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书友，这是我们最后一本新书。三辉已经于去年10月底起停止经营，这之后我们努力将有望付梓的书做完，《碳民主》是最后一本。希望它如三辉以往的出版物一样，成为求知者理解世界的有用的思想资源。
作者: 蒂莫西·米切尔 译者: 钱静远 / 刘夕冉 / 那黑
出版: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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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石油是一个 “诅咒”——它给中东产油国带来了连年的战火、深重的腐败和剧烈的不平等。蒂莫西·米切尔却揭示了一段面向更加多重的复杂历史。
人类大规模使用的第一种碳能源——煤炭曾赋予煤炭工人争取诉求的有力武器，在物质和技术的属性上与之迥异的石油，却创造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能量流通网络，形塑了被寡头掌控的碳民主。丰富而廉价的石油似乎永不耗竭，由此产生了基于无限增长哲学的 “经济”，并成为现代政治所管理的中心对象。出于维持“无限” 的石油供应这个“战略安全”的需要，西方依赖一个不民主的中东。可当西方的军事干预在中东摇摇欲坠，石油供应岌岌可危之时，建基在石油之上的政治格局不得不面对危机已至的现实……
米切尔带我们追溯久被忽视的石油本身作为“帝国血液”的生产与流通历程，逐一拨开“民主”“自决”“发展”“经济”等理念和话语的迷雾，勾勒出一部与殖民现代性和自然政治深度交织的能源史。
今天的推送摘自《碳民主》的导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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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既造就了现代民主的可能，也为之设下了限制。为了理解这些限制，本书首先来探讨，是哪些因素，使被我称为“碳民主”的这种特定形式的民主政治得以出现。但在溯及过去之前，我先来阐述我想到的某些当代的限制。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其中一个限制曾被广泛讨论。人们常说，中东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缺乏民主。许多研究该地区的著述者认为，这种民主的缺乏与石油有关。那些出口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石油资源的国家往往不太民主。2011年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抗争浪 潮，似乎证实了大额石油收益与对更民主、更平等的生活提出诉求的困难程度之间存在的这种关联。总的来说，一个国家的石油产量越小，产量下降得越快，争取民主的斗争就越容易展开。最初爆发抗争的突尼斯和埃及，以及抗争迅速蔓延开来的也门、巴林和叙利亚，都是中东地区石油产量最小的国家，而且它们的石油产量都在下降。而在中东八个主要石油生产国中，只有在产量最小的利比亚(而且该国近期也遭遇了产量下跌)，类似的政治斗争势头才在增强，虽然发生在该国的冲突也是最快演变为暴力、最快遭到外国干涉的。1
1. 2010年中东地区最初发生抗争的五个国家，石油产量最低每日4.4万桶(巴林)，最高每日 66.8万桶(埃及)。而中东八大产油国(阿尔及利亚、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亚、 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加上卡塔尔)的石油产量，则在每日179万桶(利比亚) 到每日 1051万桶(沙特阿拉伯)的范围内;卡塔尔虽然仅生产每日143万桶，但人均石油产量最高，此外还是中东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阿曼(每日86.9 万桶，2011 年春天只发生了轻度的政治抗议)恰在这两组之间。而在中东石油产量较少或几乎为零的五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动态更由巴以冲突而非石油政治牵动(以色列 / 巴勒斯坦、 约旦和黎巴嫩)，还有一个国家(摩洛哥)则主要依靠蓬勃发展的另一种矿产⸺ 磷酸盐的出 口产业。数据包括原油和其他液态石油产品，来源:www.eia.gov。
