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可可 | 暮云为霞亦烂漫——记薛暮桥晚年在无锡的一次座谈|于光远|孙冶方|无锡市|汤可可|薛暮桥|钱俊瑞

作者汤可可

编者：今年10月25日是无锡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薛暮桥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发布汤可可先生写于2006年的纪念薛暮桥一文，表达我们对这位经济学大师的缅怀之情。

收到薛小和女士寄来的《百年沧桑一代宗师》，才蓦然想起，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的薛暮桥，离我们而去已经一年有余了（薛暮桥生于1904年10月25日，逝于2005年7月22日）。读着这些由他的同事、朋友、学生、后辈所记写的纪念文字，薛老谦和慈祥的笑容又一次在眼前浮现，他带着浓重乡音的话语也在耳边亲切地响起。

那是1989年初春，乍暖还寒。薛老到南京、无锡调研考察，这是他改革开放后第三次专程到苏南一带做调研。一路上，他约请省市经济研究中心和计经委的同志开会座谈，了解地方经济运行现状，更多的则是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在无锡，薛老特地召集市政府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一起讨论。会上，已退居二线担任市政府顾问的郁谦同志作了主题汇报。他谈到，当时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投资过热和效益下降，单靠双紧政策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要改变财政承包制度。这引起了薛老的重视，他仔细地倾听发言，微微颔首沉思，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但却没有陈述自己的看法。后来才知道，薛老这一次调研广泛听取基层同志的意见，加上深入思考，综合形成关于深化企业、财税、金融、外贸、价格改革的一系列见解，写进了他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也写进了关于“八五”计划的建议之中，对90年代前期改革的推进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会议结束时，薛老提出，希望约一些年轻同志，包括经济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一起作一次交流。这正好与无锡青年理论工作者想与薛老见见面的愿望一拍即合。在市委、市政府的安排下，无锡中青年经济发展研究会的20多位年轻同志，第二天与薛老作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座谈。

座谈会开始时，会长秦庆武简要介绍了研究会的情况，希望薛老给大家谈谈经济研究的方向和方法。薛老说，你们都很年轻，接受经济理论的系统教育，接触丰富的经济社会实践，都比我们当年要早。我们这一代人年纪大了，改革开放的理论总结和理论指导，要靠你们这一辈人多做工作啦。亲切的话语，使在座的人倍受鼓舞，一下子消除了大家的拘束。

薛老满怀激情地回忆起他早年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说，美国和日本学者都曾问过我在什么大学读的书，我告诉他们是“牢监大学”。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因为呼应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他与沪杭甬铁路工会的同志在杭州被捕，关押在陆军监狱。同监的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明知自己即将被处死，但仍每天读书五六个小时，还要求狱友跟他一起学习。他说：“共产党人活一天就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监牢中不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掷地有声的几句话，强烈地震撼了青年薛暮桥的心灵，从此激励他一生发愤、不倦学习。从陆军监狱到反省院的三年多时间里，他读了数十部经济学、政治学、世界史和自然科学的著作，还学会了世界语，用它写成文章传出监狱发表。薛老语重心长地嘱咐大家，一定要系统学习理论，为从事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薛老又以当年无锡农村调查为例，教导大家要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说，正是陈翰老和他领导的无锡农村调查，把我和当时的一批年轻人，引上了研究经济科学的正确道路。20年代末，薛老以无锡玉祁礼社为典型作农村社会调查，通过精确的现状描述和真实数据的对比，写成《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研究报告，揭示了经济社会变迁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依据现实调查，他和孙冶方、钱俊瑞等青年同志一起，以《中国农村》为阵地，与国民党改组派文人、党内托派及改良派学者展开激烈论战，批驳农村经济问题上的种种谬论，为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目标的确定奠定了理论支点。薛老以自己的体会告诉我们，事实胜于雄辩，对事实的正确把握和理性认识，才是通向真理的阶梯。

薛老在谈到自己10年前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时，他特别强调，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经济学研究贵在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他说到文化大革命前，陆定一同志曾建议他和孙冶方、于光远三人，编写一本总结中国经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但从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到返回北京担任经济决策咨询工作，他先后写了五、六稿，都因为不敢突破禁区、摆脱思想束缚，未能最终成书。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推动下，他系统反思20多年计划经济的缺陷和挫折，才真正理清思路。后来用了短短三个月时间，一气呵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第七稿，出版后多次翻印近1000万册，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启动时期的理论启蒙读物。

若干年以后，在无锡的另一个座谈会上，吴敬琏曾这样说：薛老是我知道的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思想不止的人。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绝不固执自己信奉的旧教条。正因为与时俱进，唯真理是从，所以能做到高瞻远瞩、独树一帜。改革国有企业，发展民营经济，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几乎都是他最先提出来的。

这一年薛老已是85岁高龄，耳朵有点失聪，腿脚也不再灵便。但两三个小时的座谈会他始终兴致勃勃，倾听大家的发言，解答大家的提问。散会时，又起身与大家一一握手道别，说：年纪大了，说不准下次还有没有机会回无锡来看看，欢迎你们到北京来喔。1979年那次到无锡，薛老住在太湖饭店两个月，埋头修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并主持有300多名理论工作者参加、被人称为“解冻会议”的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吹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1985年再度回无锡调查研究，他用一个月时间编写了《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一书，深入探讨中国改革向纵深行进的路径，也应邀参加了影响深远的无锡跨世纪发展战略研讨会。而这一次，他在无锡只停留了短短几天时间。直到10年后住进医院，薛老再也没有回到他魂牵梦绕的故乡。与青年人的这一次座谈会，是不是可以算作他与家乡的一种道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