，后面一时还无人跟着，而此刻大街上也空空荡荡，几乎不见行人。景志成为了尽快甩掉美国人，他再次表示“我转达"，然后即急速离去。
对于外界风传一时地“追到卫生间”，景志成他们理解为：据说美国国务院曾给斯托赛尔大使下达一个要求绝对执行的指令，要他务必利用一切场合尽快地把美方要求恢复中美会谈的信息传递给中国人，即使中国人到卫生间也在所不惜。这也许就是造成外界以讹传讹的原因吧。
周总理接到雷阳给外交部关于斯托赛尔追着要与中方接触的电报后，忍不住笑了。他要外交部电告雷阳，可以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大使馆做客。
12月12日，斯托赛尔大使终于接到了前往中国大使馆的邀请。他高兴地去了，并对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说，他奉美国国务院之命提出了建议：恢复中美华沙会谈。
由此，中美开始了官方接触，也为之后的建交做了良好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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