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安徽安庆梦寐以求的“皖剧”是丁永泉1926年仿制湖北楚剧名称而来，1926年9月10日湖北“楚剧”是“湖北剧学总会筹备会”和“湖北楚剧进化社”组织名义和参会代表共同商议决定的“楚剧”剧名。而安徽安庆丁永泉1926年被军警所抓，在法院公开审判时有知识分子捎信给丁永泉等演员们辩词言：“法官要问你们唱的是什么戏？就说是皖剧。人家的京剧、楚剧能唱，为什么我们的皖剧不能唱？”。安徽黄梅调（解放后定名“黄梅戏”）是否真实改名为“皖剧”，“皖剧”是否在社会之中公开流传称呼被观众所接受，缺乏黄梅调改名皖剧事实依据，一个法院辩词“皖剧”岂能成为改名的证据？
1938年10月至1946年5月湖北楚剧艺人王若愚率楚剧抗敌流动宣传队(湖北问艺楚剧宣传第二队)赴川支持大后方作抗日宣传，安徽安庆黄梅调（戏）艺人龙昆玉、胡玉庭、丁永泉、龙甲炳（丙）又在何处？
黄孝花鼓戏（楚剧、安徽称为“湖北花鼓戏”）与鄂东的东路花鼓戏（现又称“麻城花鼓戏”）、黄梅采茶戏（又称“采茶调”、安徽称为“黄梅调”）有明显的共性，同出一源。主腔都是在哦呵腔的基础上形成的。黄孝花鼓（楚剧）吸收了各路花鼓戏的剧目（脚本），在剧目上呈现多来源的复杂现象，特别是东路花鼓与黄孝花鼓戏（楚剧）之间，相互师承，同台演出，互相吸收；而东路花鼓戏与黄梅采茶戏之间，也相互师承，交流频繁，所以黄孝花鼓戏（楚剧）、东路花鼓戏、黄梅采茶戏，剧目相同者甚多。
1952年11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处辑，新文艺出版社《华东地方戏曲介绍》出版（1951 年 4 月《戏曲报》、2006年王长安主编《黄梅戏志》、2009年王长安主编《中国黄梅戏》）载张紫撰《黄梅调的初步调查》：据我们初步调查研究，黄梅调是自鄂东地方发展而来的，其所以叫黄梅调，是由於它是从湖北黄梅戏演变而来之故。黄梅调最初的三十六本戏，就是湖北黄梅戏的原来脚本，不过只流行于皖西地区。
安徽黄梅戏（黄梅调〔平词（平板）〕）、倒七戏（庐剧〔三七〕，含六安霍山采茶戏）、皖南花鼓戏（〔淘腔（迓腔）〕）唱腔主腔（主调）来源于湖北鄂东打锣腔系统之哦呵腔（黄孝称为“迓腔”、浠水称为“蕲水腔”、黄梅称为“采茶调”、麻城和罗田称为“东腔”），花腔来源于湖北楚剧小调、东路花鼓戏小调（麻城歌、麻城调）、黄梅采茶戏花腔（小戏）等戏曲牌名，其他唱腔皆与湖北打锣腔系统有关联性。安徽黄梅戏（黄梅调）、倒七戏（庐剧）、皖南花鼓戏剧目（脚本）来源于湖北楚剧（花鼓戏、楚剧小调）、东路花鼓戏（麻城歌、麻城调、麻城高腔）、黄梅采茶戏（采茶歌、采茶调）等。
1985年陆洪非著《黄梅戏源流·初入安庆市区》
1926年的年底，由葛大祥出面租了安庆市吴樾街中兴旅馆二楼，让分散活动的黄梅戏艺人集中起来登“台”演唱，这是黄梅戏进城后第一次在“舞台”上与观众见面，也是它有史以来在闹市中公开演唱。能够争取到这种境遇，与当时安庆政治气候发生变化是分不开的。安庆这个沿江重镇，交通方便，消息灵通。
1985年陆洪非著《黄梅戏源流·初入安庆市区》
1926年7月北伐军于广东出师，迅速进入湖南，九月攻克武汉，对安庆影响很大，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安庆的活动日益加强，与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唤醒了沉睡着的古城。革命军到达武汉后出现的新气象，频频传到安庆，振奋人心。尤其是湖北花鼓戏于北伐军到达武汉后，脱离汉口租界，公开演唱，并改名楚剧的消息传到安庆后，对黄梅戏的演员和它的支持者更是莫大鼓舞。因此，才有可能在市区的中心公开露面。
黄梅戏艺人在安庆市区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靠门票收入还能维持衣食饱暖，观众也越来越多，但没过几天反动军警就找上门来。正当他们演出《余老四反情》，有个便衣警察抓住戏里几句唱词，说“有伤风化”，马上把主持人葛大祥和几位主要演员逮捕，关进了看守所。热心的观众对黄梅戏艺人表示支持，他们到处奔走，争取到法院公开审判。当时，一位知识分子观众捎信给演员们说：“法官要问你们唱的是什么戏？就说是皖剧。人家的京剧、楚剧能唱，为什么我们的皖剧不能唱？”演员们得到支持，在法庭上进行了理直气壮的辩论，旁听席上的观众又给他们撑腰打气，终于驳得法官哑口无言而宣布无罪释放。
