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20世纪80年代民俗学科重建以来，在一代代民俗学人努力之下，民俗学获得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无论是民俗学研究深度还是广度都有显著提升与拓展，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的开展，民俗学人同时成为民俗学研究与非遗保护传承的学术骨干力量。为了彰显民俗学人的贡献，传承学术精神，我们特别开辟“学人专栏”逐期刊载民俗学人的精品力作，以飨读者，并致敬各位仍然耕耘在民俗学与非遗研究园地的前辈与同仁。
·作者简介·
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常委。主要研究领域为民间文学、民俗学、神话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出版《女娲的神话与信仰》《神话与神话学》《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神话主义：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中的神话挪用和重构》（第一作者）等学术专著多部，发表中、英、日文学术论文和译文百余篇。荣获教育部首届青年教师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北京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等奖励。
一、
引言
为庆祝《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通过20周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简称“教科文组织”）《非遗公约》缔约国大会在2022年7月召开的第九届会议期间，通过了《关于在2023年庆祝〈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20周年的提议》，旨在提供促进20周年纪念筹备工作的各种措施，并提出举行系列庆祝活动的框架。在有关国家层面举办周年庆祝活动的4项目标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将社区的声音带到最前沿”（Bringing communities’ voices to the forefront）。该文件指出：“《公约》的成就与传承人和相关从业人员直接相关，然而他们的故事并不经常被人听见。周年庆祝活动的策划应强调社区代表、传承人和其他传承主体在实施《公约》所发挥的关键作用。”（Resolution 9.GA 13,para.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的确，“社区”（community）无疑是教科文组织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保护工程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按照《非遗公约》及其相关基本文件的精神，社区以及构成社区的群体和个人是非遗项目保护和传承的主体，只有社区最大限度地参与（widest possible participation）到保护的整个过程中去，非遗保护才能可持续地、有效地开展下去——自上而下的、依赖行政支持的措施而构成的保护往往是短暂的，而长期的、全程性社区参与，会带来比仅靠行政支持的保护措施更持久的持续性。因此，在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中，社区不仅应当最大限度地参与从确认、清单编制、保护措施的规划和实施以及开展申遗实践的整个过程，而且应当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成为所有保护措施或保护计划的中心以及入选名录/名册之后的主要受益方。
不过，正如教科文组织在上述20周年庆祝活动的议程中所清醒认识到的那样：尽管社区在整个非遗保护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但是在现实的保护实践中，社区的声音常常未能得到应有的彰显，传承人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故事“并不经常被人们听见”，这表明社区的重要性并未被充分认识。这方面的例证不少见，比如，中国民俗学会曾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简称“政府间委员会”）审查机构成员（Member of the Evaluation Body），在该公约建立的四重国际合作机制下，承担了2015~2017年的审查任务。作为中国民俗学会非遗团队（CFS4ICH）的成员，笔者在审查工作中便发现在一些缔约国的申报/推荐材料中，社区常处于“被命令”“被召集”“被告知”的被动地位，政府和专家的声音凌驾于社区之上。因此，持续落实和推进教科文组织的“以社区为中心”的原则要求，梳理并总结国内外践行社区参与的成功经验，更充分彰显社区的声音，不仅应是庆祝《公约》通过20周年活动中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未来国际非遗保护工作应长期建设和深化的一项基本任务。
