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国力不可谓不强，却败的无比耻辱。所谓的国力不外是人多、兵多。民间百姓都知道，人多作乱，鸡多不下蛋。一国的国力，包括硬件(工业与船炮)和软件(制度与文化)两方面，且这一切有效地整合起来才构成力量，以清政府当时的条件，啥也构不成！
英国大老远地跑过来了，而我们是本土作战。但中国士兵的两条腿，怎么能赛得过英国的轮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沿海兵丁远远不够用，清政府主要是从内地调兵增援东南战事。诸多省份，少者调兵500人，多者调兵7000多人，整个战争期间动用总兵力大约10万，而内地调往沿海的大约5万，也就是一半左右。这一半兵力的调兵速度，据推算：邻省约30—40天，隔一二省约50天，隔三省约70天，隔四省约90天以上。
相形之下，倒是英国反客为主了，英国军舰从南非开普敦驶至香港，需60天；从印度开过来，需30-40天；从英国本土开过来，也就是4个月。所以，清军远远谈不上以逸待劳，而是从内地到沿海，一片折腾。
清政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意政府，民众与政府不但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相反，清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始终把人民当作了终极敌人，而人民再傻，也知道朝廷毕竟是朝廷，一家一姓的江山，于我何干?这种隔膜甚至敌我关系，早在16世纪就被西方殖民者发现了。
这一点英国殖民者也明白，所以政府的训令中，专门指示他们不要与中国民众为敌。事实上，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沿海百姓经常平静地围观自己的朝廷与外夷作战，用现在的流行语，百姓都是路过打酱油的呢。
整个鸦片战争，英军步步胜利，大半功劳都得记在中国汉奸的身上！扬威将军奕经在浙江组织战事时，给道光皇帝的折子中也重点谈到了汉奸问题“到处汉奸克斥，商民十有七八，分不出良歹来；”最可恶的是， “每逢打仗之际，百姓男妇，毫无畏惧，从旁指点嬉笑，竞不知是何肺腑?”道光朱批曰：“愤恨何堪，笔难宣述！”
宏观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扬威将军奕经的幕僚臧纡青曾建议曰：“从山东、河南招丁壮万人，从本地招丁壮两万，让他们分伏宁波、镇海与定海，人自为战，战不择地。各地士绅领团勇伏于城内，大军伏舟港口，声东击西，内外交逼，英夷必败”。奕经报上去了，但清政府没采纳。与此同时林则徐提出的战术是：“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 “杀之将如鸡狗”。林公与臧纡青一个意思，只不过他比臧纤青还多一个意思，那就是利用民力抗夷。清政府采用了，但收效不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大臣蒋琦龄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请幸太原疏》：“我众彼寡，则分军为三四，仿古人更休叠战之法，或扰之不听其休，或环攻以分其力，我败有援，贼死无继。”他说，北京的“妇孺皆有激昂恩奋之意，岂行间遂全无同仇敌忾之气?”他的意思是，国军完全可以“人海战术”了，但他没有建议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实封建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力量的动员，人民，唯有人民，才是专制政府最大及最终的敌人，所以政府的国防思想乃是防民甚于防寇，动员民众，政府敢吗?
微观方面，那就是八仙过海了。英国炮艇围住了虎门炮台，关天培演出的是冷兵器时代《三国演义》里玩剩的疑兵术，让士兵们围着炮台后的小山转圈跑，以造成增兵无数的假象。英兵起初不明白他们干吗，等明白后笑翻了。参赞大臣杨芳目睹英船的威风，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采用巫师建议，在广州城内遍收女人马桶，打仗时将女人马桶向之，以破其妖术。广州人民为此给他编了段子：“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奕经在浙江作战前亲自去抽了一签，上书：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敢保平安。过了二天有土司带了兵前来助战，每个兵都戴有虎头帽；各路兵会集得差不多的时候，奕经与参赞大臣文蔚又不失时机地同时做了一个梦，梦见鬼子全被打跑了。1842年3月10日四更时分出兵，这叫虎年虎月虎时虎分。事后，宾汉的《英军在华作战记》对清兵尸体描述曰：“他们的帽子有一种特别的不普通的样子，是用老虎面部的皮制的，附有老虎尾巴垂在他们身后。”英国佬不知这叫虎吃羊(洋)战术。
奕经手下还有人上演了猴战术。买来19只猴子，希望它们身背鞭炮蹦到英夷船上，引燃英船上的火药。问题是，临阵时怎么把猴子弄上英船呢?
清政府有如此官员与百姓，鸦片战争不输都不可能，满清统治者没有把人民当成国家的主人和一份子，百姓认为对外战争与己无关，甚至可能会认为满清倒台生活会更好，官员腐败愚昧封建落后，不思进取，鸦片战争岂有不败之理，只是这失败也未能让满清统治者醒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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