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决掉政敌克里萨菲乌斯后，马西安与普尔喀利亚掌握了帝国的最高权力。由于塞奥多西二世在位的最后几年，国库已经接近枯竭，大部分的金钱都被用来支付给匈奴人，所以马西安开始着手整理帝国的财政问题。为了扭转这种状况，马西安声明不再向匈奴人支付这些补偿金，当时阿提拉正忙于攻打帝国西部，无暇回应马西安的无理要求，最后到自己去世都没有向马西安报仇。如果不是匈奴王没有受野心的驱使而在西部推翻其统治的话，马西安对匈奴王所提要求的回绝会让他付出惨烈的代价，而这一切都以阿提拉的意外死亡而终结。马西安的蛮族政策既是对克里萨菲乌斯权力的否定，更是对帝国曾经以金钱交换和平政策的否定。
一、卡尔西顿会议后帝国的政治情况
帝国外患问题解决之后，马西安开始着手稳定国内局势。对待匈奴人的政策上使马西安赢得了元老院的支持，他们认为支付给匈奴人的贡金消耗了帝国大量的金钱。马西安还将执政官数量减少到三个，执政官由元老院选出后并居住在君士坦丁堡，马西安还废除了执政官例行给予民众的慷慨的赠品。此外，马西安还填补了437年到47年拖欠的款项，解决了帝国部分资金问题。在马西安去世时，他已经为帝国储备了超过10万磅黄金的财产。资金问题缓解，卡尔西顿会议前后的宗教问题一直是影响帝国政治局势的因素。
利奥一世是西部罗马教会的主教，是整个罗马帝国教会的重要人物，他很自然地对第二次以弗所会议上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愤怒。他给弗拉维安的信件并没有在会议上读出来，自己的宗教信仰并没有得到传播。于是利奥向马西安提议在自己所管辖的地区意大利重新召开一次宗教大会，但是这个请求被马西安简单地拒绝了。最后经过协商，马西安同意召开一次新的宗教大会，但是地点则定在东部地区。马西安的这个决定是提升君士坦丁堡教会，甚至是新首都的政治地位的表现。
塞奥多西二世上任以来，帝国并没有扭转前朝阿卡狄乌斯皇帝时的颓势，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帝国能够重现塞奥多西一世时期的荣光。国内的宗教争端问题只是得到了暂时解决，并没有完全地统一帝国的宗教教义；外部蛮族的入侵更是使帝国无力还击，帝国的政治局势陷入混乱之中。马西安的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政治混乱的情况，铲除了政敌，稳定了皇帝地位，他计划重新召开一次新的宗教会议，彻底解决帝国的宗教教义纷争问题。
卡尔西顿会议最终也达到了新皇帝的目的，会议决议平反之前“强盗会议”上受到迫害的教士们，尤其是前任君士坦丁堡主教弗拉维安。会议还处决了“强盗会议”的主谋，亚历山大里亚主教狄奥斯克鲁斯，惩罚了一性论派。会议提升了君士坦丁堡教会在帝国宗教世界中的地位，已经与罗马地位相同，这让利奥感到非常不满，认为自己的教皇权威受到了威胁，表示拒绝接受卡尔西顿会议的结果。
马西安上任之后，无论是对外的匈奴政策还是对内的财政改革，都对帝国宗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皇帝的政策让君士坦丁堡摆脱了对埃及的金钱依赖，加上宗教斗争中马西安与普尔喀利亚对一性论派的打击，使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失去了宗教地位。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衰落对罗马也同样造成一定的伤害。之前的宗教争端过程中，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冲突中曾经让罗马教会可以坐收渔利，如今，卡尔西顿会议对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制裁己经使得君士坦丁堡教会地位追平罗马，使得君士坦丁堡无论政治上还是宗教上都能与罗马平起平坐，让罗马的优势不复存在。同时也为东西教会之争埋下隐患。
二、卡尔西顿会议对埃及地区的影响
卡尔西顿会议的最终结论是将一性论派定为异端教派，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宗教地位受到了打击。虽然一性论思想已经被帝国正统教会定义为异端思想，但是它依然在埃及地区传播，埃及人民继续支持他们的一性论派的观点，并且采取暴动行为抵制帝国政府的强制性宗教行为，试图摆脱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控制，建立自己的教会。从长期来看，影响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埃及宗教上的影响
公元1世纪，基督教进入埃及，开始在埃及地区传播。贾宝维与田明两位老师在论文著作中谈论过基督教在埃及地区传播的问题，基督教之所以能够顺利传入埃及，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埃及的传统宗教文化与基督教有许多相同契合的地方。基督教在形成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东方神学的内容，特别是埃及的传统宗教对基督教有重要影响，为基督教教义体系的完善成熟做出了很多贡献。