这个问题有时被称为“石油诅咒”。大部分讨论它的人，很少谈及石油本身的特性，以及它是如何被生产、分配和使用的。他们讨论的对象不是石油本身，而是石油财富，也就是在石油转化为政府收入和私人财富之后的累积所得。对于石油的反民主属性，他们给出的理由，主要集中在它所带来的盈余收入上:它为政府提供了资源，来压制异见、收买政治支持，并通过发放公共救助和价格补贴，来缓解要求更平等地分享繁荣成果的主张对政府造成的压力。这些解释并不涉及石油开采、加工、运输和消费的方式，不涉及石油作为一种高度集中的能量来源所具有的各种权力，也不涉及那个将石油转化为各种形式的财富与权力的装置。在他们看来，石油诅咒仅仅在折磨着那些依赖石油收入的政府，而不会影响更广阔的世界获取驱动其物质生活与技术生活的能量所依靠的各种过程。2
2 多数研究在讨论食利国家(rentier state)时普遍倾向于忽视石油的物质性，但以下著作是 一个重要的例外:Fernando Coronil, The Magical State: Nature, Money and Modernity in Venezuel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这本书把上述倾向联系到了这样一个更广泛的现象上:在理解财富形成的过程中，自然因素的作用被普遍地抹杀了。亦参迈克尔·瓦茨(Michael Watts)参照石油时代之前的政治结构，对“石油复合体”(oil complex)及其构建的“可治理空间”(governable spaces)的讨论:‘Resource Curse? Governmentality, Oil and Power in the Niger Delta, Nigeria’, Geopolitics 9, 2004: 50–80，以及罗伯特·维塔利斯(Robert Vitalis)对组织沙特阿拉伯石油生产的劳工体制和形象塑造等问题的考察:America’s Kingdom: Mythmaking on the Saudi Oil Frontier, 2nd edn, London: Verso, 2009。
对石油生产装置的忽视，体现了人们对民主持有的某种根本性的认识。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九个月后，一位被派往该国南部的美国民主专家，在与某个省议会的议员们探讨“治理能力建设”时就分享了这种认识。“欢迎来到你们全新的民主体制，”他一边开始展 示幻灯片上美国人为伊拉克人设计的行政结构，一边说道，“我见过你们这样等待接受民主制度的人。我在柬埔寨见过，在俄罗斯见过，还在尼日利亚见过。”据说，当这位民主专家说到此处时，两名议员直接走出了会场对一位民主专家来说，无论在哪里，民主政治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它由一套程序和政治形态组成，这些程序和政治形态应当要以这样或那样的翻版，被复制到每一个成功的民主化实例中去，就好像民主只能作为其自身用碳粉复写纸复制出来的副本出现一样。民主基于一种模型，一个原初的理念，可以从一个地方复制到另一个地方。如果它失败了⸺就像它在许多石油国家看上去所经历的那样⸺那一定是因为模型的某些部分缺失或发生了故障。
理念(idea)是一种在不同地方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相同的东西，可以从一个语境或背景中复制到另一个语境或背景，不受当地历史、环境和物质安排的束缚，变得抽象化、概念化。民主专家必须将民主变成一种可以轻易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抽象概念，这样，他就可以把它装进自己的手提箱里，或放在幻灯片上，从俄罗斯带到柬埔寨，从尼日利亚带到伊拉克，向人们展示它如何运作。
一旦某个人将民主变成了某种在世界各地到处流动的理念，为了随之流动，他就必须拘泥于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解释这个理念如何运作，解释人民如何实现民主。如果民主是某种理念，那么使国家实现民主的方式，就是让这个理念进入人民的头脑。民主的问题因而也就转化成了如何打造一群心向民主理念的新型公民的问题。
在美国对当代中东的讨论中，一直以来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如何制造新型的公民。无论是关于伊拉克战争、经济改革、巴勒斯坦的未来，还是关于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民主化的障碍、反美主义的扩散、2011年阿拉伯世界的抗争，在各种辩论中，人们都在反复关注怎样培养一种新型政治能动者(agent)这个问题。如何创造 具备足够能力来对权威施加限制的权力主体?如何培育一个拒绝授权给威权主义的公民群体?要产生一个建立在依据理性的个人利益而不是腐败或裙带关系来行事的能动者的基础上的经济形式，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启蒙、训练或经验?是什么能产生基于和反对派的相互信任与尊重，而不是对他们的怀疑和压制的政治形式?简言之，这些辩论 试图在探讨的是，人们如何才能学会认识到自己是新的权力形式的主体，并以这一身份做出反应?反过来说，什么样的权力形式能够塑造出自由主义或民主的政治主体?
