咩咩解读历史
在当年的历史情况下，中苏斗争不可避免，论战必然发生。
中共中央为了和苏联进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调集了一批“秀才”，组成写作班子，他们当时的工作地点就设在钓鱼台国宾馆。
这个“班子”当时只有5人，集中了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姚溱、《红旗》杂志副总编范若愚。此外，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也是名义上的成员，但他们并未参加多少具体工作。康生是“秀才班子”的牵头人。
据知情者说，这个“秀才班子”有一批能干的助手，例如贾一丘、朱庭光、崔奇、刘克林、孙轶青、范戈、钱抵千等。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及中国社会科学学部各研究所为“秀才班子”提供各种资料，进行全力保障。
其实在“秀才班子”正式组成之前，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就连续发表了一些和苏联论战的文章。如《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7篇文章。
这些文章的发表，进一步激怒了赫鲁晓夫。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了他们的看法。概括苏共观点主要是“三和两全”，“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即全民国家、全民党。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要作出公开答复。钓鱼台的“秀才班子”草拟了洋洋万言的稿子，全面、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在来信中提出的种种观点。文章写出后，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第二天，稿子退回了钓鱼台，毛泽东对这个稿子不满意。
据说，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形象的话：“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
毛泽东是说中国乒乓球国手庄则栋与张燮林的打球风格，庄则栋用的是近台快攻，大胆劈杀，是进攻型的。张燮林则是削球手，号称“攻不破的长城”，擅长防守，以守为攻。
这叫写作班子的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为了完成起草任务，“理论家”陈伯达加入了。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对毛泽东的意思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他和王力、范若愚等人一起查阅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次讲话记录，反复研究，那些天钓鱼台的灯光经常是亮到天明。
经过十几天的苦战，他们写出了数万言的文章。
此时毛泽东正在外地视察。文章送到武汉后，毛泽东很快读完，并决定在武汉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这篇文章。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等人被召到武汉，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此文在武汉的东湖定稿。
毛泽东还特别交代，一定要请兄弟党——像朝鲜劳动党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等同志看一看，听听他们的意见。
1963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长文，副标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
一时间，此文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由于它阐述了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二十五条意见，常被人简称为《二十五条》。《二十五条》除了正面阐述中共的论战观点之外，还全面批判了苏共的观点。
苏共中央于1963年7月14日针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在《真理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二十五条》。苏共中央在发表《公开信》的同时，将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作为“附件”一并发表。
1963年7月20日，中国的各大报作出反响，重新刊登了《二十五条》，同时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文字战愈演愈烈，双方针锋相对。
针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苏联共产党的报刊连续发表社论——《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接连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些曾经几乎覆盖了中国所有大报的整版文章，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一些大中城市，到了人人看“九评”人人说“九评”的地步。
由钓鱼台的“秀才班子”写出的“九评”篇目如下：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13日）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26日）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0月22日）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1月19日）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2月12日）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2月4日）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分开信》（1964年3月31日）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7月14日）
本来，《十评》也已经写好，因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14日下台，《十评》未及发出，改作彭真的讲演稿公开发表。
对于赫鲁晓夫的下台，中国民间有两种说法。一是说，我们的“九评”把他赶下了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另一说法是中国自己造出了原子弹，把赫鲁晓夫轰下了台。
其实这些说法都是传说而已。赫鲁晓夫的下台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但历史有时就会出现这样的巧合。就在中国西部上空出现蘑菇云的时候，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的会议上，交出了一份“辞职申请书”——其实是苏共内部宫廷政变式的阴谋迫使他不得不如此，曾经不可一世的赫鲁晓夫终于被他的同伴们赶下了台。
1964年11月，《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标志着中苏两党论战的结束。
站在今天的高度，来看这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其中包含有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坚持独立自主等正确内容，但也有不少“左”的内容。比如把当时苏共对个人迷信的批评都当作“现代修正主义”加以批判等等。
康生、陈伯达这两位“理论家”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论战中，也有一些“创造”。比如陈伯达在1960年初就“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这句话加上3个副词，被写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赫鲁晓夫的下台，并不等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事情有了终结，毛泽东对他还是念念不忘的。毛泽东一直担心他百年之后，会不会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出现，所以他多次提醒全党，一定要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
取自《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作者系董保存
网编 韩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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