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大厦：黎红雷：融伦理于治理——当代新儒商的启示|儒商大厦|儒家|孔子|当代|德鲁克|黎红雷

2024年10月26日上午，在山西太原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商业伦理大会上，全国新儒商团体联席会议秘书长、儒商大厦高级文化顾问、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应邀发表主旨演讲，题目是：《融伦理于治理——当代新儒商的启示》。

在演讲中，黎红雷教授提到，2013年5月他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拜访了哈佛大学商学院。据院方介绍，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他们加强了“商业伦理学”的教学，甚至一度将其作为新生入学的第一课，但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现代西方的学科体系中，“企业管理学”与“商业伦理学”是分立甚至是对立的，二者如何结合，迄今未能找到有效的途径。

在深入研究企业儒学的过程中，黎红雷教授欣喜地发现，当代新儒商汲取传统儒家“治理之道”的智慧，已经在实践中找到了现代企业管理与伦理观念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就是“融伦理于治理”。在“企业治理”的大框架内，“企业管理”与“商业伦理”不再是“两张皮”，而是水乳交融的整体。这是对经典儒家治理思想的转化，对西方企业管理理论的超越，更是对世界新商业文明的贡献。

黎红雷教授指出，融伦理于治理，是对经典儒家治理思想的转化。两千多年的儒学发展史，唐宋之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从先秦到汉唐，儒学主要是以“周孔之政”的面貌出现，人们看重的更多是其中的治国理政之道。在此之后，从程朱理学到陆王心学，儒学则主要是以“孔孟之道”的面貌出现，人们看重的更多是其中的修身养性之理。

实际上，在经典儒学那里，修身养性与治国理政本来是并行不悖的，即《大学》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遗憾的是，宋明理学家大多关注“修身养性之理”而忽略“治国理政之道”。朱熹认为：“治道必本于正心。”也许是过于关注“正心”，朱熹对于“治道”本身并没有进一步的阐发，尽管其弟子真德秀撰《大学衍义》，其衍义也仅到“齐家”一步，明代丘浚撰《大学衍义补》，倒是把“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补全了，但其思想并未成为主流也没有真正付诸实践。

由于宋明理学的影响，近千年来人们所理解的儒学就是一种伦理之学，而不是一种治理之道。最近我在一次国学大会上，就听到这么一种议论：“提高心性，扩展经营，企业家主要是提高心性，至于扩展经营则是自然而然的事。”听到这样的话，我脑海中马上浮现出清代思想家颜元为宋元理学家的画像：“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儒生们空谈心性，遭致的是国灭身亡；企业家们空谈心性，导致的只能是企业的破产！

实际上，就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样，“提高心性→拓展经营”并不是因果关系而是递进关系。“不积跬[kuǐ ]步，无以至千里。”一个人走路，走了第一步，还要接着走第二步，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要求，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功夫”，不能停顿，不可松懈，否则就无法到达胜利的彼岸。

当代新儒商则在实践中将儒家的“伦理之学”与“治理之道”相结合，而形成自己的企业治理智慧。例如，宁波方太集团提出：“文化即业务，业务即文化”。他们借鉴王阳明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的修身功夫，提出“五个一”，就是立一个志，读一本经、改一个过、行一次孝、日行一善，来培育高品位的员工队伍。同时，他们还借鉴《大学》中“财散则民聚”的治理之道，全面推行全员身股制。这些举措，既满足了员工的物质需求又提升了员工的精神品位，实现了“人品、企品、产品，三品合一”，形成了融伦理与治理于一体的“方太儒道”。早在疫情前的2019年，产值就超过百亿，被誉为“用儒家思想打造的百亿元企业”；疫情后这几年来，以平均每年20%以上的速度稳步增长，成为当代新儒商示范企业，用实打实的数字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

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是周代以前的文物典章制度，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治，集于孔子，孔子之道，著于孟子”，这就表明，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与治理结下了不解之缘。据《孔子家语·贤君》记载，孔子与各国国君就曾经多次讨论政府治理的问题，指出：“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新儒商融伦理于治理，正是对经典儒家治理思想的转化。