对于提出及解答这些问题的方式，已经有了大量批评，尤其是在有关民主化的辩论中。批评者们常常指出，这种提问和解答的方式忽视了在发挥作用的所谓“更大的力量”。美国讨论中东民主问题的著述通常很少触及资本主义全球化，很少触及为了将人们改造为驯服听话的劳动者和自愿积极的消费者⸺这两个角色是解决西方的经济危机所必需的⸺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也很少触及帝国的力量，对各大帝国来说，民主化策略只是为了勉力维持其日渐孱弱的霸权而采取的更广泛行动中一个次要的、外交性的部分;还很少触及各占领势力和军事政权所部署的暴力与镇压手段。然而，类似的批评忽视了这些辩论中这样一个有趣的概念:民主被视为一个工程项目，它关注的是新型政治主体的制造，以及如何使人们服从新的被治理的方式。
以一个近期对中东民主化问题的研究⸺“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项目⸺为例。该项目在五个阿拉伯国家进行民意调查，以测量可能有助于建立民主制度的个人态度与倾向在这些国家的存在程度。调查针对的倾向包括“政治宽容、尊重多样性、公民参与和人际信任”。该项目最初由美国国务院的“中东伙伴关系倡议”(Middle East Partnership Initiative)资助，负责管理该项目的委员会包含了来自该项目所要测量和记录其政治文化的各个调查对象国的学者。“中东晴雨表”项目是调查范围更广泛的一个名为“全球晴雨表”(Global Barometer)的计划的一部分，除中东外，这一计划还在非洲、拉美和其他地区开展类似的研究。“阿拉伯晴雨表”和其他一些针对中东地区的类似研究所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已经让美国官方圈子中关于阿拉伯世界政治态度的许多被普遍接受的假设受到了质疑。
无论“阿拉伯晴雨表”在向我们展示官方话语的某些局限上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该项目在乍看之下似乎就存在一个弱点，而这个弱点同样也影响了许多关于民主化和公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它似乎在寻找一种“没有民主化的民主”(democracy without democratization)。这个项目预设的前提，是“成功的民主化需要一个重视民主并具备民主政治文化要素的公民群体”。然而就我所知，没有切实可靠的证据表明，公民文化⸺信任、宽容、相互尊重的态度，以及其他自由主义美德⸺的存在，能够促进民主的出现。事实上，指向相反结论的历史证据并不鲜见。在西方的民主斗争史上，我们可以反复找到这样的例子:那些宽容、受过教育、开明的政治阶层，是如何扮演民主化的反对者，拼命阻止将实际的政治权利扩大到无财产者、宗教与种族少数群体、妇女和殖民地臣民的。在许多情况下，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阶层所拥有的公民美德，反而恰恰成为他们反对民主化的理由。他们常常声称，正是由于自身的文明和理性，他们有资格为那些还不足以替自己发声的群体充当利益代言人。当人们获得了民主权利之后，行使这些权利也许能鼓励良好公民美德的发展，至少对于已经扩大了的那个政治阶层中的成员是如此⸺对于这些美德的传授和实践就变成了人们使自己服从于民主权威的一种方式。然而另一方面，民主化的过程往往是一场反对这些美德的战斗。一直以来，民主化的过程所需要的，是一套更加不妥协的参与和实践。
本书所关注的，正是这些更加不妥协的参与，以及碳能源如何帮助创造了各种形式的能动性，使人们能够进行有效的不妥协行动。
作者 蒂莫西·米切尔 （Timothy Mitchell，1955— ） 生于英国，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中东、南亚和非洲研究系威廉·B. 兰斯福德中东研究讲席教授，是中东研究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他在剑桥大学读法律本科时，选修的一门伊斯兰教法课程激发了他对该地区的兴趣，由此转入历史门下，并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和近东研究博士学位。跨学科的背景给了米切尔宏富的知识和锐利而独特的视角。他的研究处在政治理论、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资本主义史和环境史等多学科的交叉点上，以融贯实证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分析方法，思考殖民在现代性形成中的地位、中东的物质和技术政治，以及经济学和其他形式的专家知识在集体生活管理中的作用等问题，尤其会别树一帜地对物质与技术物给予特别的重视。著有《殖民化埃及》（简体中文版《再造国家：埃及在 19 世纪》）、《专家之治：埃及、技术–政治和现代性》等，并主编《现代性诸问题》。作品被译为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希伯来语和土耳其语等多种语言出版。
书影拍摄｜韩潇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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