卡尔西顿会议之后，亚历山大里亚受到了帝国政府的打击，所以它必须为埃及的教徒们寻找一个新的宗教方向。由于埃及的教徒们依然坚持他们的一性论派的观点，所以埃及地区的科普特教会逐渐独立出来，脱颖而出成为埃及教徒们的宗教寄托，从此开始埃及的基督教科普特时代到来，埃及的民族意识一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变化，民族传统仍然得到了发展。特普特语在官方文件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甚至基督教会中的重要人物也宁愿讲科普特语而不讲希腊语。
一性论派在会议上被定义为异端，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埃及教会的独立。随着时间的推移，埃及的一性论派变得更加激进，他们以一种非常忠诚的态度来追随他们的大主教，给予他最大的支持，并且不认同帝国委任的主教，甚至向上文里提到的一样，杀害这些帝国指派给埃及地区的主教们。之后的几任皇帝们依然执行打压埃及一性论派的宗教政策，这加深了埃及人民对帝国的反感程度，也更使得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教会更加团结，并始终如一地维护自己的信仰，希望再次使一性论思想成为帝国的正统。在阿纳斯塔修斯统治末期，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依然保持着对自己独立的保护，警惕外来的干涉。
451年的卡尔西顿会议，对于埃及来说，意味着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从西方和希腊教会中分离出去。但是，随着科普特教会的发展，一性论派依然在埃及拥有强大的势力，并且向帝国东部地区传播，尤其是在非洲地区的传播。一性论派在卡尔西顿会议之后的传教运动，路线主要集中在亚历山大里亚经红海到非洲之角的贸易路线上。在南方，埃塞俄比亚教会与科普特教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除了埃塞俄比亚之外，邻近埃及的努比亚也受到了埃及宗教传教的影响。努比亚地区自古以来就与埃及地区有频繁的往来，所以比较早地就受到了埃及基督教的影响，努比亚的居民很早就被新的信仰所吸引，接受了这种信仰。努比亚与埃及两地基督教的密切关系，一直以来被作为科普特教会史的一部分来对待。
2.对埃及政治方面的影响
埃及拜占庭时期的政治情况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随着基督教的逐渐合法化，帝国教会成为埃及一支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力量。帝国教会时常通过基督教信条的规范对埃及地区的教众进行压迫与控制，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帝国统治的稳定。埃及教众对于不同信仰的反抗使帝国对埃及地区采取了一定的政治措施，例如，卡尔西顿会议后，亚历山大里亚出现了两位主教，一位是帝国政府任命的主教，他既负责埃及地区的宗教事务，也向皇帝负责，主管行政与司法。卡尔西顿会议之后，帝国任命普洛特里乌斯为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代替已经被制裁的狄奥斯克鲁斯；另一位主教则是受到埃及教众支持的一性论派的领袖，他负责维护埃及教徒们的宗教信仰。两位主教的出现体现了埃及与帝国政府的矛盾，这种矛盾从宗教延伸到政治，导致了埃及教众对帝国政府的反抗情绪。
除此之外，帝国政府对埃及地区的统治政策也在卡尔西顿会议之后逐渐产生变化。帝国一直对埃及地区采取权力限制的政策，加强专制主义统治，分化埃及的权力。在戴克里先时期，将埃及作为罗马东部主教管辖区的一部分，把埃及行省分成3个省，即底比斯行省、阿卡迪亚省和下埃及，各行省之间相互独立。实际上其他行省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埃及的总督，这在总体上分解了埃及的权力。在卡尔西顿会议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帝国为了加强控制，继续分化埃及的权力，帝国政府再次实行改革措施。
总结
卡尔西顿会议对埃及的政治影响是帝国对埃及权力和势力的分解，更深一步地加强了对埃及地区的专制统治。从3世纪开始，帝国就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限制埃及的权力，防止对首都产生政治威胁。卡尔西顿会议之后的亚历山大里亚暴动事件，再次给帝国政府敲响了警钟，也让帝国政府进一步萌生了限制和分化埃及权力的想法，尤其是会议之后，亚历山大里亚民众无论是在宗教上还是政治上反抗政府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帝国进一步限制埃及权力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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