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朝有“两京”、“两都”四都城之说，所谓“两京”即北京顺天府、南京应天府，“两都”为中都凤阳府、兴都承天府。南京应天府为明太祖朱元璋定鼎之地，北京顺天府为明成祖朱棣之后的法定京师，中都凤阳府乃明朝龙兴之地，故而此三座都城人尽皆知。而兴都承天府却鲜有人知其存在，亦或是认为空有其名而不论及。
兴都承天府位置示意图
甚至在清朝官修政书《续通志》评价：“明世称京都者不数承天，盖嘉靖特以陪藩故邸、隆其称号，故不得与二京、中都并称云”，认为承天府被称为兴都是嘉靖皇帝的一厢情愿，承天府不具备都城的地位。但作者认为，尽管兴都承天府的总体地位和规制低于两京和中都，且设立时间较晚，但仍可将兴都承天府视为明朝都城之一。
兴献王就藩湖广与嘉靖帝继承皇位
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是明孝宗朱祐樘同父异母的弟弟。公元1487年（成化二十三年），朱佑杬被册封为兴王，“命建藩府于德安府，初梁庄王有故邸、田地在安陆州，帝请改居安陆，诏从之”。七年后，兴王朱祐杬启程就藩安陆州。其子朱厚熜生于正德二年，“父兴献王佑杬，国安陆，正德十四年薨，帝年十有三，以世子理国事。十六年三月辛酉，未除服，特命袭封”。
不久，明武宗朱厚照驾崩于豹房，根据内阁首辅杨廷和拟定的遗诏，朱厚熜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嘉靖皇帝是藩王入继大统，故后来其在即位礼及生父、生母的名分上，同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产生了不同意见，朝廷逐渐形成了以杨廷和为首的“护礼派”和以张璁为代表并得到嘉靖皇帝支持的“议礼派”。
护礼派与议礼派
“护礼派”要求嘉靖皇帝以“继子”的名义称明孝宗为“皇考”，称其生父、生母为皇叔考、皇叔母，以确保明孝宗一支皇位得到延续。而“议礼派”则认为应当“继统不继嗣”，即认为嘉靖皇帝是继承了皇位，而不是继承了太子之位，反对强迫嘉靖皇帝改认弘治帝为皇考。两派朝臣围绕嘉靖帝父母名分及相关礼仪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史书称之为“大礼议”。
此后，在“议礼派”的帮助下，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事件中逐步取胜，公元1528年（嘉靖七年），《明伦大典》修成并刊印颁发，嘉靖皇帝以法典的形式巩固了自己在“大礼议”中所取得的成果。父以子贵，兴献王被其“追尊献皇帝，庙号睿宗”，而其生母蒋氏被尊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在“大议礼”事件中，皇权在同“相权”“臣权”的较量中不断巩固，嘉靖皇帝的个人威势也不断提升。
嘉靖帝对兴都承天府的尊崇和升格
承天府，元代时为安陆府，属荆湖北道宣慰司，明初属湖广承宣布政使司管辖，洪武九年被朱元璋降为安陆州。嘉靖皇帝继承皇位之后，随着皇权的巩固，安陆州作为“龙兴之地”，不断升格，陪都属性持续增强。
承天府称谓的变化
- 帝王龙兴之地：陪都职能的完善
首先便是升州为府、定府为陪都。公元1531年（嘉靖十年），湖广归州巡检徐震上疏，“请于安陆州建立京师，下礼部议：京师之建，于典礼无据，太祖发迹濠州，改州为府，较之安陆事体相同，宜升为府治，以隆根本”。徐震大胆提出在安陆州设立京师，当是参照明成祖在北京设行在之例，嘉靖皇帝顺水推舟将安陆州升为府，“定府名曰承天，附郭县曰钟祥，割荆州之荆门州，当阳、潜江二县及沔阳州景陵县隶之”。
