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城故事”|大庆|悠悠|方城县|方城故事|杜甫

前天接到一个自称南阳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来电，问我是不是有一个“方城故事”的公众号？说是对重点自媒体进行登记。

这不禁让我油然生起“今夕何夕”之叹！

我是有过这样一个号。

那还是五年前的此时此刻，也是农历十月一前夜。寒风乍起，凉意侵背，极易让人打个寒颤遥思故乡故人的时节，独自在北京寓所记下了一些感时伤怀的文字——也于是有了一个叫“方城故事”的公众号。

当时想法，就是在这无聊至极的大时代，权当自言自语，自我调剂一下盛世繁华之下的枯燥乏味——只是定位于方城人讲方城事，当然也都是普通人的陈谷子烂芝麻——“不以引人关注为目的，但求不删不封为底线”。

倏忽之间，整整五年过去了。其实“方城故事”存在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过一年多，好像就是在疫情头一年的封闭中，记录的故事并不多，被删被封却不少，以至于“方城故事”也变成了“新方城故事”、“新新方城故事”、“新新新方城故事”……最后还是彻底终结于“方城故事7”了。

今天又到十月一，也又赶上人在江湖、不得返乡的无奈。重发这篇旧文，也算给逝去的“方城故事”烧纸了。顺便问一声，除了老家的网警之外，还有老家的读者记得“方城故事”吗？

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家乡，我也如此。作为一个长年在外漂泊的方城人，尽管也多少走过一些地方，但还是觉得，小小的方城最好。

不过小时候的记忆里，方城可不小。至少，看街道都是很宽，很长。

比如说，从西小口往北，去八中那条路，那可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有一次回去，又特意从那里走了一趟，两旁还是那些房子，路上走的似乎还是那些人，可是看着，这路怎么就那么窄，那么短，两旁的房子那么低矮呢？

景物似乎依旧，却又跟小时候的印象分明不同，让人颇有几分“看山不是山”的恍惚。想来想去，只能是一个原因，那就是自己小时候个子太低了！

个子低，自然视野小，看什么都是大的。同样的东西再用现在的视角去看，于是小时候高大上的印象就被压缩了几圈吧。

上小学是在四校。现在都没这个学校了，知道的人自然也不多。就在西小口的西边，老轴承厂对面，有一个长长的胡同，方城都叫“过道儿”，走进去便是——以前走那“四校过道儿”也不觉得有多窄啊，我还能拉着架子车过呢。可是现在再走进去，长倒是没那么长了，却让人顿时有了杜甫“逼仄何逼仄”的感叹。

小学在四校上，是因为我家就在四校院里住。

六十年代，我爸从部队转业到方城，住的一直都是房管所的公房。那都是土改时候没收地主资本家的——现在历史教科书里只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了，其实那是指的农村。城里面，应该主要就是“打土豪分房子”了。就是给地主资本家只留下够他们自己住的房子，其余的，他们拥有的那些大量的多余的房子，就被收归国有了，然后由政府平均分配给城市里“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的穷人——这在今天大城市里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听来，似乎都是遥不可及的传说，其实，也就发生在几十年前。

方城虽然只是一个小县城，但那也是有地主资本家的，土改没收的房子也不少。前些年，我有一次还去城南老五金厂南边、旧城墙路口那里，看一位我爸的老朋友，他原来当过县教育局长的。这里就不用说这位长辈的名字了。他就告诉我，他并不是方城本地人，是解放前母亲带着他要饭流落到方城，然后赶上解放了，土改了，就给他们孤儿寡母分了房子——直到现在他们家还在那里住。

土改当然会剩一些没分完的，那就成了房管所的公房了，以很低廉的价格对外出租。四校院里就有这种公房。我们家那时候住的是西屋三间瓦房，一个月房租记得好像一块多钱吧。只要有住房保障，谁还去考虑它私房还是公房啊。我们就一直在那儿住了二十多年。不过到了八十年代末，又给地主资本家落实政策，好多土改时期没收的房子又都退给人家了。于是我们就没“公房”可住了，这才从四校院里搬走。

以前觉得四校院很大——现在想想其实也就是一个总共十几个教室的小学校嘛，又能有多大！无非还是自己那时候个子小看什么都大的缘故——中间是个“大”操场，一圈的房子，有教室，老师住房，还有一些普通的居民住家户。学校连个大门都没有，要放到现在，那自然是不可想象的了。