1962年春天，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到太湖县演出，有位姓方的老人找到剧团，托人给丁永泉带了一封信，提到了1926年这场斗争，并说演员获释后，还唱了一场戏感谢大家。丁老读到这封信后，说：“我记得方先生当时是在安庆一家报馆做事，这次他也帮了我们的大忙。不错，我们从牢里出来之后，是演了一场戏感谢他们。那天，我演的是《何氏劝姑》。”黄梅戏艺人被释后即在原来的地方恢复演出。
这批进入安庆市区的黄梅戏艺人，于1926年年底公开演唱，挣扎了半年之后，又被迫回到了农村。
陆洪非. 黄梅戏源流[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5.09
1956年9月安徽陆洪非在武汉观看楚剧《狗油锥子》
1956年9月间，我在武汉看到孝感地区演出的楚剧《狗油锥子》，与安徽黄梅戏老艺人胡霞林主演的《砂子岗》比较，不仅情节安排、人物设置相同，而且那种粗犷的表演风格也完全一样。
洪非.黄梅戏与其亲缘剧种[J].黄梅戏艺术,1982,(1): 110-123
金肽频主编. 《安庆新文化百年 1915-2015 戏剧卷》 2016
1985年陆洪非著《黄梅戏源流·初入安庆市区》
1926年7月国民党的北伐军于广东出师，同年9月攻克武汉，革命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新气象，同时也给地方戏带来新机遇，与黄梅戏同样遭遇官方打压禁演的湖北花鼓戏走入汉口租界，公开演唱，并改名“楚剧”，这给安庆的黄梅戏艺人带来希望。
同时期安庆黄梅戏艺人演出《余老四反情》，便衣警察以戏词有伤风化为由逮捕了几位主要黄梅戏演员。一位读过书的观众捎信给被羁押的艺人：“法官要问你们唱的什么戏？就说是皖剧。人家的京剧、楚剧都能唱，为什么我们皖剧不能唱？”黄梅戏艺人得到鼓舞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为黄梅戏辩护，加上旁听席上观众的支持，终于赢得这场唱戏官司，“皖剧”由此得名。参见陆洪非《黄梅戏源流》，第167页。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戏曲研究编辑部编. 《戏曲研究 第124辑》 2022
2010年王长安主编 《安徽戏剧通史·辛亥革命以后的安徽戏剧》删除丁永泉1926年仿制湖北楚剧改叫“皖剧”的背景经过
1985年陆洪非著《黄梅戏源流·初入安庆市区》
1926年，北伐军正势如破竹进入长江流域。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安庆民众的革命情绪极其高涨，城中的统治阶级则惶惶不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黄梅戏艺人开始了进入安庆城的尝试。这年冬天，城中一位热爱黄梅戏的厨师葛大祥出面租了吴越街背后的中兴旅馆二楼，将零散进城的黄梅戏艺人邀集一起在这里“公演”,还出了戏报。没演几天，警察就上门了。当时他们正演《余老四反情》，有个便衣警察抓住戏里几句唱词，硬说“有伤风化”,马上把主持人葛大祥和演员丁永泉等抓走关进了看守所。这件事引起了观众的愤怒和媒体的关注，很多人主动为无辜的艺人奔走，争取到了法院公开审判。当时，一位知识分子观众捎信给艺人们说：“法官要问你们唱的是什么戏，就说是皖剧。人家的京剧、楚剧能唱，为什么我们的皖剧不能唱？”艺人们得到支持，在法庭上进行了理直气壮的辩论，旁听席上的民众又给他们撑腰打气，媒体当场关注，终于驳得对手哑口无言，当庭获得无罪释放。但两天以后，又有人来收“娱乐捐”,每天要交十吊铜板，否则不准卖票。艺人们为了维护在安庆演戏的权利，勒紧裤带缴纳苛捐，演出才得以维系，但是在这种高压盘剥的环境下，艺人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几年来，黄梅戏在安庆的演出几度进进出出，时断时续。
王长安主编. 安徽戏剧通史[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09.
