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有一些干部认为革命已经胜利，思想上开始出现松动，最典型的就是刘青山、张子善案，原本功劳赫赫的老资历，却在糖衣炮弹下忘记初心。
种种现象，引起了毛主席等领导的重视，1951年底，中央多次下达指示展开“三反五反”运动，旨在揪出那些害群之马。
然而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部分暗怀鬼胎者借机迫害诬蔑，导致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像张振东、李中权、张维瀚等人就被错批了。
其实当年陈赓将军也被人揭发“有问题”，在西南地区造成的影响很大，幸好余秋里没有偏听偏信，秉公处理此事，还了陈赓清白。当年，这个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51年12月，时任西南局书记的邓公在西南军区的代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关于“三反五反”的指示。
随后的一年，各机关、部队都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审查，也牵扯出一些职务较高的人物。当时后勤部的问题最严重，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就决定调余秋里去狠狠抓一抓。
余秋里本来在步兵学校任职，1952年2月调到军区后勤部担任部长兼政委，贺老总给了他很大的权力，并严肃告诫他无论涉及到任何人都要一查到底，谁贪污就整治谁。
余秋里没有辜负期望，很快从一笔笔数据中理清思路，的确打到了一些“老虎”。原后勤部的副部长、二级部门的领导，都有涉及到违纪之事，他也给予了相应的处罚。
由于最开始秉持着从重从严的标准，后勤部很多人都被揪出了问题，哪怕只是在伙食上稍多占一点，也直接摘帽子审查。
这样搞下去，后勤部很多位置就没人了，机关几乎要陷入瘫痪。余秋里随后做出两种应对方案，一是选调出一批青壮骨干，让他们迅速投入工作，确保军区的正常运转；
二是对被审查的人员仔细甄别，余秋里考虑到战争形势稳定下来后，党和部队的思想教育有所放松，部分人心里的那根弦就随之松了。上级没及时提高警惕，也是没做到位的方面。
他在后勤党委会上，就做出讲话，大意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绝不放过，但如果只是小错，其本人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做出深刻检讨，组织就该给他一个机会。
同时，也利用这些人来鞭策组织和全体同志，每一刻都不能懈怠。这种没有一棍子打死的做法，非常人性化，被“解放”的机关干部办事比以前认真很多，作风上也时时抓紧了。
余秋里主持军区后勤部期间，谨记着“严格要求自己才能严格要求别人”的道理，坚决不要部里分配的豪车、别墅，就按照相关等级的住行规定执行，不多拿一分一厘。
自己做到以后，就开始清理后勤部遗留下来的问题。余秋里发现川东军区迁到北碚后，新建营房、交通等费用高出了常理，便马上令人仔细审计。
最终得出的结果，是川东军区通过虚报、假账等手段，多报了51亿元。虽然建国初期的一亿约等于后来的一万，但51万也不是个小数目。
余秋里极为气愤，将川东军区副政委叫到身边严厉批评、询问原因。
该副政委说并不是哪个人要用，就是担心将来部队有什么地方需要钱，但组织一时没批会耽误事。所以就先储备点经费，应对不时之需。
这件事引起了余秋里的警觉，从某种角度来说，川东军区的想法属于本位主义，他们自认是为了集体利益，心里并不认为这是错误。
如果下辖的各军区、各支部队都如此，那工作还怎么开展？余秋里随后开始整顿，提高大家的为公意识、不要只关注自己的小集体。
同时又彻查各单位的小金库，最后查出了10258亿元，统通上交回国库。
清理仓储物资时也很有收获，大批已经“吃灰”的物资其实还可以使用，光是车船部查出来的再利用物资就为国家节约了400多亿元。
当后勤部的整顿取得成效后，余秋里的工作重心又放在了监察委员会上。这是“三反五反”的领导机构，邓公是主任，余秋里是委员。
不过邓公需要负责的事务太多，就让余秋里把监察委员会的担子挑起来，去处理日常工作。一天，工作人员脸色慌张地拿来一份揭发材料。
说在抗日战争时期，386旅旅长陈赓和参谋长周希汉私吞一批缴获的黄金，用一匹骡马驮着掩人耳目，平日里不让别人靠近，最后这些黄金都被两人挥霍光了。
这种事情正是“三反五反”运动严厉打击的对象，按照当时“左”的做法，完全可以凭借这份材料作“证据”，先将陈赓隔离审查。
此等做法有类似的案例，像张震东就是因为秘书的一份污蔑材料而被抓的。
众人都看向余秋里，想知道会如何处置。只见余秋里沉默半晌，然后开口：
“你们都来说说，这事可能吗？一个被上下无数双眼睛盯着的旅长，用骡马拉着黄金，还长期没人知道，谁有这本事？”
被他目光扫到的人纷纷摇头，余秋里顿了顿接着说：
平时抽根烟、买些日用品，甚至吃杯酒，都是有可能的。但说偷藏黄金供自己挥霍，我觉得陈赓不会做这样的事。有些材料我们不能偏听偏信，怎么可能把好同志当“老虎”打呢？
随后他在材料上批示，要求相关人员仔细核查，找386旅的老人来问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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