为积极回应“将社区的声音带到最前沿”这一倡议，本文以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街道“非遗在社区”试点、朝阳区高碑店村的“社区驱动的非遗利用与乡村振兴”模式，以及经克罗地亚政府推荐、被政府间委员会遴选列入“优秀保护实践名册”（Register of Best Safeguarding Practices）的“保护罗维尼活态文化的社区项目：巴塔纳生态博物馆”（Community project of safeguarding the living culture of Rovinj/Rovigno: the Batana Ecomuseum）为案例，力图通过一城（区）一村、国内国外的多样化实践，展示不同社区参与非遗保护的多元经验和模式，突显社区的声音及其主体性，也为未来国内外更多社区更有效地参与非遗保护工作提供借鉴。
在开始下文的写作之前，这里先界定一下关键词“社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非遗公约》框架内，“社区”指的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某一非遗项目或某一类非遗实践的施行和传承并将之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特定人群。社区的规模可大可小，具有非固定性和非均质性的特点。
按照《非遗公约》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不过，这里还需要说明：在一般人的认识里，“非遗”往往指那些经政府行政认定而被列入各类名录的非遗项目，但事实上，“遗产”应该包括两类，一类是“认知遗产”（heritage in perception），指那些在当代遗产标准框架下，被各种权威知识“认定”的遗产，如“世界遗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另一类是“本质遗产”（heritage in essence），即那些在普遍意义上具有历史和艺术的内在价值的文化遗产。本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以被认定并列入各类名录的非遗项目为主，但同时也包括那些被社区认可但尚未列入各类名录的本质遗产。
二、
“非遗在社区”：东花市街道的个案
东花市街道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中东部，辖区面积2.05平方公里，辖区以居民小区为主，常住人口4.7万余人。这里自2020年开始，成为北京市东城区实施“非遗在社区”模式的6个试点单位之一。
在国内的非遗保护实践中，一个较为常见的保护措施是“非遗进社区”（包括“非遗进校园”）。这种模式主要依赖传承人间或性进入特定社区，讲解和展示相关知识与技艺，是提升非遗可见度的一个有效途径，所以至今依然被广泛使用。但是，这一模式也存在较大问题：它往往将原本是日常生活有机组成部分的非遗剥离出来，作为静态的、相对孤立的知识予以展现，割裂了非遗与其赖以生存的生活语境的有机联系，观众得到的不免是碎片化的、一鳞半爪的知识，好比是把鱼儿从水中捞出来展示给人们看。所以，该模式具有“去语境化”的局限，对非遗的长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而言，效果不免受限。
为矫正这一模式存在的不足，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以下简称“非遗司”）于2017年年底在上海市奉贤区开始了“非遗在社区”新模式的试点。尽管在我看来，这一模式及其蕴含的理念适用于包括乡村在内的多种社会语境，但是非遗司实施这一模式的目的，原本主要是针对城市背景中非遗与社区生活往往更加疏离的问题，力图以此“进一步培育非遗在城市中传承发展的土壤，探索在城市中传承非遗的有效方式，维护和营造非遗传承发展的良好生态”“推动城市化进程中非遗在社区的保护和传承，探索建设氛围更加浓厚的非遗特色社区”。对此，非遗司负责人曾表示，“非遗在社区”是非遗保护领域一项新的工作，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加强非遗保护工作的积极探索，也是解决城市中非遗保护问题的重要措施。