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汉献帝以“建安”(公元196年至220年)作为其统治尾声的年号时，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悄然拉开序幕，这一时段一直延伸至魏初。在这一动荡的历史转折点上，文坛涌现出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代表的杰出人物。他们不仅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更普遍采用五言诗的形式，展现出一种刚健有力的文学风格，即“建安风骨”。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深沉的情感与激昂的斗志，内容充实，情感真挚，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典范。
“风骨”一词，最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广泛应用于人物品评，随后逐渐渗透到书画与文学评论领域。在文学评论中，南唐学者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堪称经典：“在抒发情感时，必须先有那股吹拂心灵之风;在构思文辞时，必须先有那支撑文章的骨骼。文辞依赖骨骼，就像身体需要骨架支撑;情感蕴含风韵，正如形体包裹气息。言辞表达得端正直率，文章的骨骼就形成了;情感意气骏爽，文章的风韵就产生了。”
关于“风骨”的阐释，后世学者各抒己见。黄侃先生提出了“风意骨辞”说，他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认为，“风”象征着文章的主旨与思想，如同风之于物，是驱动全文的灵魂;“骨”则代表着文章的文辞与表达，如同骨之于物，是支撑全文的框架。这一观点得到了范文澜等学者的认同，并进一步得到了周振甫等人的补充与深化。他们认为，“风”是对作品内容的美学要求，要求作品鲜明而有生气;“骨”则是对作品文辞的美学要求，要求文辞精练、有条理、挺拔有力。
然而，也有学者对“风骨”的理解持有不同看法。舒直先生认为，“风”是富有情绪色彩和音乐性的语言，“骨”则指文章有正确的思想内容。刘永济先生则将“风”比作文章的情思，“骨”比作文章的事义。廖仲安与刘国楹两位先生在《释“风骨”》一文中更是明确反对黄侃先生的“骨是文辞”之说，他们认为“风骨”是文章内在的人力与骨干，都是内容的概念。寇效信先生则进一步指出，“风”不仅体现了作家的刚健骏爽之气，还与时代紧密相连，具有教化和感染作用的本质;“骨”则是对文章辞语的美学要求，只有经过锤炼而坚实遒劲的辞语才符合“骨”的要求。
尽管这些观点各有侧重，但他们都强调了“风骨”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以其内容充实、情感丰富而著称，展现了“建安风骨”的独特魅力。这一时期的文学繁荣不仅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更在诗歌史上掀起了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为后世文人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鲁迅先生曾高度评价这一时期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足见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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