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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聊天，对方说感觉对未来的经济回暖速度有些担忧。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讲，他说因为公司明显招人在放缓而裁人在增多

他们公司我是知道的，是一家涉及多种餐饮经营，拥有好几个餐饮品牌规模不算小的公司，

对于他的这个担忧我还是认同的，这不仅仅是他作为一只“身处”江水里的鸭子切身的感受到了行业的冷暖，更多的还来自那些被公开的冰冷的数据。

根据上半年北京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北京限额以上餐饮企业的利润同比暴跌88.8%。

上海的数据更加惨淡，根据上海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营业利润亏损了7.7亿元。

在一个民以食为天的地方，在一个都是两个都是一线城市的地区，餐饮消费利润的大幅下降，已经足可以说明大部分问题。

那就是其他大部分行业，和餐饮相比大差不差的也好不到哪去。

2024年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6527.3亿元，增速放缓同比增长0.5%，8月单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7.8%。

本来初次分配中劳动性收入的占比就有待优化，现在利润的下降又雪上加霜，居民端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不乐观的前景基本可以预见。

而居民的收入放缓又是再一次消费收缩循环的开始，用官方媒体的话说就是，通缩的压力。

通缩，代表着流通中执行交易功能的货币正在减少，大白话将就是“你买我卖”的频次正在降低的，当然一起降低的还有前面提到的交易后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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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钱去哪了？总要有个去处对吧？

总是听到各种声音说什么央行放水，什么核动力印钞机，可怎么钱越来越少？

其实数量并没有少，而是分别流向了一些洼地，这些洼地里的钱不会再参与流通，而是堆积成一潭死水，从此完成了身份的转换。

新的身份或者叫做债务，或者叫做存款。

债务分主要分两类，居民的，地方的。

居民不用多说，主要是房贷，而地方上则是到了对前十几年以债务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偿债期”。

居民的债压缩的是消费，地方的债压缩的是投资和公共服务的环境。

夹在这两个中间的企业，自然日子就不太好过。

居民的消费是企业的收入，而当债务压缩居民的消费后，企业直接面对的结果就是商品滞销盈利降低。

地方债的压力则直接加速了营商环境的“沙化”，具体的就是企业面对“奇怪”的罚款增多。

10月8号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讲的那句：“不能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执法，不能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就是地方债务压力外溢后，企业遭受经营环境“沙化”的最好诠释。

至于存款更好理解，两个字就可以解释，安全。

居民的存款是为了未来失业或者收入下降后的“安全”，企业们的存款是鲜有投资项目后的无奈。

这一点国债利率下降而被央行再三点名的案例就是最好的证明。

没有好的投资方向，那只好往安全的国债里扎堆，甚至商业银行的资金也在大量的往里面跑。

银行贷款他放不出去啊，在企业存款大于投资的欲望下，自然对融资的需求降低，这种情况银行不跑去国债捞点低息收入吃什么？

央行为什么要通过货币工具引导降低存款利率？原因相当一部分就在这，给下面的商业银行撑开利差空间，好抑制一窝蜂的向国债扎堆的危险。

毕竟日本和美国的商业银行因为国债投资翻车的事情，才刚刚过去不久。

而且即使承担了大部分就业的中小企业（民营）真有想法借钱，但利率上就很难享受到和国央企一个待遇，利率的双轨制是桌子下面的默认潜规则。

本来融资欲望就低，再加上内需不振导致的扩张风险加大，和地方经营环境沙化的加速，龟缩成了大部分中小企业的共同选择。

但即使龟着也活不了太久。

根据2024.6月全国工商总局企业注册局信息中心发布的《全国内资企业生存时间分析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最近5年退出市场的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为6.03年。

自己都活不长，哪来的稳定的岗位提供？没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和预期上涨的工资，怎么可能还有一个旺盛的内需和消费？

那是不是这就说明钱真的少了很多呢？

并不是，钱还是有的，但大家目前就是紧紧攥着钞票不花。

这里分三类人来说明。

第一高净值人群是消费敏感度较低的群体，该买的都买了该玩的也都玩了，即使是这群人对奢侈品放开了买，也对内需无济于事。

一个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大型工业国，奢侈品的繁荣最多只能是锦上添花，看似单价很贵，但再多的消费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内循环。