2020年，在上海的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后，非遗司将试点范围拓展为北京市东城区、上海市、温州市、青岛市、东营市、荆州市、深圳市、成都市等8个城市。根据非遗司对试点城市的要求来看，“非遗在社区”的模式注重“尊重社区居民主体地位”“选择适合非遗资源”“创新工作模式”“发挥传承人作用”等工作要点，强调发挥非遗在加强城市社区治理、增进社区凝聚力、维系邻里和睦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最终目标是推动形成保护传承非遗的浓厚氛围，提高社区居民身份认同感和持续感，赓续城市历史文脉。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已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面推进‘非遗在社区’工作”。
北京市东城区成为“非遗在社区”的试点单位后，又在全区范围内遴选了6个示范点，其中就包括东花市街道。历史上，该街道已成为老北京手工艺聚集区。有清一代，这里便有许多花庄、花局、花作，周边多数家庭都以扎制绢花为业，逐渐形成了制花、售花一条龙的规模化服务，因此得名“花市”。“燕京八绝”等也都曾在这里设立作坊，各类手工艺中尤以绢花、绒鸟、料器等最为知名。2008年，东花市街道建立了北京市第一家社区博物馆——东花市社区博物馆，以非遗展示为主要特色，其中为绢花、绢人、绒鸟、“葡萄常”等多个非遗项目设立了专门展厅，陈列了各代表性传承人的艺术作品，还用多媒体技术展现各非遗项目的历史和制作过程。博物馆对社区居民和公众免费开放，宗旨是“服务社区”“传承民间艺术精髓，挖掘地区文化特色”“面向居民，面向社会，建立一个陶冶居民艺术情操、提供科普文化教育培训的基地”。东花市街道所以被列为“非遗在社区”试点，便是因为这里已经具备较好的非遗传承土壤，按照东城区文旅局非遗科科长张佳宁的话说：
我们有一个国家级的试点叫“非遗在社区”，一字之差，不是“进社区”了，是“在社区”。我当时也是最早跟纪主任这边来联络，因为花市（街道）我觉得是一个天然的“非遗在社区”示范点，因为很多非遗项目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那么现在我们让它回归它生长的土壤中去：我们给它找地方，给它对接资源，给它宣传展示的平台。……这就是“非遗在社区”的一个含义，像司长说的，“非遗在社区”就是把鱼儿养在水里，让它回归到自己生长的土壤中去。
我们在调查中了解较多的滑树林，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北京绢人”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自20多岁进入北京绢花厂工作起便来到花市街道，如今已在这里工作了50多年，居民们常称呼他为“滑大师”。社区博物馆为滑大师设立了传承基地，其北京绢人项目的保护单位也在东花市街道。滑大师多年来热心传播绢人艺术，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财富，谁都有责任去传承”。2021年5月，在北京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滑大师与街道干部和居民们一起合作，通过为期2个月的7次教授，以社区志愿者、青年社工、居民共同抗疫为题材，集体创作出了绢塑作品《党领导抗疫，我们在一起》。作品随后被放在东花市社区博物馆长期展出。2021年10月，为迎接北京冬奥会的召开，滑大师又在街道的组织下，以“冰雪迎冬奥”为主题，通过7次教授，和居民们一起制作了花样滑冰运动员、滑雪运动员等绢人模型。
在滑大师看来，“非遗在社区”与“非遗进社区”模式有着明显区别，最重要的是二者投入的时间不同：“进社区”是“一时一事”，而“在社区”则强调“不断地传承”：
它就有一个时间概念。它“进社区”是（好比）今天是非遗日，我们非遗进社区了，搞一些活动、展演，社区也跟着一块学学。这是一时一事。行，他（传承人）过了12点回家吃饭去了，下午就不干了。这就是非遗日或者是什么活动日，这个（“进社区”）可以干。“非遗在社区”那就不是一时了！东花市如果需要你在这搞项目的话，你必须得在社区不断地传承。
滑大师以新冠疫情期间带领街道居民们一起创作抗疫主题的绢塑作品为例，对“在社区”模式进行了具体说明：
你比如说疫情期间，我们到那儿（东花市街道）去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工艺，那么我们要求居民必须学会我们的制作工艺，这个过程要学会可不是一天两天的，每一个学期下来至少得十几节课！这十几节课要分布到居民那里，人家要吃饭，要带孩子，要生活，你哪能一下子完成……也只能就是说一个星期，上午半天，这算两节课或者是一节课，你到那儿教授（一个）什么技艺。这样10节课下来，他掌握全套的技艺以后，再组装成一个绢人。
