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从参加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以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正确意见,未能被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都接受。然而,毛泽东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尽可能地避免革命力量的损失,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办事,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团结全党同志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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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陈独秀犯右倾错误,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揭露“西山会议派“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阴谋, 写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在1925年下半年,戴季陶抛出所谓《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为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制造理论依据。毛泽东和党的其他同志一道, 奋起批判戴季陶阉割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揭露“戴季陶主义”的反共本质。当时,陈独秀主持中央的工作,主张“二次革命论”, 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批评了“左”的和右的错误,同“二次革命论”划清了界限,初步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维护了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胜利前进的时候,我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当时,地主、豪绅和国民党新老右派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诬蔑农民协会的中坚——贫农 为“痞子”。陈独秀作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被反动气焰所吓倒,也跟着非难农民运动,指责贫农打倒封建势力的革命行动“过火”。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亲自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以第一手的调查材料,在1927年2月16日,给陈独秀和中央写报告,维护革命的根本利益,从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全局出发,希望中央对已经兴起的农民运动采取正确的政策。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农民运动“好得很”,贫农革命情绪甚高,他们是“革命先锋”,用事实纠正那种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等谬论,并且说明“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士地问题,这两个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同时他批评中央和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错误态度和政策,在报告中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现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国民党自不待说,这是一件极值得注意之事。3月,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革命”,推翻地主政权,一切权力归农会,建立农民武装,这是农村的大变动,只有土豪劣绅才害怕,“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毛泽东强调贫农是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并指出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右倾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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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支持毛泽东这个考察报告,主张全文发表,但遭到陈独秀、彭述之的拒绝,不仅不支持,而且错误地批评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只好把这个报告推荐给我党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局,改为《湖南农民革命》的书名出版。并亲自写序言指出“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号召中国革命家要代表农民说话做事,每个革命者都应当读毛泽东这本书.尽管在湖南农民运动问题上,毛泽东和陈独秀已经是分道扬镳,但毛泽东仍然以党的团结统一为重, 继续积极指导农村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研究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并努力为党培养大批农运领导骨干。直到大革命失败前夕,在7月4日,毛泽东还同陈独秀等一起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对付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叛变,毛泽东正确地提出要保存武力,主张农民自卫军“上山”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等。这对于以后中国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很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维护新政治局常委的领导,针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从国共关系、农民问题、军事方面和组织问题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正确观点,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道路有重要意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瞿秋白曾要留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毛泽东对他说:我要去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请求中央批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赞同与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和请求。8月8日,中央任命毛泽东为湘南特委书记,去领导湘南地区广大农村的农民革命斗争。8月12日又任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与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起,去湖南领导湖南全省的农民秋收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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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回到长沙,传达党中央指示,改组湖南省委,组织领导湖南地区的秋收起义。湖南省委派毛泽东到湘赖边界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组织工农革命军,领导起义。前委根据党中央关于两湖秋收暴动计划决议案,和湖南秋收起义武装要”会攻长沙”的决定,确定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分三路进攻敌人,然后配合长沙城郊人民起义,夺取长沙。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由于敌强我弱,个别指挥员未执行前委指示和指挥失当、以及第四团通敌叛变,使部队受到重损失。如果继续“会攻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当机立断, 于17日命令部队到文家市集中。19日,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召开会议,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毛泽东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必须改变进攻长沙的计划,以保存实力的正确主张,并同前委的同志团结一致, 决定向萍乡方向退却。29日,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因进军途中迭遭挫折,卢德铭牺牲,部队思想混乱,毛泽东和前委同志紧密地团结干部和战士,把部队进行改编,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并建立和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把支部建在连上。在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建立了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这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10 月,毛泽东等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虽然毛泽东是正确的,但11月9至10日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错误地撤销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几个月以后,毛泽东知道自己受了处分,他忍受委屈,努力奋斗。1928 年3月上旬,湘南特委代表批评井冈山前委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又取消了前委,并强令毛部开往湘南。毛泽东虽然思想不通,但只好服从党的决定.进军湘南,使井冈山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了一个多月。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的部队及湘南农军回到宁冈,重新开始了湘赣边界割据。割据形势又逐渐好起来。8月,湖南省委派人到边区,命令朱,毛立即分兵进攻湘南,还拿出省委的信证明进军湘南是正确的。这时,毛泽东认为,不从则示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 不好处理。因此,他从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这个大局着想,同军委, 特委、水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大家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意见。可是,省委代表不同意,还是去了,结果招致了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对于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毛泽东也重在总结教训,他在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失败的痛苦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由于毛泽东能够善于团结干部、战土和群众,因而经过曲折斗争,使井冈山根据地建设得以继续发展。1930年夏, 根据地扩大到十几个县。然而,这时李立三等又命令毛部进攻长沙,毛泽东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眼见攻打长沙十几天未能奏效,认为继续与装备精良的蒋介石部队在大城市纠缠,将危及红一方面军和根据地的生存,应当审慎地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作战方针。所以,他同总前委的同志们共同研究保持团结一致,认为不能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决定把部队撤出长沙,避免部队遭受惨重的损失。同时,利用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使得部队有了新的发展。

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了中央领导地位。1931 年11月召开“赣南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对毛泽东等各方面的正确政策,特别在军事上,错误地否定、谴责毛泽东的正确领导。1932年 10月上旬,中央苏区中央局又在宁都召开了会议,批评毛泽东“诱敌深人”的正确方针是所谓“右倾”。宁都会议错误地撤销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权,毛泽东从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利益出发, 接受去做政府工作的决定,由于他被撤销了红军政委职务,也只好离开部队从事地方工作。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还是顾全大局,他只是说既然不信任我,那只好到地方去。毛泽东这种以党的事业为重的精神境界,不仅没有任何分裂党的团结和统一行为,而且服从党的组织安排,继续积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写了许多著作,批判“左”倾教条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上更好地解决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道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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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遇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以毛泽东为代表所坚持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党的遵义会议上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并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周围,不断创新局面,从胜利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发展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党中央的政治生活比较正常,毛泽东在贯彻民主集中制和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45 年4月,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为了增进党的团结和统一,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毛泽东提议要把在历史上曾经犯有错误的几位中央领导人包括王明,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对代表们说: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应太着重个人责任。尽管他在会议期间做了代表们的工作,但在选举那天,毛泽东仍然十分注重。当代表们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时可以自由活动,可是毛泽东不但没有走开,而且坐在台上听唱票,一直等到选票快唱完了,王明等得票过了半数,他才离去。这表明毛泽东能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同志,实现党的高度团结,维护革命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