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施今墨二、三事
作者/施如瑜
简介：施今墨，1881-1969，原名施毓黔，字奖生，生于贵阳，萧山坎山人（今瓜沥镇）。他12岁随舅父李可亭学习中医。30岁时追随黄兴为革命四处奔走。1912年起，在民国临时政府陆军部任职，编纂了《陆军刑法》 《陆军审判章程》《陆军惩罚令》等3部法令。1917年，出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后弃政从医。1929年，国民政府下令废弃中医，施今墨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抗议国民党废弃中医的主张，终于使国民党当局收回成命，同意成立国医馆。1930年，施今墨同萧龙友、孔伯华等人创办北平国医学院，任副院长。第二年出任中央国医馆副馆长。1932年，筹办华北国医学院，并任院长。学院除设置中医基础和临床课程外，还设西医解剖、生理、病理等课程，这在当时的医学界是一个创举。1936年，施今墨创办《北平文医半月刊》，担任主编，弘扬中国文化，发展中医。1941年，任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董事长，并在北平、上海、山西、察哈尔等地协助创办中医院校、讲习所及研究班，培养和训练众多中医人才。施今墨医术精湛，曾为孙中山、杨虎城治病，担任过冯玉祥部队的医学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担任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被称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历任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并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及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69年，施今墨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他的弟子在他去世后编有《祝选施今墨医案》《施今墨临床经验集》《施今墨对药》等。
一、精熟经典医籍，勇于创新
我的父亲施今墨大夫是我国近代四大名医之一。他从小刻研岐黄之术，精研医理，以治疗疑难大证，疗效着著而著称。
他经常说：“要温故知新。”温故，就是要精熟经典，勤求古训；知新，就是要博采众方，并吸收现代医学之长，拿来为我所用。
父亲兼任《金匮》教员，精熟典籍的程度是相当可观的，你若提出问题，他会告诉你，这个问题在《内经》第几篇上查找，那个问题在《伤寒论》的第几条。记得，给一个“噤口痢”转“关格证”的患者看病时告诉我们，他的病在《张氏医通》的第几篇上写着。当晚，果真查找到了。
年轻时还经常同一位对《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倒背如流的表弟姚季英一起切磋医术。从“望诊”开始，到处方上每味药物的选择均一丝不苟。有时为分析一个病例，两人就争论几天，求得一致，方肯罢休。
1931年父亲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四年级的各家医案、各家学说由他亲授，他最为推崇近代名家丁甘仁先生医案，谓其取材严谨，理法精到，父亲阐述深广，并用自己的临床体会加以引申。
他还学习西医理论和诊断方法，并打破行业界限和中外西医界人士交朋友，早在廿年代就提出了“中医积累千年之经验，必须与西洋医学相结合，始能究其真理”和“中医现代化，中药工业化”的口号，并身体力行。
1924年前后他开始使用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计，在诊所增设了化验室，并开办合剂药房，试验制作浸膏、酊剂、蒸露、药粉等，方便患者。
1931年与肖龙友、孔伯华先生合作在西城丰盛胡同成立北平国医学院并亲自任教。后在西城（全国政协后身），创办华北国医学院，所授课程，中医课为主，聘请刘渡舟、赵锡武、瞿文楼、赵炳南、姚季英、朱壶山、仉即吾、董德懋、杨医亚、马继兴等先生教授。