可见，在滑树林看来，“在社区”模式不强调“一时”地、快速而表面化地完成任务，而是在遵循社区日常生活的节奏而不断开展、逐渐完成的。对此，东花市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的纪凌云主任也有类似的认识：“‘非遗进社区’就是一个初步了解，……现在‘非遗在社区’我感觉就是想让更多的居民参与，让居民上手做，感觉比在了解的基础上又更深一层了。”
不过，笔者在调查和梳理相关资料时发现，目前对于到底什么是“非遗在社区”，其根本原则是什么，与“非遗进社区”模式的区别在哪里等重要问题，尚缺乏清晰的界定与阐述，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少从事保护工作的人员对此的认识比较模糊。建议有关管理部门联合研究者，尽快对此做出更详细的阐述，以利于这一模式的有效实施和范围扩展。
在我看来，从东花市街道的案例中，可总结出“非遗在社区”模式的3个关键性原则，正是这“三在原则”将其与“进社区”的模式截然区别开来。
传承人长期实践在社区。与“进社区”模式中传承人常常是偶尔在某社区开展宣传活动的做法不同，“在社区”模式强调传承人长期在社区开展保护工作，正如前文中滑树林所说的，不是“一时”的宣传，而是“在社区不断地传承”。大师本人在东花市街道开展绢人手工艺保护实践多年，对当地社区十分了解，常以社区博物馆为基地，通过展品展示、课程讲授、亲自带领居民制作或者合作完成等方式，长期在街道开展非遗保护工作，对绢人手工艺的传承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在社区居民深入了解和掌握绢人技艺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非遗“活”在社区。与“进社区”模式是将鱼儿捞出来予以静态、孤立展示的方式不同，“在社区”的模式注重“将鱼儿养在水中”，因此，非遗得以融入社区日常生活，并参与其当代建构。东花市街道在新冠疫情期间，通过集体制作抗疫绢塑来表达社区情感和意愿的例子，便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社区退休居民王大妈和邵大妈在介绍自己当时参与制作绢塑背景时说，“做抗疫（作品）的时候，是当时（2021年5月）的心情也都特别（不错），这么长时间了，总算战胜了（疫情）那一段，好像我们觉着释放出来了，赶紧借着这个茬就有这意向，天天反正也老测核酸、扫码什么的，所以印象挺深的。你说拉车的、送菜的什么的，（绢塑）就把那个情景都展现出来了。”滑大师的想法则是为了记录抗疫期间社区的好人好事：“在抗疫期间，我们要反映社区在党的领导下一起抗疫：有的戴着口罩去给人家送餐，有的维持秩序，有的管扫码等等，抗疫活动都要反映出来。你要把这些社区的好人好事记录下来，这美好的一瞬给它固定下来，造型，这是我们的任务。”可见，绢人的制作不仅与街道居民的休闲娱乐、退休养老、提升艺术品位等日常需求相关联，而且在长达3年共同抗击新冠疫情的日子里、在喜迎北京冬奥会来临的历史时刻，成了社区内部表达情感和意愿、展示自身形象、记录社区好人好事的重要文化手段，充分显示了非遗作为“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的特点，以及在凝聚社区、强化社区认同等方面的当代价值。
社区长期参与在保护过程中。与“进社区”模式往往侧重于展示去语境化的、相对孤立的非遗知识，因而不免无视或者弱化相关非遗社区主体性的做法不同，“在社区”的模式则强调“尊重社区居民主体地位”，因而有利于突显社区的重要性、促进社区多元主体参与非遗保护的过程。东花市街道长期以社区博物馆为基地，开展非遗的展示、教育和传播等工作，自成为试点单位以来，更加注重居民的参与。滑大师在传授绢人技艺的过程中，其相关活动的参与者不仅包括街道的文化干部，还包括退休人员、家庭主妇和青少年等，而且，居民们不只是被动地学习，还主动创新，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理解也融入学习和创作中。王大妈和邵大妈在访谈中生动描述了在制作抗疫绢塑的过程中，居民们如何积极参加活动并创新的情景：“居委会通知我们来，我们也知道有这项活动，我们挺愿意参加，亲自想做实验，也（有）自己的成就感”“（制作绢塑时）这拉车的、送菜的这些，都是咱们跟老师提出说，‘老师我想做一个这样的’，老师说‘行’，（这）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送菜送饭，还有测体温的，因为这些情景当时都在脑子里，当时都经历过这种场面，所以就能想象得出来”“当时，好家伙，都挺积极的，因为什么？从早晨9点到了以后都12点多，连厕所都顾不上上，都忙着弄”。如今，东花市街道已经培育了约100名非遗爱好者、20余名非遗制作骨干，使东花市街道成为具有浓厚非遗氛围和良好传承生态的社区。