承天府相比安陆州，不仅行政级别上升了，且所管辖地域也大大增加。公元1539年（嘉靖十八年），嘉靖皇帝决定升承天府为陪都，“帝以承天府为兴都，设留守司，统显陵、承天二卫，比中都焉”。可见，彼时嘉靖皇帝以中都为依据升承天府为兴都，使承天府具有了陪都的地位。次年三月，明朝在承天府增设荆西道，“改置湖广承天、德安二府为荆西道，设守、巡官各一员，从巡抚都御史陆杰奏也”。
驻扎在承天府的荆西道，协助湖广巡抚管理承天府、德安府等地，体现了承天府的地位。在将承天府升格为都城之后，嘉靖皇帝又将其原来的藩邸——兴王府升格为帝王宫殿。早在公元1526年（嘉靖五年）五月的时候，他就命人“修旧邸宫殿”，“旧邸”即是指兴王府。即便到了嘉靖皇帝晚年，他仍不忘兴王府的建设和维修，但为内阁首辅徐阶所谏止，“帝欲建雩坛及兴都宫殿，阶力止之”。
阶力止之
公元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嘉靖皇帝“诏定兴都旧邸官守，凡宫殿门禁、关防、出入内臣，俱照两京例”，兴王府的设官和管理开始参照北京、南京大内。值得一提的是，嘉靖皇帝还别出心裁的参照“两京”升格承天府学。严嵩在《重修儒学记》中提道：“高皇帝肇建南都，则有应天府学；文皇帝定鼎北都，则有顺天府学；今皇上发迹兴都，则有承天府学。三学并峙，巍乎盛哉，诚一代之隆制”。
由此可见，彼时承天府府学地位同“两京”相似。嘉靖皇帝还不忘扩建承天府城和官署、兴修元佑宫。在安陆州被升格为承天府之始，明朝便命“改建其规制，创所未有”，对承天府的硬件作了完善。如对承天府府衙进行了扩建，“大门门上覆以筒瓦，视顺、应二府之制。”同时，嘉靖皇帝还命人在承天府修元佑宫，元佑宫“规模宏敞、布置严整，匪独一邑瞻仰，实为三楚巨观”，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祖宗陵寝之地：兴王墓升格为帝陵
兴献王逝后，葬在了安陆州松林山，规制为亲王墓，嘉靖皇帝继承皇位之后，兴王墓也因此获升格，被赐名“显陵”，“睿宗献皇帝陵曰显陵，在湖广承天府之松林山，今号纯德山”。《大明会典》记载：“兴都显陵，嘉靖六年特敕修理，各项规制俱照天寿山，添设石像生、碑亭……”。明显陵的修建贯穿了嘉靖朝始终，耗资甚多，“工部右侍郎顾璘奏修显陵宫殿，计银四十六万两有奇”，可见显陵工程之浩大。
计银四十六万两有奇
扩建后的显陵，规模足以比肩如今的明十三陵，是我国明代帝陵中最大的单体陵墓。除了硬件上面的提升，明显陵祭祀级别也不断提升，“升戚属为都督佥事，给钦差纯德山掌祀关防，职专守护，始于太常寺选补奉祀及增祀丞一员，如七陵之制”。由于嘉靖皇帝的生父、生母葬于兴都承天府，故该地为嘉靖以后明朝皇帝“祖陵”所在地，之后的隆庆皇帝、万历皇帝等皆对兴都承天府格外重视。
- 省级军事单位：兴都留守司的设立
自从承天府升格为兴都后，为保卫兴都及明显陵，嘉靖皇帝对湖广地区的军事建制做了调整，原先的湖广都司、湖广行都司的二司并立格局变为都司、行都司、留守司三司鼎立。公元1539年（嘉靖十八年）五月，“改荆州左卫为显陵卫，置兴都留守司，统显陵、承天二卫，防护显陵，设官如中都焉”。自此，参照凤阳府的中都留守司，兴都地区有了省级军事单位。
该司在明朝的都司卫所体系中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中的前军都督府，被定为“承字号”。兴都留守司的设立，是其都城地位的重要体现。同时，兴都留守司的正留守品级为正二品，掌兴都守御防护之事，可谓是位高权重。公元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嘉靖皇帝将沔阳卫、德安千户所从湖广行都司改为兴都留守司管辖，兴都留守司管辖范围扩大。
兴都留守司示意图
凸显陪都地位：《兴都志》的编撰