1947年王若愚《楚剧奋斗史·如何产生“楚剧”二字》“楚剧”的定名
原“问艺楚剧二队”队长王若愚老先生写于1947年《楚剧奋斗史·如何产生“楚剧”二字》中，做了详细记录：
1926年9月10日（农历丙寅年八月初四），这是楚剧界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在（汉口）积庆里口大华西药房三楼召开湖北剧学总会筹备会。
出席的有新剧代表朱双云、蒋岩石、章再呜。
京剧代表廖茂林。
汉剧代表傅心一。
湖北进化社（花鼓戏）代表王若愚。
公推章再鸣为主席，程国藩（程子敬）作记录。
会上，傅心一先生提出湖北进化社应该定个剧名。大家表示赞同，进行讨论。
章再呜说“就叫湖北地方戏嘛！”
朱双云说“叫鄂剧。”
蒋岩石说“叫黄陂戏。”
还有其他人说这说那。这时，傅心一说：“湖北古地名为楚，叫‘楚剧’比较好。”
王若愚深表赞同，说这两个字又大方，又文雅。于是将花鼓戏正式定名为“楚剧”，其组织叫“楚剧进化社”。
选举产生了楚剧进化社的组织机构：
朱福全为委员长
章炳炎委员兼审查组组长
王若愚委员兼对外交际组组长
李百川委员兼组织组组长
陶古鹏委员兼财政组组长
徐鑫培委员兼出版组组长
黄汉翔委员兼宣传组组长
夏金堂、陈月仙、段殿坤为委员。
聘请张松如当文牍。
会址设在俊杰里二号楼上。
楚剧进化社报汉口教育局备案，局方指派李少仁为指导员。
从此，楚剧有了自己的正式名称和团体。
楚剧名伶陶古鹏写于1933年的《楚剧概言》对楚剧定名的过程虽无详细记载，但定名时间所记，与上述是一致的。
楚剧定名与楚剧进化社
1926年9月7日，国民革命军攻克汉口、汉阳后，黄孝花鼓戏艺人向市总工会申请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总工会批准成立“花业工会”,楚剧同仁拒不接受“花业”二字，根据陶古鹏的建议，取名为“湖北进化社”。
9月10日(农历八月初四),湖北剧学总会筹备会在积庆里口大华西药房三楼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新剧代表朱双云、蒋岩石、章再鸣，京剧代表廖茂林，汉剧代表傅心一，湖北进化社代表王若愚。大家推荐章再鸣为会议主席，程国藩作会议记录，会议确定了湖北剧学总会有关事宜。傅心一先生还提出湖北进化社应该定个剧名，大家表示赞同，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有的说叫“鄂剧”,有的说叫“黄陂戏”,有的说干脆叫“湖北地方戏”,还有的说就叫“楚剧”,说李百川率团到上海演出时，其班名就是“楚歌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还是傅心一先生一锤定音：“湖北古地名为楚，叫‘楚剧’比较好。”王若愚首先表示赞同：“楚剧这两个字既大方，又文雅。”与会者一致同意，于是将花鼓戏正式定名为“楚剧”,“湖北进化社”亦更名为“楚剧进化社”,系“剧学总会”的团体会员。
在成立大会上，选举朱福全为委员长，选举章炳炎(兼审查组组长)、王若愚(兼对外交际组组长)、李百川(兼组织组组长)、陶古鹏(兼财政组组长)、徐鑫培(兼出版组组长)、黄汉翔(兼宣传组组长)、夏金堂、陈月仙、段殿坤等9人为委员，另聘张松如为文牍。报国民政府汉口教育局正式备案后，委派李少仁为楚剧进化社指导员。会址设在汉口俊杰里2号楼上。
楚剧进化社在维护楚剧各戏班的营业利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还组织楚剧艺人积极参加了“军民同乐会”和各种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组织社员参加了由李之龙为班主任的“楚剧进化社演员训练班”。
1926年9月7日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攻克汉口、汉阳。
9月10月湖北剧学总会筹备会上，黄孝花鼓戏正式定名为楚剧。花鼓戏艺人的工会组织“湖北进化社”随之改名为“楚剧进化社”。
12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接收汉口新市场今民众乐园)，改名为“中央人民俱乐部”（又名“血花世界”），李之龙任俱乐部主任。李之龙深入租界考察楚剧。之后，写出《为什么要提倡楚剧？为社会教育与党义宣传而提倡楚剧》一文。
余文祥著. 楚剧进城一百年（1900-2000年）[M].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1.09.