从“非遗进社区”到“非遗在社区”，标志着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在理念和实践模式上的重要创新，对社区重要性和主体地位的更深入认识，以及对教科文组织“以社区为中心”的伦理原则的进一步落实和推进。这一模式的关键性“三在原则”，突破了“进社区”模式中存在的多种局限，更有利于彰显非遗在活生生地、血肉相连的日常生活中作为“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的特性以及当代功能和价值，也更有助于社区在保护过程中广泛参与，为实现非遗的系统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有效路径。
三、
社区驱动的非遗利用与乡村振兴：
高碑店村的个案
高碑店村属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在东长安街的延长线上，距天安门8公里，村域面积2.7平方公里。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昔日高碑店村的很多村民已经拥有了城市户口。不过，据2020年的人口统计结果，在该村近6000户的户籍人口中，依然有665人是农民。
笔者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即开始关注高碑店村，自此之后的10多年里，曾多次前往该村进行追踪调查。这个首都近郊的村落积极借助奥运会、非遗保护、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等各种契机，主动利用非遗来开展国际民俗旅游、实现乡村振兴的策略和实践，成为我观察民间传统与社会如何互动的绝佳窗口。在本文中，我将继续通过该村的个案，来展现特定乡村社区是如何在非遗利用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其主体性的。
高碑店村位于大运河的重要河道——通惠河边，自元代河道开凿以来便是南粮北运的重要码头和货物集散地，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村民在运河边上做“扛大个的”（码头上装卸货物的搬运工）或者到北京城里走街串巷卖小金鱼，是当地家庭重要的生计手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碑店先后成立了农业合作社，1950年代实现了粮食和蔬菜双丰收，并获得了国家“农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单位”的奖状。但是，1983年以后，高碑店开始面临巨大的危机：村里原有的2300亩耕地逐渐被京沈铁路、京通快速路、污水处理厂等国家和市政工程征用，村里不再拥有耕地。这使高碑店变成了一个“叫农村无农业，称农民无耕地，农转居无工作”的“三无村”尴尬境地。
为改变这一现实困境，高碑店村自2002年开始探索“文化兴村”的道路，而非遗成了重振乡村的重要资源。为发展国际民俗旅游、吸引国内外游客，村里陆续恢复了有名的高跷老会——该会曾多次荣获北京市民间花会表演的大奖，并于2010年列入北京市非遗名录。该村还先后成立了小车会、秧歌队、舞蹈队、腰鼓队、太极拳队、威风锣鼓队等20多支文艺表演队，同时开始举办大型端午节、中元节等民俗节日活动，向游客展示当地节日习俗。此外，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民俗接待户们还十分注重发挥老北京饮食民俗的作用，比如常为外国游客做“宫保鸡丁”和“京酱肉丝”，以及互动性较强的饺子和抻面等，以突出北京“东方古都”的文化品位和饮食民俗的趣味性。
在非遗利用的整个过程中，高碑店村村委会和村民们积极协作，合力推动，最终实现了乡村振兴。其中起主导和决策作用的自然是村委会。比如自2002年以后长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支芬，在高碑店整个振兴过程当中非常关键，是她确立了文化兴村的方向和策略，并且推动了这一方向和策略的落实。但是高碑店村的村民也同样重要，他们不仅是非遗的主要传承者，也是振兴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和推进者，与村干部一道共同促成了高碑店的利用与振兴。比如高跷会的张爱革会长和他的一家人都十分热心村里的事。我们在他家做访谈时，张会长的老母亲说“我们全家都非常支持村里的事，村里一有集体活动，我们家就没人了，就全都去参加集体活动了。”张会长本人更是如此：
我从小在父亲的带领下开始学习高跷。1979年重整高跷会的首场演出中我12岁，扮演小头行，是当时年岁最小的演员。从那以后通过自己的勤学苦练成为高跷会的主力演员。1981年组建少年高跷时，我父亲张文玉是会头（会长）兼总教练，我是全队的核心，通过艰苦训练，我们高碑店高跷会在全国首届龙潭杯花会大赛中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荣获一等奖（100多个会）。我本人获得个人优秀表演奖第一名。在以后的各种比赛中高碑店高跷会都是第一、我都是个人优秀表演奖。高跷会从小头行到老太太十四个角色的活我全都会……自2005年开始从化妆上、服装上、动作编排进行改革创新。今年又重新组建了少儿高跷。
