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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银发经济、智慧养老等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面对这一发展趋势，我们需要提前对老龄化社会进行新思考，加大治理干预。其中，数字化的养老体系构建对养老事业甚至该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驱动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可能涉及“数字鸿沟”“数字诱捕”“数字藩篱”“年龄歧视”“人机边界”“算法风险”等多个层面。
中国正处于老龄化急速发展期
我们正处于一个老龄化急剧发展的年代，数据显示，自2000年到2023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从10%左右上升到了超过20%。到2050年前后，我国人群中可能超1/3都是老年人。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老龄化数据。
实际上，不仅是人变老了，我们还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出生率在降低。在这种“高龄少子化”的国情背景下，不难想象，未来我们要应对的就是“生育低谷+退休高峰+死亡高峰”的复杂趋势。
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命题：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老年人进一步衰老、年轻人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怎么样以高质量的人口来推动这样一个现代化进程呢？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时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就已经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其实强调的就是要主动应对、积极作为。从2023年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海南调研时谈到的两个“老” （让高龄失能老人老有所养，让低龄健康老人老有所为、发挥余热） ，即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到 现在一直在强调的五个“老”——老有 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个变化过程实际上就体现了我们在积极应对老龄化。深入社区，不难发现，在托底的养老服务中，政府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其中，社区的养老服务发展得尤其明显。
衰老既涉及体征问题，也是一种文化表征
“要做好中国式养老，需要重新理解中国的老龄化、中国的老年人、中国人的变老和中国人的养老。”
当谈到老人的时候，首先要想到他是人，然后他才是老人。一个人在衰老的过程中，特别是老年人群，是有非常大的抑制性的，大部分人都是带着病慢慢变老的，其中一小部分人还是失能状态。而且，通过数据和研究发现，失能的老人一般不失智，失智的老人一般不失能，这就很复杂。
“他失智，但是他活动力挺强，所以这类老人的照护者很痛苦，因为老人的力气比照护者还大。而失能的老人躺在床上却又不失智，他若觉得你的照顾让他不舒心了，是会反抗的。”
除了这种体征上的问题，衰老更是一种文化表征。中国人对亲密关系的依赖是非常强的。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突然有一天觉得父母老了；当然，儿女不在身边的时候，父母也会觉得自己“没有用了”，这个时候他们就认为自己老了。所以，中国人的衰老到底是个体化的标识还是家庭化的标识呢？
现在我们谈养老，包括新质生产力赋能下的养老，其实和十年前、二十年前是不一样的。现在低龄的老人非常多，真正高龄的老人还不到1/3，怎样才能激发低龄老人群体的生产力、重塑他们的生产关系呢？银发经济与智慧养老是反复提及的议题。
中国式养老的数字化需求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率越来越高，60岁以上老人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在不断攀升，低龄老人触网的频次也在不断升高。我们能够看到，数字化社会中活跃的老人还是很多的。
在数字化时代，又处在发展银发经济与智慧养老的历史节点，中国式养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它的数字化需求，这其实有助于应对照料老人方面的压力，特别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单就上海来看，郊区的养老和城区的养老就有非常大的差距。数字技术实际上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照料人员不足和照料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同时在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和数字化养老体系的赋能方面提供助力。
以机器人行业为例，不仅仅是具身型的机器人，还有很多具有语音交互等功能的机器人，其产业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此外，从老人的感官到他们的言语再到他们的行动，可以说都有数字技术帮助他们实现更好地慢慢变老的过程。
不得不说，老龄化的发展需要确实为技术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红利，但老人在接触这些技术的时候到底是什么状态，正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这里其实可以从“数字遗民”“数字移民”“数字原住民”三个层面进行大概的划分。
“数字遗民”指的就是现在年龄可能已经在7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是“遗留”下来的，还处于传统媒体时代，我们也可以称之为Web1.0时代；有些现在已经五六十岁的老人是“迁徙”过来的，他们还经历过一段互联网的工作交互历程，我们可以称之为Web2.0时代；至于四五十岁以后的人群，大都是一种数字原住民，web3.0时代，不仅可读可写，甚至还从单向的互动更多地变成一种体验感无感化的状态，这实际上对人的认知能力要求更高。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对老龄社会治理进行新思考。
数字化社会的中国式养老：机遇与挑战并存
数字化社会的中国养老服务充满了发展机遇。一方面，数字化为养老服务体系积极赋能，如优化社区平台，赋能“老有所养”的服务保障体系；发展远程服务，缓解“老有所医”的不均衡不充分状况；完善信息建设，释放“老有所为”的潜在人才红利；推进线上教育，满足“老有所学”的多元化需求。另一方面，数字化对养老事业和产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驱动作用，包括促进老龄社会治理的精准化转型、增强养老产业转型的智能化加持、加快养老服务模式创新等。
可是，数字技术真的都是有利的吗？在我们想象技术无所不能的时候，在我们感受到技术给我们的生活和老龄社会治理带来更多便利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冷静地思考一下技术的价值到底在哪里、边界在哪里。
数字技术的发展给中国养老服务带来的挑战亦不容忽视，其中可能涉及“数字鸿沟”“数字诱捕”“数字藩篱”“年龄歧视”“人机边界”“算法风险”等多个层面。
就以“数字诱捕”和“数字藩篱”为例。现在很多老人很富有，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比你想得更加复杂，比如网络诈骗。
有一种诈骗叫作数字诱捕——老人看短视频时，会有人利用算法推荐、算法杀熟、信息流投喂、精准诱导等手段，根据老人的偏好来诱导其消费，甚至会涉及隐蔽勾选和循环收费。这个算法可不是基于中立的价值观来操作的，对老人来说，更是充满了不公平。而“数字藩篱”指的是商用数字设备虽在老年人照护和“再机能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却也对老人造成了误伤。这个“藩篱”既是保护，也是隔绝，甚至成了“牢笼”。要知道，过度的避险可能会使自发性受限，这对于积极应对老龄化来说并不友好。
还有毒性的语言和年龄的歧视……从一开始的算法欣赏到算法厌恶，不禁让人思考：到底是不是需要有这么多的技术包围在老人身边？我们又该如何促进技术向善？比如怎么样通过大模型的语料库建设和价值对齐来构建对老龄社会和老龄人群更友善的语料库。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创新治理思路与策略，不断优化与完善中国养老服务，为老年人创造更加自信、友好、从容、安全、便捷的数字技术环境。这不仅是关怀老年群体，更是对整个社会负责，是实现老龄化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作者申琦为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专注老龄数字沟通与传播、智能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十余年，曾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本文根据作者在”感知科技主动应对人口老龄化“主题的2024启明星论坛上所作的主旨报告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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