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期刊登的是即将于11月7日晚上召开的企业史第44期读书会书目——《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简介,由小编根据相关资料翻译与编辑,供大家阅读参考。本书作者保尔·芒图(Paul Mantoux)为法国历史学家,曾经担任过1919年巴黎和会“三巨头”之一的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的翻译。保尔·芒图虽蜚声欧美,该书也享有盛誉,但在国内知名度不高,有关介绍的资料极少。有鉴于该书对我们了解英国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的前提究竟是什么,以及产业革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以及具备哪些方面的经济因素这两个问题有很大的帮助,故荐之。
本期刊登的内容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美国著名技术史学家梅尔文·克兰兹伯格(Melvin Kranzberg)为之所撰写的英文书评,第二部分是英国经济史学家T.S.艾什顿(T. S. Ashton)为之所撰写的序。克兰兹伯格在1972-1988年期间担任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技术史教授。1959-1981期间担任美国技术史学会会刊《技术与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主编达22年之久。艾什顿曾当选英国科学院院士。1921年,他被任命为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高级讲师,并担任曼彻斯特统计协会会长。1944-1954年任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后获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史荣誉教授的头衔,是英国经济史学界知名学者。其研究方向是18世纪经济,特别是钢铁与煤炭工业的发展,主要作品有《工业革命中的钢铁》(Iron and Steel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煤炭工业》(The Coal Industry)等;其代表作《工业革命(1760-1830)》中文版2020年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
这本书一直是经济史上的经典著作。如今,随着科技发展研究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这本“英国现代工厂制度开端的概述”也获得了科技史经典的地位。
半个多世纪前,该书首次以法文出版,1928 年被翻译成英文时,作者对其进行了修订。本纸质装订版是对1928年修订版的再版,采用了新的版材,并增加了书目资料和伦敦大学经济史荣誉教授艾什顿的序言。
在序言中,艾什顿教授指出了近期学术研究中与芒图不同的几个地方。令人惊讶的是,差异如此之少,而且相对来说微不足道。如果艾什顿再写一本同样篇幅的书,就可以指出近期学术界倾向于支持芒图的许多解释,而芒图最初阐述这些解释时,似乎都是基于站不住脚的证据,例如圈地运动对18世纪英国劳动力供应的影响。尽管芒图认为他的工作是 “临时”的综合,但最新的研究证实了这种“临时”,并将其转化为一项几乎是定性的研究。
然而,随着历史调查发现新材料或重新解释以前的数据,即使是定论也会受到质疑和局限。例如,芒图的结论认为,早期工业革命的发明 “几乎没有从纯粹的科学发现中得出结论”,而且 “第一批发明家大多数都不是科学家”,尽管这一结论仍然大致正确,但却成为当代学者们探究的主题。他们的研究似乎表明,“纯科学”与工业革命初期的“技术”之间的关系比芒图所意识到的更为微妙和复杂,例如罗伯特·E·斯科菲尔德(Robert E. Schofield)最近出版的《伯明翰的月光社:18世纪英格兰地方性科学和工业的社会史》为我们提供了对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更复杂的解释。