作为村里非遗保护和发展的核心人物，张会长对自己的责任以及如何既传承高跷又不固守成规，有非常明确而坚定的认识。目前，在他的带领下，高跷老会20多位成员每周五都会聚在一起走高跷，村里少儿高跷队的20个孩子也每周坚持训练；张会长的孙女打小便接受爷爷的训练，如今已是少儿队的主力，而他3岁的小孙子现在也能有模有样地走高跷了。
另一位舞蹈队成员田玉臣在访谈中也讲述了自己学习并表演舞蹈、热心为村集体尽力、不辞辛苦的故事，令我和学生们都深为感动：
这服装都是我们自己做的，那个新疆舞（的服装），就是我们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当时没那么多钱，我们就用那个黄穗，通开以后，用那个竹棍，一层一层绑，绑出那么一个穗来，一跳起来特别好看。那会儿天天上午跳舞，下午做衣服，根本就没有休息，08、09（年）那时候外国人经常来民俗村，民俗村刚开始。我们自己做衣服，自己花钱买（材料），没要公家掏一分钱，都是自己。还比如说要糊灯笼，一次起码得糊两天到三天或者四天，最多时候我们糊了五天。这些河灯都是哪来的？这些灯笼，85%以上都是用那铁丝围的，围完了以后再糊纸。你看我这手，我这皮层都坏了……我们村里所有需要人去干的活儿，只要说一声，就得往上去。包粽子，一包三四天、五六天，就坐在这儿包。我们头年包了1600斤米！这什么劲头啊？！家里都不顾了，饭我也不管做，什么都不管，就干这个去了。
总体而言，尽管参与非遗利用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多元的，而且村民对待利用的态度和参与程度并不完全一致，但在村委会的领导下，各种力量通力协作，最终促成了村落的重振。
近两三年来，随着高科技和北京市内水岸经济的发展，高碑店村的总体发展策略再次产生了相应变化，不过，村党建办主任李涛告诉我们：高碑店不会放弃民俗文化，目前依然不断在村民中宣传非遗。2021年，高碑店村新建了“非遗民俗展览馆”，以“燕京八绝”和高碑店地区特色漕运文化、金鱼文化为主题，希望通过创办非遗民俗展览馆，记录和传承高碑店地区特色文化与非遗民俗文化，进一步助力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为突出高跷老会在村落文化中的重要性，还另外专门修建了“高碑店村高跷博物馆”，展陈高跷老会表演的历史与辉煌。用李涛的话来说：
一个是高跷，我们现在正在培养新的小孩，（高跷传承）都到第五代了，我们不能断了啊。刚才咱们看了非遗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非遗馆？你看里面展示的内容其实不是我们村的，还有北京市跟全国的，‘燕京八绝’就是北京的，我们就想把非遗带到村民中来，不让大家感觉它是高高在上的，所以我们村民也能来（非遗馆）体验。我们村里现在每个月都会做一场非遗活动，每月一次，跟着二十四节气。上周我们做的茶艺，然后其他的就是画脸谱、剪纸，根据不同的时间。
高碑店村近20年来积极运用非遗资源谋求乡村脱贫致富的案例，昭示了一个“社区驱动的非遗利用与乡村振兴”模式。其中“社区驱动的”（community driven）的提法，笔者是借鉴了美国民俗学会执行理事长杰西卡·安德森·特纳（Jessica Anderson-Turner）有关“社区驱动的文化遗产项目调查方法”的表述，但是我用它来指以社区为主体以驱动非遗保护和发展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模式。具体而言，该模式注重如下原则的重要性：（1）由社区驱动的内在发展动机；（2）以社区自身文化传统为基础；（3）保护和利用过程中的社区参与；（4）社区受益。高碑店村的成功便为这一模式的有效性提供了范例——其利用非遗和振兴乡村的动力源于社区内部解决生存困境的现实需求；所依赖的主要非遗资源来自社区原有习俗，所以其利用重振了非遗传统；利用和振兴过程由村委会和村民们一道参与，共同完成；最终，村落和村民从非遗利用和乡村振兴的结果中直接受益——依靠发展特色经济，高碑店村成功从“三无村”转型为“发展有后劲，人人有事做，生活有乐趣”的“三有村”，先后被授予“北京美丽乡村”“首都文明村”“全国文明村镇”“中国十佳小康村”等称号。
在庆祝《非遗公约》通过20周年以及全球乡村亟待振兴的今天，高碑店村发展之路所揭示的“社区驱动的非遗利用与乡村振兴”模式，对于认识社区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充分尊重社区具有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也才能带来乡村的真正振兴。
四、
“以社区为中心”的国际范例：
巴塔纳生态博物馆