每次所谓的促内需的政策出台，为什么有汽车下乡家电下乡，还有什么以旧换新消费补贴等等，怎么就单单没提奢侈品？

原因很简单，因为相比汽车家电，甚至是饱受诟病的房地产这种传统行业，奢侈品这个品类无法带动大部分产业链的的分工合作，且面对的人群基数过少。

汽车家电背后是众多零部件和电子设备供应商，诸如发动机、车身、轮胎、压缩机、电路板、有色金属、塑料。

这些还只是售前，售后更是有物流运输，售后维修保养，零件配售等等等等。

而奢侈品高端的皮革和贵重的配饰，只能集中在很小的供应链条内完成，带动效果实在太窄。

买爆了也无济于事。

第二是再往下一个的中间阶层，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这个段位的人群，看似有资产（房子）和不错的收入，但更关键的是，他们还有更多的债务。

房贷是他们的身上摆不掉的负担，也是他们最大的“财富”，但目前的情况是，这份对于整个中产阶级家庭中最重要的资产正在经历快速贬值。

资产价格虽然跳水，但为了这份资产背下的债务却一分不能少还（降房贷除外），中产也只能退去所谓的“橄榄型”居民财富结构里中坚力量的光环，开始缩减消费减少开支。

内需本该是中产发力的场地，而在债务倒逼的压力，现在中产们除了乏力还是乏力。

第三是最后的底层，这个阶层可能还没或者只有一部分类似于中产的“资产”贬值烦恼，但在收入和中产相对更弱的情况下，再加上福利保障兜底机制缺位，钱依然是敢存不敢花。

所以目前的现状是，顶层该买的买了，中产被债务紧咬着不放报废了相当一部分消费能力，而底层的债务危机“可能”略微好于中产，但收入的相对贫乏，也只好对消费说抱歉了。

上中下，没一个顶用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隔三差五就可以看到消费刺激的政策，但却总是觉得雷声大雨点略小的原因，大致就在这。

有人可能会提到总量，说各种数据上看消费总量不错啊，一片欣欣向荣。

没错，总量是不错，但总量下面是利润，利润下面是可支配收入，这些可就没那么“向荣”了。

原因很简单，这些“向荣”的前提是需要分配改革作为前置条件，而分配改革虽然前几天在某个重量级会议上再次提了出来，但牵扯到利益重新划分的时候，大概率是要维持一段时间“长路漫漫”的状态。

因为这种改变必定要触及另外一群人的利益，所以“被动”让利的群体必然不会坐以待毙。

而在初始分配改革没有完成之前，个体在被房地产吞掉大部分可支配收入之后的个人经济状况只会继续雪上加霜。

而这又会继续引发一个问题，内需不振。

其实本来问题还不是很大，但15年的棚改货币化安置后快速上涨的房价把分配改革的缓冲期大幅度的挤压，造成了居民端的消费和企业端的生产出现了需要刻不容缓解决的巨大矛盾。

那就是供应大于需求，或者更直白点叫有效需求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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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多事情其实很拧巴，一面是我们拥有大量的中高学历且又能吃苦耐劳的劳动力，其充沛的体量让诸如苹果这样巨型企业也感慨，除过在中国，其他地方找不到这么多准工程师的基本盘。

但另一方面，“部分”优质的劳动力却无法找到何其技能学历相匹配的工作岗位。

为什么？

因为有效需求不足，所以企业吃不到适当的利润和收益，因此拿不出投资扩张的信心，进而也提供不了好的收入增长预期和更多的岗位。

没有更多的岗位和优质的收入增长，个体也无法用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去消化掉企业的商品和服务，进而导致企业继续收缩。

很拧巴的死循环。

当然一棍子全部打死不合适，比亚迪和宁德时代这种肯投入资金研发技术（有吃政策东风红利），并且能把技术转化为占领市场的攻城利器，并且最终带动产生大量工作岗位的公司还是可以的。