西医课为辅，如生理、解剖、外科等课由姜泗长、邓祖禹先生担任，他们带领学生参加北医大的生理、病理科的教学、尸检、病案病理讨论，从理论到临床，为不断提高中医学术水平创造了条件。
二、重视四诊，突出中医特色
“四诊”为中医之特色，父亲非常重视望、闻、问、切这四诊，认为是中医诊断之重要依据。
听伍兴隆同志回忆，1956年他以秘书身份陪同内蒙政协副主席达理扎亚来京看病，父亲凭着他几十年的经验，未经问诊，仅通过望诊、闻诊就判断出“糖尿病”，而这病情最后被证实是正确无误的。（不知父亲凭借什么诊断为“糖尿病”的？至今在我的脑海里还是个谜。）
他很重视脉诊，我刚学医时就教导我们说：“脉法在仲景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金匮要略·妇人杂病篇》明确指出：审脉阴阳，虚实紧弦，行其针药，治危得安，其虽同病，脉各异源，子当辨记，勿谓不然。《伤寒论》中所涉及脉诊的原文共146条，约占全文三分之一以上。很多条文借脉象说明病因、病机、治疗等问题，你们应认真体会。
他为了培养我们的学习兴趣，让我们徒弟从初诊的病人中随意找来一位，未经问诊，一摸脉就说是“风湿病”。我们又找来一位病人，又说是“高血压动脉硬化”。一般大夫摸了脉，只能说对部分病情，而这次父亲的示范完全正确，使在座的人惊讶不已。
父亲告诉我们：“虚实之要，莫逃乎脉，你们可先读《四诊抉微》、《濒湖脉诀》、王叔和《脉经》，要根据李时珍的脉诀，遵内经“平”“病”“诊”“治”次序，将无病人的脉与病脉一一对照，要长期积累，步步意会。
中医的四诊，每一诊都是一门学问，且勿偏废，要想明确诊断，光凭中医的四诊还是不够的，必须与现代科学的诊断方法相结合……”。
父亲有时也利用四诊，尤其是脉象来判断病人的预后。
案：
他于56年在铁路医院会诊，见一肺心病、肺性脑病患者，男，70岁，慢性支气管炎20余年，当时精神萎糜，面色苍白，气不接续，少气不足以息，端坐呼吸，不能平卧，低烧，咳喘，喉中痰声曳剧，四肢厥冷，脉虚浮，沉取无根，舌淡苔薄白。
父亲说：“宗气上走息道，下注气街，患者三阳脉衰，真元欲绝，似有阴阳欲将离决之势，患者属真肺脉至，预后不佳。用中药由阴引阳，回阳固脱。
方用炙甘草汤加龙骨、远志、当归、桔梗、紫菀、补骨脂、附子。当人参加至一两，附子用至二两时，病情才渐见缓解。患者急救症状缓解，一年来脉搏始终沉取无根，一年后果真夭折。
父亲分析：诸真脏脉见者，皆“死”不治。以真气涣散不收，无根之谓也。嘱咐我们对呈现真脏脉患者，应随时注意观察治疗。
三、辨证灵活，思路活跃
父亲不仅经验宝贵，基本功扎实，更主要的是他辨证灵活，思路活跃，治起病来，得心应手。
他教导我们：“决不能拘方治病，检谱对弈，要观其脉证，知犯何逆，从辨证中抓住病机，随病机拟法度，汤证一体，证治呼应，学习仲景见此证，用此方之活法。辨证要活，组方要严。”
案：
七七事变前，他在天津北辰饭店应诊，有一安徽陈姓，患“肠伤寒”，住院两旬，高烧不退，已遍尝三黄、犀羚、三宝等药未效。会诊时患者已精神萎顿不堪，病情矛盾显现，虽有发烧、苔垢、口干，但勉强饮水，欲漱不咽。虽发烧38°C左右，但脉象濡缓，虽有垢苔但大便稀溏。
他认为“肠伤寒”属湿温为患，湿为阴邪，易伤人之阳气，热为阳邪，易伤人之真阴。此患者正虚阴亏，过服大凉药后，脾胃寒凝，寒凉遏抑，虚热外浮，若仍袭用凉降，恐成洞下虚脱。《内经·玉液论要篇》也确有：“病温虚甚死”之记载。
最后决定采“理中”加味，数服后病人津复神旺。此案系服凉药太甚，由热中转为寒中，他硬是用人参、附子等温热药退了烧，这种真寒假热，用热药退热病，也体现了《内经》关于“逆者从之”的治疗原则。
父亲善治头痛，他的处方灵活多变，适不同病人，不同病因，不同病位，不同经络，不同脏腑辨证亦异。有时用胆草为君，有时用吴萸为君，有时用细辛为君，有时用川芎为君，有时用石膏为君，有时用鹿角为君。
案：
有一位头痛患者，临床按足太阳膀胱、足少阴肾经为病，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愈。而他自己配制的“麝香、龙脑、薄荷、全蝎、细辛、䗪虫、安息香等治疗“老年性动脉硬化”瘀血、窍闭引起的头痛，疗效极为明显。南京一陶姓妇人，80余岁，每每闻及或口服此药，头痛即止。
我学医时见父亲遇一产妇，临产时羊水已流干，用催产素后半小时胎儿不下，大夫主张剖腹，家属不愿，求父亲开方。