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芒图的《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仍然是最好的入门读物之一,任何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它。这本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参考书,因为除了芒图最初的综合书目外,还增加了一个补充书目,其中包括从 1928 年修订版到 1958 年出版的作品。本书目补编由布尔德博士(Dr. A. Bourde)在芒图夫人(Mme. Mantoux)和该领域其他杰出学者的协助下编纂而成。
有些经典著作经常被人提及,但却无人阅读,而这本书则不同,它是活跃的学者必须经常参阅的书籍。现在,这本经典著作以廉价纸质版的形式出版,使所有研究技术发展的学生都能读到。
梅尔文·克兰兹伯格
1964年
——文章来源:Technology andCulture,Vol.5,No.1(Winter,1964), pp.81-82
法国有许多作家——我们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伏尔泰、泰恩和阿莱维的名字——,他们在向其同胞解释英国的同时,也使英国人更好地理解本国,保尔·芒图是其中之一。“产业革命”这个词是一位法国作者在十八世纪创造出来的;关于这个研究题目的第一本综合性著作来自英吉利海峡彼岸是适当的。芒图先生的书,出版已有五十多年了,修订版在英国发行也有三十年了。但是,它是一本不因时间而变得陈旧的书,而且,这个新版本使日益增多的经济史研究者更易于理解它,因此,它不会是最后的一版。
在本世纪初,英国历史研究工作所受的外国影响主要是从德国来的。柏林方面同这个新兴的、前途未卜的专题有所关联,无疑是有益的。但是,细密的分类和玄妙的解释从未打动英国人的心;因此一个年轻学生在1909或1910年读到了这位法国学者的著作,就感到宽慰,因为这位学者说,一切分类都必定或多或少是人为的,所以他只想“辨认出一些集合在一起的......构成经济史上那些重大时期的特性的事实。”产业革命被他简单地看作是一个由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市场的扩大和人民大众采用新的制造方法而产生的运动。对于理论思想的转变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态度的转变,他也给以应有的注意。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甚至个人自由的发展(他的前辈中有些人把重点放在这一点上)芒图先生也看作是工商业高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样的论述既合乎逻辑又符合年代的顺序。一般说来,事实摆出以后,真相不言自明。但是,著者的评论始终是恰当的,描述也是极其清楚的。
芒图一点也不傲慢武断。他不像英国传奇中的法国人那样断言,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并且只愿以自己的名誉作担保。他决不要求他的读者不加深究地相信任何事物。他通晓十八世纪的经济文献,尤其是小册子,而且也利用了许多手写的原始资料。然而,他说他的著作是一种暂时性的综合物。他与那位叙述罗兹被围的著名的历史学家形成对照,他已做好准备去按照后来的调查人的发现来修改自己的结论。——只需把1928年英文版同最初的法文本相比,就可看出他是多么愿意这样做的。正是他的这种虚心才使我有勇气借此机会请人们注意现代学者有几点意见与他的意见不同。必须承认,这几点都是次要的。
最有启发性的篇章之一就是论述农业变动的那一章。英国有一个关于自耕农的神话,正如法国——我们敢说出来吗?——有一个关于农民的神话一样。说农民对小块土地有完全所有权会培育出独立精神和其他刚强不屈的美德,这可能是真的。但是,由于芒图先生论述得很清楚,所以哀叹“自耕农的衰落”未免哀叹得过分了,圈地运动所起的作用也被人们夸大了。在所谓土地革命(这是不适当的名称)的开始之前,大多数土地所有者早已离开了土地或者变成了租地人——一般租用了较大的土地。不过那些擅自占用公地者和雇农,可能也有小佃农,都没有离开土地。圈地运动使他们受很多的苦。然而,必须指出,历史学家们现在对议会委员会和圈地委员的工作的看法,比较大约三十年前的一般看法要有利些。他们处理要求土地的案件,虽然不总是公平,但力求合法。这本书对农业技术改良的叙述,几乎好到不能再好。我们只能补上一点,就是杰思罗·塔尔在某些方面现在看来好像是反动派而不是改革派,而另一些名字可要出现在先驱者的名单里,放在汤森、科克和阿瑟·扬等名字的旁边。现在,人们知道只有部分土地适合诺福克郡那种新耕作法,而且,各地区的进展的速度也有快有慢。但农村的耕作面积和每英亩的产量整个说来都扩大了。芒图先生的结论是:他们的首创精神既是为了追求私利又是为了有益于公众。这个结论在多年前遭到一些反对,但是现在却普遍地获得赞同。