我家斜对门儿就是一年级的教室。有一年刚开学，天还很冷，我爸在单位隔离审查，不让回家。后来工资也停发了，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我妈就得出去干“小工儿”养家。好像最多的就是去建筑工地上“掂泥巴兜”，我还跟着去过，但也不能干活儿总带着一个小孩呀。于是最多的时候，就把我一个人撇在家里。好在家在学校院里，我就常常搬个小凳子，坐在对面一年级的教室门口看人家上课玩。

一年级班主任赵老师是个脾气很好的老太太。语文算术两门课，都是她一人教的。记得一年级语文课本第一页印的是个毛主席像，就是毛主席纪念堂北大厅里，毛主席坐在沙发上的那个汉白玉雕像。那好像是毛主席逝世的第二年，应该毛主席纪念堂刚建好，所以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上就有了这个像。赵老师就讲了毛主席坐在沙发上，然后问大家，毛主席是坐在哪里呀？但是那时候谁见过沙发呀，听都没听过，一年级的小学生刚听过也记不住，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时候一个小姑娘就举手说她知道——我就伸着头从门口往教室里看，很想看看是谁懂得这么多，这当然是很令我羡慕的。

赵老师就说，宋XX，你给同学们说说毛主席坐在哪儿？这个女同学的名字我现在还记着，因为印象太深了嘛！她就站起来，大声回答，毛主席坐在沙堆上！

那个女同学是西关吊桥那一片的。后来长大了就很漂亮，个子也高。得有好多年都没见过她了，结果前些年有一回过年的时候，竟然在方城的大街上碰到她了，好像说是在南方工作。多年没见，我当时一见她立马就想起了小时候那事儿，就很想问问她，你还记得毛主席坐在哪儿吗？不过她带着儿子，就忍住了没好意思问。她儿子得有一二十岁的样子了，已经大小伙子了，比她个子还高，估计是她结婚早。在这方面，漂亮的女同学一般都比较积极的。

赵老师人好。下雨下雪的时候，看我还坐在教室门口，她就让我搬着小凳子进教室，反正那时候的教室里也能坐下嘛，总共就四十多个学生。后来我就一直坐在人家教室里听课了，然后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也给我发了语文算术两张卷子，让我跟着一起做做试试。结果竟然是全班第一名。于是二年级开学的时候，赵老师就对我妈说，就让我跟着她上学吧。反正在家也没人带，我就这样开始上学了。严格说来，我没有上过一年级。这辈子到现在还没什么值得显摆的事儿，如果有，这应该算一个吧。

我在四校上到小学毕业，从来没交过学费。那时学费其实很低，也就一两块钱。学校的老师都认识我爸妈，本来就在一个院子里嘛，知根知底的互相都很熟悉。他们知道我家的情况，就用这种减免学费的方式来表示同情和帮助——我爸隔离审查一两年后，就被关进看守所了——他是“四人帮”，因为不写检查后来判了三年刑。好多人都知道他这个外贸局长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无非就是支持了杜春堂他们那些年轻的造反派，毛主席都逝世了他还拐不过来弯儿，但这在普通老百姓的认知中，也并没有认为这是什么不对的事儿，只是替他“亏”。所以同情他的人还是很多的，都说，老陈是吃了脾气犟的亏了——现在我也成了老陈了，还是爱管蛋闲事。

四校的老师大都对我很好，但现在也都记不起来名字了。除了赵老师这个瘦小的老太太，这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了。还有一个刘老师，也是女老师，当过我后来的班主任，我都忘了她是教语文还是教数学了，只记得她爱人是城关医院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儿科医生，好像姓王，还给我看过病。另外还记得秦校长，一个黑胖的和蔼的总喜欢假装吓唬学生的老头儿。还有耿老师，四校唯一的音乐老师，一架上音乐课用的脚踏风琴就在她屋里放着，哪个班级上音乐课还得从她那里抬到教室。耿老师带着女儿就住在四校，她们家应该天生的有艺术基因，她女儿叫耿蕾，我上八中时又成了我们初中的音乐老师。耿老师有一个弟弟，就是现在河南电视台“梨园春”里经常出来做评委的那个耿玉卿。那时候是豫剧团的导演，算是方城县文化战线揪出来的“四人帮”了，跟我爸一条线的人，也在看守所里关着，耿老师本来就与我爸妈熟悉，现在家里都出了“四人帮”，自然是同病相怜了。

四校的老师能记起来的也就是这几位了，她们没有因为我爸“下台”了，就让幼时的我去体味什么世态炎凉。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给我的童年留下什么阴影。也不知道她们现在还在不在了，印象中，那时候都已经五十出头的年纪了吧，这一晃，又已经四十多年了。

