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佛》：不是“讲解”佛学，而是“研究”佛学|佛学|佛教|季羡林谈佛|宗教

季羡林被称为“学界泰斗”，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等。

他锲而不舍地研究佛教超过五十年，《季羡林谈佛》这本书不是“讲解”佛学，而是“研究”佛学。因此，对信徒来说，有些内容就有点刺耳了。

我从来没有信过任何宗教，对佛教也不例外。而且我还有一条经验：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
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佛教当然也是如此。
——季羡林《我和佛学研究》

研究人，不是神

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也是个历史人物。既然是研究人，就要破掉神话迷雾，还他本来面目。

释迦牟尼29岁出家，35岁成佛，传教长达45年，直到80岁涅槃。他的一生和当时很有力量的商人有密切联系，也结交国王、“失足女”，表现出圆熟的交际手段。

总之，释迦牟尼是一个性格比较复杂，有不少矛盾的人物。但他之所以成功，佛教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宗教，一方面说明它满足了一部分人民的宗教需要，同时同他这个教主有一套手段也是分不开的。
——季羡林《释迦牟尼》

佛教不是直接传入中国

“浮屠”来源于印度古代俗语，“佛”来源于吐火罗文。

从“浮屠”和“佛”的音译，可推测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佛教不是直接传入中国的。

从“浮屠”可推测，佛教约在西汉文帝到武帝时，从印度传到游牧民族“大月支”，再传入中国。

从“佛”可推测，佛教从印度传到中亚新疆小国，再传入中国。

原始佛教的“悲观主义”

佛教兴起于公元前五六世纪，当时印度的种姓制度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混合产物。

佛陀最根本的教义是所谓十二因缘、四圣谛、八正道。
十二因缘的基础是苦，苦的根源是无明（不了解，不认识）。
四圣谛：苦、集、灭、道，也以苦为中心。而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是为了从苦中解脱而修行的方法。
总之，他认为生老病死，一切皆苦，存在本身就是痛苦。他也相信业报，相信轮回。他的最高目标就是铲除无明，了解或认识存在的因果关系，从而跳出轮回，达到涅槃。
这一些想法都涂着浓厚的悲观主义的色彩。有的人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不是悲观主义的；但是，像佛教这样彻底的悲观，还是绝无仅有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有见地的。
——季羡林《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佛教提出众生皆苦，相信轮回业报，从而反对了种姓制度。

它基本上是无区别地对待一切种姓的，它不像婆罗门那样排斥异己，不把社会分割得七零八碎。
它反对婆罗门杀牲祭祀，投合了农民的愿望。
佛教徒虽然不从事体力劳动，靠布施为生，但是他们不许占有任何财物，房子、牛羊、土地等都不许占有，不许做生意，不许触摸金银，因此同人民的矛盾不大。
佛教主张使用人民大众的语言，这就比婆罗门使用梵文大大地有利于接近人民、宣传教义。它反对苦行，在这一点上，又比其他沙门教派占了上风。
由于这一些原因，它在印度由小而大，终于成了大王朝的国教。输出印度以后，由于它无区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因而在一些亚洲国家流行起来，一直流行到今天。
——季羡林《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佛教的“倒流”现象

宗教的排他性特别强，但是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又从中国“倒流”回印度，是世界宗教史上一个特异的现象。

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中国人接受了这一个外来的宗教以后，并不是墨守成规、原封不动地把它保留了下来，而是加以改造和提高，加以发扬光大，在传播流通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宗派。
总起来看，在律的方面——僧伽组织方面的改变，比起在教义方面的改变与发展，要少一些，要不太引人注目一些。在佛教义理方面，中国高僧在几百年上千年的钻研与学习中，有了很多新的发展，有的又“倒流”回印度，形成了我所说的“佛教的倒流”。
——季羡林《佛教的倒流》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和其他两大宗教相比，为什么只有佛教才有“倒流”现象？

据我涉猎所及，耶稣教和伊斯兰教不存在“倒流”的问题，至少没有佛教这样明显，这样深广。原因何在呢？耶稣教和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各有一部圣经宝典，耶稣教的是《旧约》和《新约》，伊斯兰教的是《古兰经》。这两个宗教的信徒们，大概认为天下真理均在其中矣。只要勤学熟读，深入领会，用不着再探讨其他真理了。
——季羡林《佛教的倒流》

在古印度，宗教和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大乘佛教继承并发扬了这个传统。大乘还提倡逻辑学，所谓的因明学者就是。

佛教中没有确定哪一部经典是圣经宝典，唯我独尊。所有的经典都并肩存在、庞然杂陈，这些经典通常称为“大藏经”。

释迦牟尼并不承认自己是神，他活着的时候，以及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僧徒们也没有把他当神来膜拜。有的学者说佛教是无神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