2016年，我最初看到克罗地亚提交的“保护罗维尼活态文化的社区项目：巴塔纳生态博物馆”推荐文本时，其出色的社区参与实践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罗维尼（Rovinj/Rovigno）是坐落在克罗地亚境内亚德里亚海东北海岸的一座充满中世纪风情的小城。由于近海而生，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均与海结缘，在城市人口中，水手和渔夫占据了多数。“巴塔纳”（Batana）是一种传统的木质渔船，与之相关的文化贯穿在当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木船的制造、用木船捕鱼，以及与之相关的方言、歌唱表演、仪式、贸易等等，这些传统一直是罗维尼生活和文化的特色。20世纪中叶，由于人口减少、新居民加入、旅游业发展、塑料船的引入以及家庭渔业活动的减少，巴塔纳木船日渐消失，与之相关的各类传统文化也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巴塔纳生态博物馆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建立起来的。
在推荐文本中，该项目的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被表述为“涉及罗维尼市地方社区的所有居民，无论其种族、年龄、性别和其他隶属关系如何”，而“讲当地古老意大利方言的居民则是与该项目有关的大多数传统的主要传承者，也是该项目的发起人”（Proposal file No.01098，ICH-03-Form Section G）。归纳起来，该项目中“以社区为中心”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自下而上的主动性（Bottom-up initiative）。生态博物馆项目由当地人自主发起和推动。21世纪初，几位仍然在使用巴塔纳木船的当地居民开始意识到巴塔纳文化以及相关的罗维尼历史和文化遗产正在消失，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护木船及其所有相关传统，于是便产生了重新评估和有组织地建设巴塔纳项目的想法，有人还捐赠了位于罗维尼港口的一座老房子。在市政府的支持下，一些对此怀有热情、关注自身文化遗产的当地人聚集起来，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协会“巴塔纳之家”（House of Batana）。为了积极使用和更广泛地展示巴塔纳木船，社区还与生态博物馆学领域的专家合作。同时对该项目提供支持的还有市政府、市遗产博物馆、罗维尼历史研究中心和当地意大利人社区。2004年9月，“巴塔纳之家”对外开放，这个非营利性组织创建了巴塔纳生态博物馆，并将博物馆使命界定为研究、保存、评估和认同有关巴塔纳当地社区历史记忆和日常生活（Proposal file No.01098，ICH-03-Form Section 6）。
第二，社区制定并施行保护措施。为保护该项目，社区规划并实施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包括：（1）建档，包括制作视频解说资料、编写和出版书籍等。（2）确保传统的延续，包括制造船坞，将建造和修理巴塔纳与公众展示相结合，从而使巴塔纳文化成为当前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建立罗维尼小酒馆（cantinas），为当地社区以及外来游客提供社交、享受相关传统美食、美酒和传统音乐表演的场所；举办传统的巴塔纳下水活动，如今已成为公众的热门活动；生态博物馆鼓励每年建造和更新巴塔纳，并为造船者提供教育/培训和资金支持等。（3）弘扬与振兴，比如举办帆船比赛，鼓励年轻人参与；设计“巴塔纳之路”主题旅游路线，使居民和游客们从“巴塔纳视角”体验和了解罗维尼。（4）教育和传承，博物馆为在校学生组织造船和其他相关传统（手工艺、歌唱与口头表演）的工作坊等。（5）研究与跨学科方法，博物馆与各种专业人士合作，确保对当地遗产及其多层次的研究采取跨学科方法；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协会开展广泛合作（Proposal file No.01098，ICH-03-Form Section 1.b）。由于该项目主要由当地社区发起、规划和管理，因此在实施上述保护措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整个社区的最大限度参与（with the widest participation of the whole entire community at every stage）。
