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二十岁,在东莞黄江镇的一家小电子厂里打工,厂子不大,员工也就两百来号人,大家天天在一起,很快就熟络了。

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厂里的娱乐活动又少,谈恋爱自然成了我们最大的精神寄托,不论是年轻的小伙子,还是中年男女,大家都热衷于在这片小天地里寻找情感的慰藉,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对彼此的过往并不了解,对于厂里的恋情也就见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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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厂里待了半年,也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恋爱的潮流,我和女朋友都是湖南人,在异乡遇到老乡,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感,我们很快就走到了一起,沉浸在爱的甜蜜中。

离厂门口不远有一条河沟,走路大概七八分钟的路程,岸边长满了及腰高的茅草,每当晚上不用加班,情侣们就会去那里散步,累了就躺在草地上,肩并肩,仰望星空,低语呢喃。

目睹过太多情侣为了放松常常去到河边恩爱,我们也去河沟边体验了一次夜晚的浪漫,虽然那晚没有星星,但那次经历却让我铭记一生,我心里暗下决心,要和这个女人共度一生。

然而河沟边的浪漫并非没有风险,那时的治安状况并不好,很多找不到工作的男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选择了抢劫,那些情侣们情意绵绵的河沟边也是这些不法之徒频繁出没的场所。

电子厂的的日子里,我经常听到一些带着悲剧色彩却又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比如情侣们在河边唱完情歌,却发现自己的衣服不翼而飞,无奈之下只能捡起一块纸板遮羞,让人帮忙取回衣服,然后落魄的逃回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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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里很多员工经历了几次这样的尴尬事件后,大家纷纷呼吁,厂方终于决定设立几间夫妻房,算是表达对员工的关怀,也是为了提升大家的积极性。

这个措施算是比较人性化的了,但问题是夫妻房的数量有限,远远满足不了需求,而且想要申请入住还得有结婚证,这就让那些未婚的情侣们望而却步了。

工厂就像铁打的一样稳固,而员工却像流水一样来来去去,我们这个小电子厂也不例外,身边的工友来了又走,恋人们分分合合,我很庆幸,尽管和女友有时会有争吵,但我们的爱情还是坚持了下来,并在两年后我们就回老家举行了婚礼。

刚开始婚后我放弃了外出打工的生活,和妻子一起在镇上开了一家水果店,刚开业的时候生意尚可,但随着孩子的出生和竞争对手的出现,我们不得不再次关闭店铺,重返打工的行列。

这一次我们来到了东莞长安一家玩具厂,尽管厂子规模不小,但对于夫妻工人的居住条件却并没有太多的考虑,附近没有便宜的住宿,镇中心的宾馆又太贵,夫妻之间的私密时光变得格外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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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我们听说虎门的一家制衣厂对员工更为体贴,提供了不少夫妻房,我们带着希望跳槽到了那里。

厂里的主管虽然只有初中学历,却因为从基层做起,对工人的需求有着更深的理解,刚进厂我就迫不及待地提交了夫妻房申请,却被告知需要等待试用期过后,同时经理还说“碗里都已经给你装好了豆腐,你还怕它跑了不成”,因此“碗里的豆腐”成了我在工友间的昵称,虽然有些尴尬,但我并不介意。

后来三个月过去了,我的申请依旧没有回音,面对这样的困境,妻子提议买些礼物给组长和主管,希望能加快进程,我明白有时候为了生活,一些必要的投资是在所难免的。

在我们的努力下,终于如愿以偿搬进了夫妻房,那天为了庆祝,我带着妻子去厂外的路边摊庆祝,虽然只是简单的猪头肉和啤酒,但我们的心情却异常兴奋,妻子脸颊泛红,一路哼着邓丽君的歌曲《甜蜜蜜》回到厂里,满心期待着未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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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夫妻房,但是里面住着两对夫妻,我们和来自贵州的哥嫂,一开始面对面的床位让我感到别扭,但在哥嫂的帮助下,我们重新布置了房间,用布帘隔开了空间,虽然隔音效果不佳,但至少在视觉上有了隐私。

房间的洗手间解决了我们担心的问题,不用再排队洗澡,起初妻子在屋里穿着睡衣走来走去还觉得不自在,但看到贵州嫂子的大方,她也逐渐习惯了。

然而最让人尴尬的是夜间的声音,床板的吱呀声成了大家共同的困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和贵州大哥商量出了一个“吃宵夜”的约定,每隔三天我们会在特定的时间享受夫妻生活,以避免尴尬。

这个有趣的约定在工友间传开了,甚至有人据此编了一首歌,让“吃宵夜”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而这个创意的源头其实是与我同住一室的贵州大嫂,让人听了既心酸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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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的时间,我们和贵州哥嫂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吃宵夜”也变得更加默契,湖南大哥还请电工帮忙加固了床架,我们自己买了新的床板,这样一来夫妻生活的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这段经历,虽然有些尴尬,但也充满了温馨和智慧。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贵州哥嫂在第二年辞工离开了制衣厂,夫妻房里接替他们的是一对来自云南的夫妻,他们为人谦和,经常分享他们的夜宵给我们,我们也不好意思总是接受,便也会回礼,但云南的大哥总是觉得我们在客气,最后我们只好作罢。

云南大哥喜欢喝酒,有时会拉着我们一起喝,有一次他喝醉了,无意中透露了他和“妻子”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夫妻,他们为了能住进夫妻房,找外面的公司做了一张假结婚证,那时候农村的结婚证还没有联网,他们的假证也就蒙混过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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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夫妻俩年纪大概三十岁出头,比我们大不少,没有我们之前和贵州哥嫂的“吃宵夜”的默契,他们的夜生活比较活跃,我们只能尽量不去注意,幸运的是我在工作上有了提升,我们决定搬出制衣厂夫妻房,在工厂附近找了一个铁皮屋,开始了我们真正的二人世界。

年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陌生男子找到了那个云南大哥,并且打了一架,原来那个陌生男子才是云南人“妻子”的真正丈夫,他发现了妻子的不忠,便追踪到这里,这件事曝光后,云南的夫妻俩都离开了工厂,那间夫妻房也就空置了。

过了一年,我们决定把孩子和我妈接到东莞,这样一家人可以互相照应,我们换了一个两房一厅的房子,虽然开销大了,但家庭的和睦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工厂住过,但那段住在夫妻房的经历,始终是我记忆中的一部分,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记录了许多打工人的故事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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