黎红雷教授指出，融伦理于治理，是对西方企业管理理论的超越。西方经典的企业管理理论，着眼的是如何管理别人。正如现代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Peter F．Drucker)在1985年为其专著《有效的管理者》一书再版作序时指出：“一般的管理学著作谈的都是如何管理别人，本书的目标则是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一个有能力管好别人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而只有那些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

1995年黎红雷教授在一次会议上与德鲁克相遇时谈到他这个观点时说：Mr. Drucker, you are right, but you are wrong again。（德鲁克先生，您说对了，但又说错了）Why?黎红雷教授对德鲁克解释道：当您说“只有那些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的时候，您是对的；但是，如果您认为在您之前都没有人提出这个观点，那就错了。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就指出：“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对您这个观点的最好的中文解释，不过早了2500多年！

在企业治理的实践中，当代新儒商十分重视以身作则、身正令行的示范作用。在他们看来，以身作则，不是劝导他人的重要途径，而是唯一途径。这里“唯一途径”的话说得固然重了点，但是以身作则确实是能不能树立企业文化的根本基础。一个公司风气正不正，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把手自己为人正不正。假如领导人有一个办伟大企业的目标，那么就得要求自己把事做正。

西方经典的企业管理理论，着眼的是如何管理人的行为；而儒家的治理思想，不仅关注人的外在行为，更加关注人的内在心灵。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受此启发，当代新儒商主张：企业治理就是教化，企业治理者就是教化者，企业治理的过程就是教化的过程。

例如，按照西方的管理方式，企业对员工的管理主要靠制度，违反制度就要处罚，其中轻微的小错误，比如像迟到早退等，主要是靠罚款。而按照儒家的治理理念，当代新儒商将道德教化和制度规范相结合。在他们看来，单纯依靠罚款并不能让员工产生羞耻心和敬畏心，而通过教育可以让员工明白什么事是可耻的，符合规范的行为是什么，行事就会遵守规矩，哪怕没有监督也不会违反规定。这就是融伦理于治理，而超越西方企业管理方式的例子。

黎红雷教授指出，融伦理于治理，是对世界新商业文明的贡献。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商业文明以“利己主义”为标志，以企业为中心，以股东为第一，盲目地增长，片面地强调企业利润最大化，在价值理念、经营模式和市场结果方面逐步衍生出资本至上、赢者通吃和两极分化的恶性循环，其理论基础和发展前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正如当代美国管理学家乌麦尔·哈克在《新商业文明：从利润到价值》中所言：“无论从对繁荣的定义、繁荣持续的周期、收益的去向还是繁荣发生的方式出发，盲目增长模式都已经走到尽头。”传统商业文明的伦理基础，就是英国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按照亚当·斯密当时的设想：每个人都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他为了自己利益的实现，就不得不考虑别人的利益，这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指使着他尽管从“利己”的动机出发，但最后却达到“利他”的目的，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提高。遗憾的是，两百多年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亚当·斯密当年的设想是太乐观了。因为从“利己”到“利他”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中，只要有某个环节出了问题，链条就无法正常运转了。痛定思痛，在当代新商业文明的建构中，人们开始回到市场经济的原点，重新考虑“利己”与“利他”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问题。总体上看，“利己”是市场经济的动力，“利他”是市场经济的合力。没有动力，死水一潭；没有合力，天下大乱。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既需要“利己”动机作为动力，更需要“利他”理念作为合力！

新商业文明的核心是从利己主义转向利他主义、从经济利润转向价值创造、从零和博弈转向和谐共赢。为此，当代新儒商示范企业山西天元集团秉持“帮助人成功”的理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落实到企业，以成功转化员工、顾客、合作厂商、社区群众乃至社会大众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企业既要为员工创造幸福，更要为社会创造价值，成为提升能量造福众生的“公器”；企业既要“助人成功”，更要“助人成长”，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企业既要“化废为宝”，更要“化恶为善”，承担自然与社会的双责任。而在不断付出爱心的过程中，企业也自然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