而且，佛教可以粗略分为高层次和低层次。

低层次的佛教烧香拜佛，修庙塑像，信徒们相信轮回报应，积德修福。

高层次的佛教信徒，他们的重点是钻研佛教义理，就像一个哲学家钻研哲学。钻研的结果，由于理解面不同，理解者的修养水平、气质、爱好也不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许多宗派。

总之，我认为，佛教有宏大的思想宝库，又允许信徒们在这一座宝库内探讨义理。有探讨义理的自由，才能谈到发展。有了发展，才会有“倒流”现象。这是再明白不过的。
同小乘比较起来，大乘的思想宝库更丰富，更复杂，更富于矛盾。唯其更富于矛盾，给信徒们或非信徒们准备的探讨义理的基础，才更雄厚，对义理发展的可能也就更大。中国佛教的“倒流”现象仅限于大乘，其原因就在这里。
——《佛教的倒流》

宗教发展的共同规律

佛教传入中国，到了东晋已经约有三百年历史。僧寺日益增多，僧尼与日俱增，名僧辈出。

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一个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撞，佛教不能例外。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试探、伪装、适应，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最后达到了融合的阶段。到了东晋，应该说这个阶段已经到达了。
——季羡林《法显》

在宗教的最初发展阶段上，满足宗教需要费很大的力量，付出很大的劳动。在这里，宗教就施展出自己固有的本能适应性。在不影响满足宗教需要的情况下，竭力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经过多年的思考与验证，我认为，世界宗教的发展是有共同规律的。这个规律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表达：用越来越少的努力（劳动）得到越来越大的宗教满足。
——季羡林《法显》

从小乘到大乘的过渡，是这个规律的具体表现；顿悟学说的兴起，背后也是这个规律。

渐悟耗费时间和精力，会和物质生产发生矛盾；顿悟则洞见真如本性，即可立地成佛，扫除了宗教信仰和发展生产力的矛盾。

禅宗提倡劳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在中国各佛教宗派中，禅宗寿命最长。

佛教理论和实践的矛盾

到了唐代，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至少有了六七百年的历史，很多重要的佛典译成汉文，有的甚至不止一个译本。佛教教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僧侣已经能够自己创造新的宗派，形成中国化的佛教。

玄奘经过九死一生，终于到达印度，遍访名师，回国后写书、译经、讲经。玄奘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有宗的传统，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法相宗。

法相宗体系的特点是八识，种子是构成世界的原因，“染”的叫有漏种子，“净”的叫无漏种子。有漏种子使人类陷于苦难，只有断尽有漏种子，人类才能跳出轮回。

根据法相宗的理论，只有佛才能断尽有漏种子，但是有漏种子断尽才能成佛。这个鸡与蛋的关系，使法相宗陷于困境，无法摆脱。

总之，不管怎么样，在法相宗看来，成佛是异常艰巨的，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这是他们的理论。
但是在实践上，好像又不是这么一回事，成佛不但不是不可能的，而且今生即可成佛。
——季羡林《玄奘》

季羡林觉得，中国古代许多佛教大师都似乎有这样的矛盾，讲佛理的时候，头绪纷繁；但在实践方面，则又是另外一套。

可能是由于对一般老百姓，如果死钻牛角，就会把他们吓退，不如说得简单明了，只需喊上几句“阿弥陀佛”，布施一些什么东西，就扯给他们一张天国入门券，西天有份。这样对吸收信徒，增添利养，大有好处。
——季羡林《玄奘》

佛教在中国的融合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起源于孔子，佛教起源于释迦牟尼，道教虽然自称是老子、庄子的信徒，但是汉以后的道教实际上却是张道陵创建的。在这三家中，儒、道两家是土生土长的，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

佛教不但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且由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也影响了那里的文化发展，以及社会风俗习惯。佛教至今还是东方千百万人所崇信的宗教。如果没有佛教的输入，东方以及东南亚、南亚国家今天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社会风俗习惯是什么样子，简直无法想象。
——季羡林《佛教的传入中国——两种文化的撞击和吸收》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十分剧烈的宗教战争，不像欧洲的十字军东征。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同本国的宗教、文化、伦理道德方面有撞击但不激烈、不明显，表面上来看，似乎很快就和平共处了。

事实上，各国各时代的统治者利用宗教，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都有不同的策略与措施。

所谓有用，包括六个方面：
一，哪一个宗教拥立了自己？
二，哪一个宗教对眼前或将来的统治有用？
三，哪一个宗教能为自己的门楣增光？对调整品级结构，抑制名门大族，抬高庶族地位，确立族望与官品相结合的等级结构有用？
四，哪一个宗教有利于扩大版图？
五，哪一个宗教有利于长生不老？
六，如果是一个女皇，哪一个宗教能抬高妇女的地位？
最后这一个看来是个小问题，但可也是统治者关心的问题。
根据这一些考虑，可能还有其他考虑，隋唐统治者就对儒、道、佛三家有压有提，有抑有扬，随时变化，随地变化，随人变化，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景象。
——《唐初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