父亲对我说：“我们要利用产妇体内的新陈代谢，升降调节功能，《内经》讲‘成败生伏依乎动’，‘天气上升……地气下降……，人在气交之中。黄元御云：‘坎阳温升，命火发动，肝升肺降，脾升胃降……’，‘冲’为血海，‘任’主胞胎，肾主冲任。
故此产妇须养肝肾、调冲任、畅胞宫、降气机、用滑利。四物加黄芪、枸杞、河车、麻仁、荷叶、牛膝、冬葵子。”结果服药后不到一小时，胞宫气机调畅，产妇顺利分娩。
父亲在上海行医时，曾遇一奇特患者，舌体吐出老长，不能回缩，不能自主屈伸，……在上海遍治无效。
患者正值更年期，父亲考虑：更年期卵巢功能衰退，直至消失的一个过渡时期，绝经是其主要标志，此时应多考虑肾气虚衰，天癸竭，冲任亏损，机体内环境失去平衡，从而导致一系列脏腑功能失调。
故拟汤方按肝肾亏损、心脾湿热、阴阳失调治疗。并采古代成方“生蒲黄散”外涂舌面，第二天病人舌头即缩了回去。此事在上海一时传为佳话。父亲说这是奇中取胜。
我曾见父亲治一后壁心肌梗塞患者，此人早晨开始患心前区疼痛，口服硝酸甘油不缓解，随去中直医院急诊，查心电图I、Ⅱ、avF、ST段抬离，查白血球及转酞酶均高，当时患者面色苍白，微咳BP：160/100mmHg，心率108次/分，律齐，两肺呼吸音略粗糙，两下肺可闻湿啰音。
来院前医务室曾与注射罂粟碱一支，进院后刚静点低分子右旋糖酐后，患者就呕吐一大碗清水，吐后血压直线下降至0，心电图呈现心律不齐，心房纤颤。这时患者脉现三、五不调。再见患者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口唇青紫且凉，眼闭合，手足厥冷，小壶加入阿拉明、多巴胺、参附针等。
父亲会诊时说：“此患者，心肾阳虚，心阳式微，肾间阴寒之气随冲脉上逆，所谓“肾间动气”原出自《难经》，亦即先天之元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是构成和营养人体脏腑、经络的要素。
所以《难经·六十六难》说：“脐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经之根本也。”日本人丹波元胤说：“夫肾间，则冲脉所出之地……动气者，冲脉所主之气。”
急拟大剂量温肾回阳救逆兼益气活血通脉之品，调入米汤内灌服。并配合西医抢救治疗。
四、研究老年病，研制抗老药，重视药效，喜用“对药”
父亲对老年病很有研究，他认为中国医药宝库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抗老理论和方药。应该创出中国独特的抗衰老药，为世界人民服务。
《黄帝内经·灵枢》讲“阴阳具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
所谓“阴阳具竭”乃是“五脏空虚”“血气皆尽”的结果，父亲提出了，脏腑功能的健全，精气神血的充足，经络血脉的畅达，是人体抵抗衰老的最有力的保证。
提出：“抗老返青，补养自身新生的机能，主要在补固精气，保护脏腑，只要精气不散，脏腑不损，天年未尽，便无死理；即使生机已尽，也可无病而逝。
他研制出一组抗老强身的系列处方，其中包括《补固精气神血方》正副各一，《保护脏腑方》正副各一，《综合简化方》一个。
补固精气神血方主要成份
珍珠、琥珀、黄精、山药、首乌、河车等。重点使精、气、神、血配备平衡。
他说：“配备平衡，方免偏胜，太极阴阳，如环无端，平衡则相抱相守，不平衡则渐离渐远。”
保护脏腑处方主要成份
人参、冬虫草、鹿茸、海参、淡菜、三七、枸杞、丹参、首乌。
父亲重温易水学派理论，特别对脏腑虚损进行了探讨，并专题研究了李东垣的《脾胃论》、赵献可的《命门说》、张介宾的《大宝论》等。
父亲非常重视李中梓指出的“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之说，认为：肾者藏精，主生长、发育，与生殖、衰老关系密切；脾主受纳运化，人的运化功能差，气血生化无源，身体自然不会好。故在保护脏腑处方中，所选药物重点是对脾肾的培补。
《综合简化方》主要成份
黄芪、山药、葡萄干、熟地、黑芝麻、莲子、菟丝子、天冬等。
最近我国学者，北大生物系陈阅增教授及戴尧仁副教授等对我父亲的抗老防衰药进行了中药抑制单胺氧化酶活性的实验研究，其中《综合简化方》抑制单胺氧化酶活性可达60%。从这一指标看来，这一复方确有抗衰老的效应。
