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共一大是在浙江嘉兴南湖上的一艘红船上胜利召开的，而其实，在此之前，这次开天辟地的会议，已经在上海召开了9天，但就在第九天时，一个陌生男子突然闯入了一大会场，导致代表们临时决定改变会议地点。
那这名男子究竟是谁？一次误入为何会让当时的代表们如此紧张，甚至要立刻转移呢？这需要从头说起。
1921年7月30日，这是一个闷热的日子，即使独自坐在屋里，不一会儿都会满身大汗。然而，上海法租界贝勒路的李公馆餐厅中，却坐满了人。
中共一大已经在这里持续进行了9天，除了25、26日两天休会讨论外，从23日开幕式起，这个小餐厅就一直是15名一大代表的会场，这天也不例外。
本来按照代表们最初的商定，在当时严峻的社会环境下，会场是需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然而，除了李汉俊的家外，他们在上海也再找不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了。
晚上八点多，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正准备发言，突然虚掩的后门被推开，一个穿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闯了进来，眼睛迅速地环顾了一周。
身为房子主人的李汉俊立刻站了起来，问道：你进来做什么？
那人眼睛还在不住打量众人，心不在焉地回答：找人，社联的王主席在吗？
李汉俊不悦地说道：这里没什么社联的人，哪来的王主席？
中年男子哦了一声，收回了目光，说了句：对不住，找错地方了。随后匆匆离去。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斗争经验十分丰富，他立刻判断这个人有问题，当机立断要求代表们立刻疏散！李汉俊立刻领着众人从李公馆前门离开。而他自己则和陈公博留了下来。
结果不出马林所料，没一会就有几个法国巡捕和士兵进了陈公馆。当时，陈公博已经跟李汉俊上了楼，在书房中抽烟，带队的法国总巡直接走了进来，问道：你们在开什么会？
陈公博回答：那里是开会，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总巡当然不信，吩咐几个手下四处搜查，自己则继续盘问李汉俊、陈公博二人。
侦探和士兵们四处翻找，足足搜了四个小时，结果除了几本马克思的著作外一无所获，总巡只得微笑地说道：本来是要查封房子的，但二位都是知识分子，就通融办理。言罢，这才带着手下离开。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此躲过一劫，经过商议，他们将第二天的会场改到了嘉兴南湖，这才有了我党的“红船精神”。这是中共党史的重要一笔，因此，当初那个闯入会场的密探，也成为众多专家想要寻找的人。
而直到1990年，上海文史馆的叶永烈教授，才从曾经担任过上海法租界巡捕的薛耕莘先生口中，得知了那个人的身份—薛耕莘的上级，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程子卿。
程子卿是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1911年因扛米练就出的过人臂力被选入法租界巡捕房，并被世人巡捕房华人探长的黄金荣看中，从巡捕一路升到了探长，而薛耕莘正是他手下的探员。
他亲口对薛耕莘聊起过“前往李公馆侦查外国赤色分子召集会议”之事，而薛耕莘1968年在内蒙古一个农场改造时，也曾交代过这件事，只不过由于当时正处于动荡年代，这条线索被遗憾地埋没了。
而程子卿本人，由于他在巡捕房工作时，利用自己的身份保护过孙中山、宋庆龄在法租界的安全，并进而为邓演达、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活动提供了帮助，保持了很好的关系。
邓演达在法租界被国民党特务绑架一案，就是他所在的巡捕房解决的，事后，他还通过宋庆龄转告邓演达："人随便外出，捕房派人保护"。包括有些中共党员被捕后，宋庆龄都会通过他来"疏通"关系，从而将党员们保释出来。
为了法租界的利益，他参加过不少镇压工人运动的活动，但在抗战期间，也利用身份敷衍日军，掩护过地下抗日工作，算是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主动向毛主席写了一封请罪信，信中表示自己也曾为共产党做过一些工作，请求宽恕。而这封信，正是由宋庆龄代为转交，同时，宋庆龄也向主席讲述了他为营救革命人士做的一些工作。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他曾是法租界巡捕骨干，也在1954年、1955年两次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批捕，但都因“无罪行、无活动、年迈多病”而未予处理。
在此期间，他一次在家养病，靠以前攒下的房产收租度日，1961年，在家中病故。程子卿本来在历史的洪流中，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正是因为机缘巧合成为了侦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而被学者们所研究。
所幸他良心未泯，在面对民族大义时，确确实实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工作，因此虽然两次被捕，也能得以善终，这也许是历史给他的回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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