公元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礼科都给事中丘岳“请刊定《兴都志》，其略言：今之兴都，宝藏二圣冠，为皇上龙飞之地……先帝之盛德、我皇上之大孝，闇而不彰，乞下纂辑”。此疏甚合嘉靖皇帝心意，故命内阁首辅徐阶为总裁，吏部左侍郎董份为副总裁，以谕德张居正、洗马林燫等人为纂修官，启动了对《兴都志》的修撰。同一般地方志不同，《兴都志》属于较为典型的陪都志，“详人事而略沿革”。
嘉靖皇帝去世的这一年（嘉靖四十五年），《兴都志》编撰完毕，被嘉靖皇帝亲自定名为《承天大志》。在纂修《承天大志》的同时，嘉靖皇帝参照北京、南京同时修陪都专志和地方志的先例，特命张居正等人纂修承天府志，“采事迹，撮大要，编纂增入。书成，奏上，特赐名《兴都承天府志》，盖仿两京之制也”。由此可知，除了撰修《承天大志》，嘉靖皇帝还别出心裁的命人纂修了地方志《兴都承天府志》。
兴都作为明朝都城的依据
嘉靖皇帝是明代唯一一个出生于就藩地、成长于就藩地、之后继承皇位且生父为藩王的明朝皇帝，故承天府对嘉靖帝而言有三重特殊含义：一是生长地即故乡，嘉靖皇帝在南巡承天府时曾作《御题汉江》：“旧邸承天迩汉江，浪花波叶泛祥光。溶浮滉漾青铜湛，喜有川灵卫故乡”。可见，嘉靖帝将出生地承天视为自己的故乡，这点同清朝顺治帝入关后将“故都”沈阳视为故乡有相似之处。
御题汉江
嘉靖皇帝将安陆州改名为“承天府”，在府名上超越了“凤阳府”，比肩“顺天府”“应天府”，故在明朝被称为“三天”，且被定为“兴都”，在名义上已是明朝都城。嘉靖皇帝在承天地区特设兴都留守司，是明朝在湖广地区最大的军事单位，证明了兴都的重要地位。嘉靖皇帝敕修《兴都志》和《承天大志》，将陪都志同地方志的分开纂修，凸显了兴都的都城地位。
最重要的是，在明朝臣子眼中，兴都被视为全然的都城，这 一认同一直延续至万历、崇祯朝。曾任广西布政司右参议的田艺蘅在其笔记《留青日札》中提道：“天下有二京、二都，中都则以皇陵、兴都则以显陵，二都皆设留守”。曾任福建按察使的徐中行在《送大中丞杨公之湖广》一诗中提道：“谁借䕫龙出汉宫，兴都根本两京同。提封万井开云梦，王气千山护郢中。”
徐中行把兴都同两京比肩，可反映其亦将兴都视为明朝陪都。兴都的重要地位，还可从明末农民起义时湖广巡抚对兴都的守护看出。崇祯末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围攻兴都承天府，“癸未正月，李自成陷湖广承天府，巡抚宋一鹤守城，下城巷战，挥刃击杀数贼死”。湖广巡抚亲自坐镇兴都承天府指挥抵抗农民军，可反映兴都作为都城、作为“龙兴之地”的重要地位。
湖广巡抚亲自坐镇兴都承天府
结语
从前文所述可知，在明代，兴都是同中都并列的“两都”，但地位次于北京、南京和中都，位列“两京”“两都”之末。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中都为明太祖龙兴之地，南京、北京先后为明朝的京师，其地位早已奠定，嘉靖十八年才升格的兴都承天府在政治地位上不可能超越前面三者。虽然无法将承天府同两京相提并论，但不能否定兴都承天府曾为明朝都城之一的历史事实。
参考文献
叶骁军，《中国都城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孙文龙，《承天府志》，书目文献出版社，2003年
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81年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2009年
官修，《明世宗实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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