《黄帝内经·素问》中记载“年四十阴气自半，起居衰矣。”《黄帝内经·灵枢》记载“人年五十以上为老。”可以看出人自40岁以后，从生理上开始由强转衰，而到50岁以后，无论从自我感觉或从外貌，都会有衰老迹象出现。
1971年美国科学家罗滨逊首次发现，人后脑及血小板中的单胺氧化酶活性随年龄急剧增高，而45岁是个关键。1980年尼斯、伐勒等科学家的大量工作证实：45岁后单胺氧化酶活性的增高，被认为是衰老的主要原因。为“防患于未然”，所以服用抗老药物，不要等各种衰老征象都十分明显再开始服用。
父亲提出：人生40岁以后，至迟不过50岁即需要开始服用。60年代父亲曾将《综合简化方》等三个处方配制成药，进行临床观察，除自己服用外，三、四年中曾有20名知名人士服用。
现经有关人员回忆，其中有何香凝、朱蕴山、李根源、熊瑾玕、王季范、何遂、仇熬、张钫、顾寿白、周振麟、张次溪诸先生及冯友兰、孙伏园、王维庭教授等，这些人服后，大家一致反映精神好、睡眠好，食欲增加，也就是说精神比过去健旺，个别人服后有偏燥热感觉，其它无任何副作用。
1960年张钫先生曾亲书短文，谈他服药后的感觉，并建议推广生产此药。经过十年动乱，幸喜这张文字保留下来了。
总之，他认为抗老防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服用药物抗老，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只有从精神、饮食、卫生、锻炼等多方面注意养生之道，才能达到健康长寿之目的。
父亲对药物是很有研究的，从《神农本草经》到各地方本草均很重视，有时发现一种药的新用途，便随手记在小本子上。他认为一旦辨证、立法确立后，药物的使用最为关键，起着决定性作用。
认为：药有当用则用，抵当、承气、大戟、巴豆不嫌猛；桂附、干姜、四逆、理中不嫌温；人参、黄芪不嫌补；知母、黄柏不嫌寒。用药准确精当，轻病用轻剂，轻而不远题；重病用重剂，重而不偾事。用当，则能通神。
他以数十年的丰富经验，钻研古今中药文献，总结出一套完整的配伍规律。在用药特点上，往往采取对药双书。（后世称“施氏药对”）
为什么父亲偏要强调象“雷公”采取对药的形式呢？遵《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教导，认为人体得病，主要是人体内部阴阳失调的结果。
他常说：“我们治病就是要用药物的阴阳平衡，来达到体内的新的阴阳平衡，用对药形式，显然是强调以阴阳为代表的体内的双向调节系统。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说：“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齐；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生，而源泉不竭。”
人体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等调节正是靠着命火发动，坎阳温升，肝升肺降，脾升胃降，心肾相交，水火济济。这一阴一阳，一气一血，一表一里，一虚一实，一寒一热，一脏一腑，一升一降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相反相成的作用。
1982年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副主任医师吕景山同志将其临床用药配伍经验，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整理成册，全书收编了对药277对，按照药物的功能和主治，分为24类，出版了《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受到了国内医务界的广泛赞誉，并荣获1982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五、父亲一生献给祖国医学事业，解放后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
父亲的一生，献给了祖国医学事业，他十三岁从舅父李可亭先生学医，从小认为“人世间，有什么比疗疾救命更重要的呢？”1922年他开办中医医院（后改为疗养院）。1929年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取消中医，并准备正式通过决议案。