第三，社区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博物馆的管理分为运营管理和年度工作规划执行，这两个方面均由社区代表们完成（Proposal file No.01098，ICH-03-Form Section 5.a）。在该博物馆的指导下，从2006年到2015年近10年间，约有200~300位居民一直在当地社区传承和传播自己掌握的知识，并在国内外公开推广。社区的许多成员参与了各种活动，如研讨会、教育计划、国际合作（帆船赛和类似活动）、专家会议和圆桌会议、公开演讲、研究等。除了常规的文化实践，当地社区和生态博物馆的成员也参与博物馆学实践。当地人组成各个工作小组，参加摄影、记录和民族志研究的生产和分析。能工巧匠们分享他们在当地纪念品制作方面的知识，其纪念品在博物馆的商店出售。博物馆所编辑的书籍也是由协会的一些成员根据自身的专业背景撰写的。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持续、合法地推进保护工作，管理层还成立了一个行业协会，以便他们能够运营该博物馆并获得管理该馆的经济来源。社区的自我管理取得了成功：到2015年10月提交该项目的推荐材料时，生态博物馆60%的收入来自其各种活动，其余收入则通过地方和国家的投标、捐赠、合作以及欧盟基金等筹得。因此，该项目的推荐文本自豪地总结道：“社区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也是其积极的管理者，他们为未来塑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进行充分记录并赋值（valorises）。”（Proposal file No.01098，ICH-03-Form Section 5.a）
总的说来，巴塔纳生态博物馆项目由相关社区自主发起、规划、实施并自我管理，社区在整个保护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所以，该项目突出体现了“以社区为中心”的《非遗公约》精神。在2016年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上，该项目作为“最能反映《公约》的原则和目标的计划、项目和活动”，被成功遴选列入“优秀保护实践名册”。对于该保护项目所具有的示范作用，政府间委员会在其所通过的决定（Decision 11. COM 10.c.4, para.2）中有所总结。其中包括：反映了《非遗公约》有关“社区广泛参与其活态传统的保护”的原则；“提供了按照新的博物馆学理念、提升当地社区非遗价值的有效自我管理的好案例”；提出了基于“由整个社区参与的自下而上的主动性”等实践构成的模式；等等。为各缔约国更有效践行“以社区为中心”的原则提供了一个范例。
五、
结论
本文呼应教科文组织为庆祝《非遗公约》通过20周年而提出的“将社区的声音带到最前沿”这一倡议，通过一城（区）一村、国内国外的案例，来展现不同社区参与非遗保护的多元经验和模式，突显社区的声音及其主体性，也为未来更多社区最大限度参与保护工作提供借鉴。
立足东花市街道的个案，笔者认为“非遗在社区”这一新模式具有关键性的“三在原则”：传承人长期实践在社区、非遗“活”在社区、社区长期参与在保护过程中。这3个关键性原则将其与“进社区”的模式区别开来。从“非遗进社区”到“非遗在社区”，标志着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在理念和实践模式上的重要创新，对社区重要性和主体地位的更深入认识，以及对教科文组织“以社区为中心”伦理原则的进一步落实和推进，更有利于彰显非遗作为“活态遗产”的特性及其当代价值，也更有助于社区广泛参与保护过程，为实现非遗系统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有效路径。
高碑店村的发展之路则显示了“社区驱动的非遗利用与乡村振兴”模式的有效性。在《非遗公约》实施20周年以及全球乡村亟待振兴的今天，该模式对于赋权社区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充分尊重社区具有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与乡村的真正振兴。
巴塔纳生态博物馆的保护经验突出体现了“以社区为中心”的《非遗公约》精神：该项目由相关社区自主发起、规划实施并自我管理，社区在整个保护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该保护项目为诸多缔约国更充分发挥社区的主体作用提供了范例。
社区既是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格局的重要基础，也是非遗助力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力量。希望本文的探讨和梳理有助于进一步彰显社区的声音，总结和分享其参与经验，强化对社区重要性的认识，这不仅应是庆祝和反思《非遗公约》通过20周年的应有内容，而且也是未来非遗保护工作应长期推动的一项基本任务。
（注：文章公众号推文中的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详见纸刊）
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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