当然也有个别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差。记得就有一个姓梅的男老师，他家在西关印刷厂后面住，他并没有教过我，却对我从来没有过好脸色。还在学生中讲我爸是现行反革命，犯了多大的罪。有一个姓刘的同学听了他的话，就跑我面前说我爸是国民党军官，所以住监狱了。这在当时感觉那是多大的侮辱啊，我就哭着跟他打了一架！——我小时候可是脸皮很薄的，一跟生人说话都会脸红，那是第一次同人打架。其实打了之后就觉得打架也就那样，也不在于得有多大劲，心里不怕敢于下手就行了。那同学他妈就是四校对面轴承厂上班的，知道这件事儿后，还专门领着他去我家赔不是。唉，想想那时候的人，还是真值得怀念的。那个同学我们后来挺不错的，他不在方城工作，大概零八年的时候，我们还见过一次。虽然没聊多久，但是能感觉到那种老同学的亲近。

整个小学阶段，我都学习不错，表现也好。当然也不敢表现不好，因为家就在学校院里，表现不好家里随时就会知道的。那时还经常被学校挑出去参加什么比赛，包括每年学校选节目参加全县六一儿童节的汇演时，也是年年被选上。

记得有一年六一，应该是三年级时候，耿老师给我排练的节目是打快板书，发给我一对竹板拿回家，我就天天早上起来练。后来在县礼堂演出后，还被挑去县广播站的播音室里又打了一遍快板录音，在广播上放了好几天呢。没多久，我爸从看守所里还托人捎出来信，说他听到广播里我表演的节目了。我心里就很高兴，那时候已经很长时间都没见过他了。

当时老看守所在大口南边，弹花坑（这个水塘现在也没有了）的东头，离我家其实不远。我就从四校后门去沿着弹花坑跑到老看守所那黑灰色的高墙外，等没有人从那里路过的时候，大声地喊我爸，想象着墙里面的他能够听见。后来他出狱后，我也一直没好意思问，是不是听到过我喊他？当然现在想问也问不成了，他已经去世15年了。

以前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即便在当时可能觉得很让人难过的，但真的过去之后，也大多成了释然一笑。比方说，长征那可是死里逃生的事儿吧？但你看那些老红军回忆长征路上受的那些罪时，有谁是哭着说的？不都是很自然很自如，甚至还有点很幸运很幸福的那种感觉？苦难，不见得必须痛苦。只不过小地方，小人物的这些事儿，自然不会有人知道，也不会留下什么历史记录，即便偶尔被人记录了，又总是被记录者给代表，按记录者的意思去解读。

今年国庆期间我回方城，跟几个与文化写作有关的朋友聚在一块儿，听他们说方城又编了新县志。以前八十年代就出过一本方城县志，我看过，现在家里还放了一本，就是完全模仿“伟光正”的，很字正腔圆的那种风格。从近代以来，一年一年罗列了一些材料数字，越往后，越写得亦步亦趋，自然跟我们听老一辈讲的不太一样。据说这次编的，就是接着那本县志的后续。那自然是一部方城的改开时代辉煌史了。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七十大庆的献礼，但大致也能想象出来是什么模样。

于是我就想，虽然历史总是由官方去修订的，但那种所谓的正面讲述和宏大叙事也往往都不全面。何况很多记录，只要你立论在先时，本身就会导致无可避免的局限。不然毛主席也不会讲，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了。所幸现在文化或文字这种东西，已不能任由一部分人所掌握所垄断了，那么如果普通老百姓愿意从自己的视角，把我们自己看到的，听到的，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记录下来，又何尝不是历史？至少，也是一种历史的拾遗或补缺吧。自古以来的假语村言，坊谈巷议，就不见得不是真历史。无非是没有了官方的加持，于是就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或者需要去挑拣，去加以判断罢了。

作为一个方城人，记录一点有关方城的所见所闻所思的自信，我还是有的。而且咱也无所谓“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只是定位于方城人讲方城事，自然也没有什么大事，都是一点普通人的些微小事儿罢了，想来也不会如我以前所作的那些文字一样，不是删就是封，总是见不得天日吧。于是在这无聊至极的大时代，开辟这么一块“方城故事”的小自留地，权当自言自语，自我调剂一下盛世繁华之下的枯燥乏味。不以引人关注为目的，但求不删不封为底线。如果有方城的认识不认识的朋友偶尔看到，恰好又对这些事儿略知一二，那么透过文字哂然一笑，也就颇有无意插柳的意思了。

不过现在确实惰性太大，虽有了这些念头，却又总懒得去做。直到今天晚上，刚刚从木樨园那边匆匆往回赶路时，看到路口有人在烧纸，这才想起，明天就是农历十月初一了。十月一，送寒衣，上坟烧纸忆故人。如果在方城，明天早上就该吃饺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