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考虑古人生活物资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一个因素,烧火做饭用的柴。在古代,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柴才是排在第一位的大事。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一百万之多万人口的城市,需要多少柴才能满足日常需要?

以古人一日两餐计算,仅生活做饭,一百万人一天也要烧掉一百万斤柴。除了日常生活用柴,历朝历代的宫殿,官府、民舍、寺庙等,哪一样不需要木材?北方城市冬天烤火,也需要大量木炭。

这么多木材和柴薪从哪里来?

建筑用木材还可以远一点运来,做饭和烤火用的柴和碳的供应地却不能太远,因此,日子一久,很多朝代都闹“能源危机”。我们试用几个朝代的都城进行分析。

汉朝定都长安时,关中盆地时天下最富庶的地区。《史记》中这样说的:“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当时的长安周边还被称为“陆海”,到处是茂密的森林。

西汉时期的长安人口也就二十来万,关中一带的粮食和木材还能支撑一座都城的需求。由于历年修建宫殿,到了唐朝,关中盆地和终南山已经完全没有大树了,修建宫殿要到山西、湖北等地砍伐大树了。此时,长安的人口也达到一百万,烧柴也成了大问题。

历代解决柴碳问题主要有几个手段。

砍柴和烧炭,是古代的一种职业。历代很重视一个事情,就是没有土地的流民问题。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居民是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很多朝代都严禁权贵和地主圈占山林,无主的山林可以给流民一个砍柴谋生的机会,这种职业叫做“樵夫”,江淹、朱买臣等名人,都是砍柴的樵夫出身。烧炭也是如此,白居易的《卖炭翁》一文就描写了一个烧碳为生的老翁的故事。

古代对砍材烧碳不禁止,对民间采矿确控制非常严,因为,采矿不但人员密集,还可以冶炼出兵器,砍柴则基本上是民间分散行为,对政权没什么危害。

但是,古人却忽略了一个生态和环保问题。

唐朝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涌入终南山,砍柴的砍柴,烧炭的烧炭,最后都运到长安销售,最终造成了终南山的植被严重破坏。

即便如此,长安的烧柴问题还是不能就近解决。离长安稍远的岐州、陇州等地相继列入了长安的柴碳供应地。为了解决燃料问题,唐朝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官职“木炭使”,负责柴碳的供应。

除了开源之外,朝廷对木炭的供应还进行节流,实行配额制。外国的使节,每人每天三斤碳,五品以上的官员每人每天来二斤碳,低品级的官员家庭,只能在冬天瑟瑟发抖了。

即便如此,到了唐朝末年,长安周边的山林基本上被砍伐光了。水土流失造成了“八水绕长安”的盛景一去不复返,关中盆地的耕地也急速退化,长安不但缺柴,更缺粮食了。

关中盆地的自然条件已经不能再支撑起一座大城市了,所以自唐以后,长安已经不是建都首选了。

我有一个假设,如果不是后世开始用煤炭做燃料,仅一个烧柴和木炭的问题,没有哪个都城能维持两百年。都城就是一个超级大蝗虫,把周周围的山林啃光,把都城附近生态全部破坏掉。

北宋把都城定到开封,烧柴的问题更是愁死了皇帝和京城的官员们。

公元950年,北宋建国,当时的开封城还是林木繁密。过了一百年,在宋神宗在位期间,开封周围已经没有一片大的林地,都城就这样孤零零立在华北平原上。到了徽宗时期,开封周边的更是树木稀少,一个大臣对皇帝说;"陛下若登城北望,十里之内,已不见树影。"

职业樵夫,要到离城近百里的地方才能砍到柴薪,一天都未必能有一个来回。更有甚者,为了烧火做饭,京城的军队竟然以各种明目出城,把老百姓的种植的经济林木桑树和枣树都砍了,还把树根挖出来晒干作为木柴。在元丰年间的一个冬天,一担柴卖到了三百文,跟半担米的价格差不多。在大雪天,开封城经常有贫民全家冻死。

不过从宋朝起,煤炭也慢慢开始被使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京城能源危机。

自元朝起,北京成为了都城。京城的燃料危机也慢慢没那么严重了,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大运河开通,可以让木炭从南方源源不断运来。黄仁宇先生的《明代的漕运》就详细记载了每年通过运河抵达北京的木炭数量。

其次,煤炭开始较大规模使用。虽然宫廷和官府还是用木炭为主,煤炭为辅,民间已经开始普遍使用煤炭。尤其是金属冶炼,已经基本上采用煤炭。

如果到了明清时期,还用木材做主要燃料的话,北京周边的树立恐怕也会被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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