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有权自己决定去死吗？|一心|去死|吴飞|李思磐|沙白|自杀|达尔文

沙白

43岁的上海女子沙白近日在瑞士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但她在之前发表的一系列言论激起的巨大反响仍未平息，不夸张地说，网上舆论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为一个议题如此撕裂。

沙白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她身患红斑狼疮，不愿意继续背负病痛过活。但对那些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国人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红斑狼疮又不是绝症，有什么必要非死不可？有的人进而指责她的病之所以到这一步，是自己造成的，而决定去死更属 “自私”，没有为父母考虑。

沙白本人看来对父亲的感情极深，而母女关系堪称糟透，不过关键之处在于，她认定生死是个人可以完全自主的，她宣称： “ 我不欠我父母任何东西” ，“ 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就是小孩欠父母，父母欠小孩，我们是彼此成就，我们是互相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

有的人虽然赞同她对自己的生命有自主决定权，但忧虑她的做法激起效仿，而“美化自杀”是不可取的、也是值得忧虑的。也就是说，这种观点担心的不是她的自杀本身，而是自杀产生的社会影响。这实际上意味着关于此事的公开讨论应加以限制，自由争论是不能得到容许的。

还有的观点聚焦于沙白本人的道德评价，女权主义者李思磐严厉批评：

她内化了很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当然也包括了对女性外表的苛刻标准，她对疾病的看法几乎是纳粹式的（对她母亲的基因问责）。我不觉得她的故事有助于人们理解生命的意义，她所谓的生命的价值其实太仰赖于外物了。

女权主义不是曾有个口号叫“我的身体，我的选择”（My body, my choice）吗？为什么一个女权主义者对沙白的做法所持有的态度，竟和一些保守主义者合流？那或许是因为，她觉得女性应遵守一定的规范，否则就是不合格的，而那些保守派恰恰也觉得沙白没能遵守另一些集体主义的规范。

这次事件的反应，最令人诧异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些看似平日里的自由派，也无法接受沙白的做法，而他们的反对理由，大抵都隐含着集体主义的底色（担心影响不好，指责她未遵循规范等等），但沙白本人的道德如何并非关键，真正关键的是：一个人有权自己决定去死吗？

几乎所有传统社会秩序都是反对自杀的。佛教以戒律禁止，自杀者不得复人身；儒家信念认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哪吒在自杀之前必须“剔骨还肉”，否则这种自主行为本身就是对父母的不负责，须受严厉谴责。

原始民族中仅有三种自杀（衰病者、殉夫者、殉主的奴仆）得到认可，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有自杀的权利，而是在这些特殊情况下有自杀的义务。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指出，在19世纪之前，“自杀是犯罪，因为它篡夺了原本只属于君主的杀戮大权”，也就是说，决定个体生死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更高的权威。

在基督教中，自杀者的绝望被视为超越一切的最大罪恶，因为这相当于拒绝了神恩，不相信上帝能救赎自己，乃是渎神之举，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故而对自杀施以严厉处罚，但正如吴飞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所说的，“难道有什么人真的有权力或能力扭转另外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吗？ ”

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因人文主义而兴起的新思潮，首次确立了个人的自主决定权，而这有个前提，就是个体逐渐从原本无所不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脱嵌”出来，否则是谈不上“自主决定”的。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觉醒的个体既渴望绝对支配自己的人生，又苦闷地发现受各种社会力量的左右而不自由，此时，自杀就具备了哲学意义。艾伦·布鲁姆所以在谈到包法利夫人时说：“在这个理智的世界上，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她就像现代艺术家一样，一心向往着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她唯一的胜利和唯一的自由行动就是自杀。”

这也是我们当下所看到的：反对沙白自杀的理由形形色色，但赞成的理由说白了就一条——这是她自己的人生，是死是活自己决定。历史学家E.H.卡尔早就说过：“自杀是任何个人都可以任意采取的惟一的绝对自由行动；任何其他行为都会以各种方式涉及他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的资格。”不过，从这次的反应来看，即便是自杀，在中国社会仍免不了被批评责备为不是社会的合格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