但这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

于是，在相当一部分企业因为消费需求无法支撑商品的销售而导致收缩时，岗位的缺失让作为个体的大家只好向下继续下沉，而继续下沉的结果就是量变引起质变。

网约车饱和的警告开始从地方上的主管部门发出，外卖从业人员的快速上升和女性参与程度的大幅加剧，一切的迹象都在表明一个问题，就业下沉大概率已经成趋势。

服务业属于三产，而三产在很大程度上地依托一产和二产（主要是二），因为一产和二产为服务业提供了消费能力的重要来源等多方面的支持。

尤其是网约车和外卖之类的直接链接日常消费的行业。

所以虽说三产服务业可以吸收大量的就业人群，但三产当前面对的消费基础并不能产生给从业者不断增长的收入，反而可能下降。

这一点从外卖小哥跑单的单价降低和任务加重，以及网约车抛开运营成本收入日渐萎缩的现状可以得到证明。

即使下沉后的个体，面临的依然是收入下降的压力。

收入下降对应消费低迷，消费低迷又限制企业收入导致岗位继续稀缺，这群收入下降的个体们再次陷入了一轮死循环。

问题还不止这些。

在当前已经被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岗位稀缺的前提下，更麻烦的学历的贬值导致的岗位竞争必然会更加激烈。

这是根本不需要质疑的，因为问题的苦果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种下。

从大学的扩招到研究生再到硕士，过去这十几年可以说一直是在用宏观政策和就业岗位的稀缺在做斗争。

大学本科生在1999年扩招了43.41%、2000年24%、2001年19.8%、2002年14.29%，到2003年，本专科生在校人数超过1000万。

一系列的扩招，无外乎一个原因，延迟劳动力对岗位的需求。

我们一直以来的都是有很强的“自主产业升级”的意识，这是一种在过去几十年甚至近百年中，民族国家所遭受的源于科技与发展上落后而被动受制于人的危机感而造成“应激反应”。

简单讲就是必须要在产业上搞大搞全搞高级，外人靠不住，一定要靠自己。

所以产业升级一直被列为经济发展的首位，而配套的就是资本的扶持，这里面除了有必可不少的资金之外，高学历人才本身也是资本的一种。

便宜 ，量大，学历较高（本科）的人，成了产业升级主要推力，也是核心的竞争力。

这种模式很好，但是模式的后劲也很大，高学历人力资源的饱和已经超过了产业所需，整体进入了相对过剩阶段

我曾经说过，一个萝卜一个坑，劳动力是萝卜，工作岗位则是插萝卜的坑，而当下的现状是萝卜和坑位之间出现了供需关系之间的失衡。

萝卜多，坑位少。

这还没算上延迟退休。

在岗位本就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延迟退休的压力当然来自养老金，但压力如果没办法解决那就只好转移，这一点上和债务的转移高度相似。

怎么转移？延长在岗时间呗，于是“大龄萝卜”被迫继续和“青年萝卜”抢工作。

2025年的大学生毕业人数预计达到1187万人，卷恐怕还要继续。

2020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发文《无须犹豫，兼职副业干起来》很有“前瞻性”的对未来劳动力做出了指路明灯一样的引导。

2024年经济观察网采访曾参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论证和起草工作的董保华专家时，对方表示：“短期内劳动时间增长问题是个无解的难题，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也不允许我们慢下来”。

更稀缺的岗位，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多兼职怕是相当一部分人未来的大方向。

没办法，在劳动力和岗位之间微妙的供需失衡之下，妥协的必然是需求工作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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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是要解决的。

接下来的方向大概率是以中央财政加杠杆的方式，用更多特殊国债或者其他扩张财政赤字的形式，以增加更多更完善的保障性福利政策的方式来降低个体的收支负担。

想让消费或者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分配改革完成前的空窗期有所增加，大概只能这样。

收入暂时加不了，总要先让化债期的个体们，在没有太多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敢把当前的钱多花一点吧？

只有敢多花钱了，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才会被消化，企业扩张和投资也才有了可能，随之而来更多的就业岗位也就有了希望。

其实在很多时候，福利保障政策都是在充当宏观经济的减震器角色。

尤其是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期间，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上减轻经济的震荡幅度，烫平经济波动。

而对于我们一肩还挑着楼市债务的居民端和连带被居民债务拖累的内需以及就业来说，这件减震器在当下以及未来更是尤为重要。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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