王若愚1938年10月至1946年5月率楚剧抗敌流动宣传队(湖北问艺楚剧宣传第二队)赴川支持大后方作抗日宣传
1943年7月作抗战宣传演出的楚剧问艺二队全体人员在泸县合影
1938年10月，响应周恩来到后方作抗日宣传的号召，国民政府学习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组织楚剧艺人建成问艺、曙光、楚艺、青年、合力、问艺二队等6个抗敌流动宣传队。
1943年，龚啸岚在重庆编写连台本戏《岳飞》15集。郭沫若为之题签剧名。
其中，问艺二队最为著名。队长王若愚，副队长徐俗文，艺术指导员为龚啸岚，由沈云陔领衔。主要演员有：高月楼、冯雅南、张玉魂、徐小哈、张美玉、陈金花、髙晓楼、袁璧玉、高月樵、熊剑啸、高少楼、陈汇南等。演职人员共84人，随队家眷89人。该队于1938年10月20日撤离武汉，途经沙市、宜昌作短暂演出，1939年3月到达重庆。1943——1945年辗转演出于四川泸县、内江等地，1946年5月回武汉。1946年回汉后，即与留汉的建艺楚剧团(关啸彬、李雅樵领衔)合并，组成问艺楚剧团。
八年抗战，全体队员患难与共，团结一心，不计工资低微，坚持进行抗日献金义演，例行每周一、四两日为慰劳抗战军人演出，并为红十字会筹募药费，为教育金募捐以及为鄂豫两省救灾筹賑等，八年共捐献法币四百四十一万元以上。在泸县为抗战义演，还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赞扬。
王若愚
王若愚（1890—1964），本名元宝，长轩岭方家潭人。幼读私塾5年，后在汉口邱德茂农庄当学徒，14岁回乡务农，农闲时玩灯戏。16岁搭班在农村演黄孝花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拜师陈浩伢，到汉口美丽茶园入茶园班唱“挂衣”。早先工旦，艺名小桂清；后工丑，更名若愚。是楚剧进汉口的早期艺人之一。民国元年加入共和昇平楼，拿手戏有《游春》、《龙凤环》等。
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伐军进入武汉，他积极参与组建楚剧工会。楚剧进化社成立，当选为干事。民国十七年（1928年），汉口公安局召开“禁演剧目会议”，王代表楚剧界出席会议，在会上，他据理力争，逐一申辩《送香茶》、《倒栽麻》、《乌金记》等可以保留的社会价值，挽救了一批观众喜爱的传统剧目。同年秋，王若愚依托楚剧进化社、湖北剧学总会的组织力量，带领楚剧同仁，向戏院老板提出改革工资的要求，将包银改用银元支付，使大批演员增加收入。事后，戏院老板勾结当局诬陷王及李百川、章炳炎3人，王等以理抗辩，终以罚洋百元、冤狱一月了事。
民国十八年（1929年），汉口市政府开办楚剧演员训练班，主任李某贪污嫁祸学员，王带头闹学潮，到教育局上诉，迫使当局停学改组。
他与当时武汉剧界名人刘艺舟、朱双云、傅心一、龚啸岚等，有着很深的友谊。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川剧薛艳秋旅沪演出失意，途经武汉，王以楚剧同学会名义，宴请川班全体同仁，并挽留赐教授艺，播下友谊的种子。武汉沦陷后，楚剧演员赴渝，川剧同仁则让出赖以谋生的“一园”戏院，使楚剧得以立足于重庆。
抗日战争初期，全国剧界名流云集武汉，王代表楚剧界热情接待，扩大了楚剧的影响，他组织楚剧各班编演抗日救亡的新戏，参加各种劳军募捐义演，促进了楚剧的改革与发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成立，他当选为常务理事。武汉沦陷前夕，他组织楚剧宣传第二队，辗转四川重庆、泸州、内江等地，宣传抗日救亡，同时也扩大了楚剧在四川的影响。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他写出《楚剧奋斗史》一书手稿，介绍楚剧40余年艰苦创业的历程。呼吁后来者，继续为楚剧事业而奋斗，他参与了楚剧界在20世纪初直至40年代的每一个重大活动，正如他自己所说：“阵阵不离穆桂英”。《黄陂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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