关于制造业和运输的革新,人们写过几本书。但是,虽然其中有些比本书详细,可是没有一本能比这里所提供的说明更加明晰了。然而必须承认,英国作家们尽管得到新证据的支持,仍然倾向于这样的意见,即:主要是刘易斯·保尔而不是约翰·怀亚特使机械纺织最初获得进展。关于塞缪尔·沃克用计谋获得享茨曼的坩埚制作法这件事的传说,有人也表示怀疑,因为那与我们所知有关沃克的其他各事不一致。现代学者们偏要强调不列颠以外的发明,轧棉机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对于各种工业的历史的最新调查研究(在芒图先生写作时,这些工业的历史很少被人所知)指出,科学家们特别是化学家们所起的作用,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大。对照实验以及从简单的不断摸索而得到的发现,跟技术的进展大有关系。
关于各种发明对工人有什么影响,本书倒数第二章几乎说得详尽无遗了。我们现在已拥有有关利用水车的比较完备的细节从而得到这样的结论,即:雇用贫穷的童工的做法没有先前所料想的那样广泛,其衰落也比料想的要早。对童工虐待得最凶,不是在雇主执行严酷的纪律时,而是常常发生在把监督权交给愚昧无情的下级职员时。在仁慈的雇主如戴维·戴尔、罗伯特·皮尔和塞缪尔·格雷格手下,工厂生活不是与健康不相容的,而且似乎有时使工人觉得幸福。芒图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合乎情理的;他彻底澄清了米歇尔特所散布的那种传说,即皮特叫工厂主雇用童工(这是所谓“可怕的回答”),这也是一个贡献。
怎样把成年人招入工厂,怎样引诱和强迫他们逐渐习惯于他们本来不愿的在严格监督之下按规定时数的工作,关于这些,人们现在知道得更多一些了。工厂工人的工资增高,家庭工人的工资下降,这是一般人都承认的。正如芒图先生指出的那样,1792年以后,手织机织工工资低,不是由于动力织机(因为动力织机后来才有)所致,而是由于那些企图在自己家里干活的人数目过多所致。这是许多国家中今天仍然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当时这是由于一些情况而加剧了,对于这些情况今天人们仍然注意得不够。好几百年来,纺纱是女人的工作,织布是男人的工作。在引进纺机之后,对家里纺出的纱线的需要下降了,许多妇女就撇开手纺车去学习使用织布机。她们自己不一定因为这种改变而处境更糟(纺纱一向是低薪职业),但是,她们同男人竞争的结果,一般必定迫使织工的工资下降。因此,芒图先生说,工资下降不是由于动力织机的竞争所致,这话是对的,可是工资下降是由于引进机器——而引进的部门就是纺纱工业。
关于另外两个事实,需要再说一遍。关于济贫法的叙述足极好的,但是,斯皮纳姆兰制度并没有实行于全英国。它是对贫困农民的一种救济办法——不论好歹——,它的遗迹在北部工业区并没有多少。还有,关于1799年同盟条例,芒图先生所说的一切都是确实的。他正确地指出,这只是一系列的类似措施中的一个。但是,必须补充说,它所规定的处罚比起较早的条例所规定的轻得多,而且——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很少被人援用。工人因组织工会吃官司,像以往一样,大多数都是根据普通法的阴谋罪条款提出的,但是,有证据可以说明,许多工会没有受到干扰。还要请读者注意:在本书里,作者一再把产业革命时期的状况与今天的状况来个比较或对照。然而,必须记住,“今天”的意思是指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而不是六十年代。芒图先生写作这本书以后,英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积广大的土地又为耕种土地的人所有了。今天参观曼彻斯特的人很难发现单独一家棉纺厂了。工业又广泛地分散开来了;南部不再是不发达和不活跃的了。英国人关于大英帝国的梦想,今天也已经不是过去那样的了。
“死水必有毒”。历史是没有最后的结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产业革命的看法需要作出进一步的改变。但是,让我们重复一遍,从结构和细节这两方面看,这本书在用任何语言写的谈产业革命的入门书中是最好的。此外,它还是一本永久性的参考著作。近来,从头至尾地又读了一遍,觉得这是一本人们不愿放过不读的书。它新鲜可爱,很是惊人。近代作家们有相当多的调查结果,过去会以为是全新的,现在知道芒图先生早已作出这些调查结果了。他的书是经济史的稀有著作之一,可以公正地说是经典性的著作。
伦敦大学经济史荣誉教授
T.S.艾什顿
196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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