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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会传染吗？2024年5月，一份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精神病学》（JAMA Psychiatry）的论文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给出了答案——对于个体而言，“青春期时有身边同龄人确诊精神疾病”与“自己成年后遭遇精神疾病的风险更高”这两件事具有相关性。
研究人员认为，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障碍可能是“社会传播”的，当然，他们的这些观察性研究无法确定直接的因果关系。
某人放声大笑的行为可能具有传染性，导致身边人也发笑；同样，看到朋友承受痛苦情绪，可能令自己感到沮丧。这类现象被称为情绪传染/感染 。
过去三十多年间，研究人员一直尝试了解社会环境诱发心理健康障碍的可能性。他们发现，个体的心理健康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朋友、同龄人和家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新研究由芬兰 赫尔辛基大学 心 理学系的多位学者主导。团队分析了来自713809名出生于1985年至1997年间的芬兰公民的全国登记数据。他们从芬兰各地学校挑选出在九年级时确诊精神障碍的学生，并长期跟踪这些人的同学，记录其后来的诊断结果，直到2019年底。
研究发现，对九年级学生而言，如果他/她有一名或多名同学被诊断患精神疾病，那么该学生在接下来几年里患上精神疾病的风险比一般学生高出 5%，而且此风险在接触患病同学后的一年内特别高：若一名同学确诊，他/她的患病风险高9%；若多名同学确诊，风险增加18%！其中心境障碍、焦虑症和饮食失调是“传染”风险最高的精神问题。
上述结果似乎有力证明了“精神疾病可以社会传播”，但有其他学者对此提出质疑。
荷兰莱顿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副教授艾德·弗莱德 （Eiko Fried） 认为，赫尔辛基大学的团队可能没有控制所有相关混杂因素，例如，生活于贫困社区会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
“贫困社区的孩子往往进入相同学校，那么这类学校的抑郁症确诊者可能呈现聚集之势。如果没把混杂因素考虑清楚，从某种角度去看，它会像是所谓的社会传染。”
新研究的作者团队确实控制了社区就业率和教育水平的因素，但可能没考虑到其他有影响力的背景因素，因此对相关结果的估计可能将因果关系归咎于错误变量。弗莱德认为，隐藏的混杂因素可能比社会传染一说更能解释他们看到的情况。
针对弗莱德等人的质疑，论文主要作者尤西·艾尔霍（Jussi Alho）回应道：人们容易被与自己相似的人吸引，甚至会主动寻找这类人。
“在研究中，我们使用学校班级作为社交网络的代表，以弱化这种自我选择偏见。作为制度强加性的社交网络，学校班级非常适合拿来研究，因为这类网络的形成并不由个体的自发选择驱动。此外，考虑同学们要一起度过大量时间，班级体可以说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同龄人网络。”
艾尔霍与合著者相信，他们的新研究具有重要优势，那就是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交网络并不源于其自主选择。不过他们同时也承认，批评者的观点有一定道理，“混杂因素不能被完全排除”，因为他们“没有准确地测量协变量”。
这些所谓的混杂因素一直困扰该研究领域。以2013年《健康经济学》 （Health Economics） 杂志报道的一项发现举例说明：
研究团队调查大学生室友在第一年里的心理健康状况，旨在测试“因偶然性而被安排住到一起的大学生之间是否存在传染现象”。团队将此研究描述为一项自然实验，并认为实验能产生对“因果效应”（causal effect）的“无偏估计”（unbiased estimates）。可结果表明，心理健康总体上没有显著传染性，而就具体心理健康指标来说，如一般性的心理困扰、抑郁和焦虑，传染效应也很小。不过轻微的传染效应可能归因于无法衡量的因素，比如学生拥有相似的社会环境和成长经历——毕竟，他们可能基于相似的学术兴趣或课外技能而选择相同学校。
种种可能的影响因素都让人难以判断，究竟是何种因素驱动了怎样的果？心理健康问题是否真在社交网络内发生着人际传播？还是另有未知因素给了我们这种印象？
广泛性焦虑症 （简称GAD） 首次作为一种诊断出现于1980年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第三版中。
克利夫兰诊所健康图书馆称，此疾病会导致“对日常事物过度、频繁和不切实际的担忧”。
2017年，一篇关于广泛性焦虑症诊断历史的论文指出，到1994年《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及其更新的GAD诊断标准出台时，GAD已经“从一种很少被诊断出来的疾病变成了一种在社区样本中终生患病率高达5%的疾病”。
2016年，美国医疗保健研究与质量机构的一份关于儿童焦虑症的报告数据显示，在13至18岁儿童中，约有1/4会出现儿童期焦虑症，该年龄段严重焦虑症的终生患病率为5.9%。
造成上述变化的原因可能是患者和临床医生对疾病的认知提升，也可能是其他多种因素，例如诊断标准的不断发展以及获得治疗途径的有明显改善。不过正如艾尔霍与同事在论文中指出的，或许，是人们通过社交网络获得的对精神疾病的了解和接受导致了这一改变。毕竟，接触患有精神疾病的同龄人可能有助于“通过提高对诊断和治疗的认知和接受度，使精神疾病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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