当此中医、中药命运危亡之际，他当即拍案而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宣传中医中药是祖国宝贵遗产，中国医学，古奥玄深，寿世保民，历史悠久，是一门重要科学，应与西医取长补短，相并存在，同时赴天津、上海、杭州等地，联络中医界人士，成立全国医药总会，组织请愿团，中医取消之说，始销声匿迹。
为发展中医事业，此时丁甘仁、谢利恒、夏应堂、朱南山、恽铁樵、陆渊雷、储润庭、耿樵麓、时逸仁等先生相继兴办中医学校。父亲也拿出巨额款项，置办设备，聘请教师，审阅教材。
在那满布荆棘、寸步难行的1931年，一个不受国家半分钱资助的“华北国医学院”诞生了。他生前还办过“中医讲习所”、“中医学社”、“函授”、“讲习班”。又独自办起了《文医半月刊》杂志等。中医研究院耿鉴庭老教授经常为此刊物投稿。
父亲视病人如亲人，无论贫富贵贱，只要你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他满面笑容地同你打招呼。除为穷苦人免费治疗外，有时还将自己的人参送与无钱买药的危重患者。他曾到过很多省市。
他告诉我们说，病人的体质、病情往往和发病原因、时间、气候、地位、居住地点、环境等有密切关系，应特别注意患者的“离绝菀结，忧恐喜怒”等情志变化。
听中医研究院耿鉴庭教授讲：那是抗战前的事，耿老当年廿多岁，在镇江“医政学院”工作，一天他给我父亲介绍了一位病人，父亲不仅为其详察病情，临走时还不厌其烦地解释煮药时间和方法等注意事项，并将患者一直送出大门之外，此人药后病即痊愈，施老对病人认真负责的态度至今记忆犹新。
解放后他受到了党和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多次接见，现在我们家里还摆着毛主席接见他时照的像片。周总理还亲自征询他对创办中医院、中医学院、中医科学研究院的建议和方案，并要他推举人才。
解放后他还同时在五所医院从事中医工作，曾任卫生部顾问，全国二、三、四届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
十年动乱期间，我们全家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父亲曾写诗寄与周总理及邓大姐，诗中写到：“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取信两君子，生死有余光……。”
他生前对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糖尿病、老年病、妇科等均有研究，在1979年出版的《施今墨临床经验集》对此也有所记载。今年根据父亲的抗老强身《综合简化方》由北京中药五厂生产的“抗老防衰丹”也已问世。
1969年8月父亲去逝了，听翟济生主任讲，他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前后共毕业十六届，毕业学生六百余人。另外还在绥远、察哈尔省的省会开办华北国医学院分院。他还以收徒方式，带徒随诊，造就出大批人才，很多同学在中医学术上有着较高的成就，并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都在四化建设的不同岗位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对我学医时的谆谆教导是记忆犹新的，也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我决心沿着父亲未走完的路，为振兴中国的医药事业，努力奋斗，自强不息，做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
I 版权声明
本文摘自《山西中医》（1986）丨本文作者/施如瑜，本文版权归权利人所有。 仅供学习交流，请勿随意试药。
编辑｜景天 视觉｜花椒
紫苏｜18018790602（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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