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四家子城址2016年全景（西—东）
▲ 城四家子城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2013—2016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白城市城四家子辽金城址开展的调查与发掘工作，是实施城四家子城址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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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城四家子城址——2013—2016年度田野考古报告》（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4. 9）内容系2013～2016年度城四家子城址全部调查发掘资料整理完毕后形成的最终报告书。四年间的田野工作包括对城址及其周边相关遗迹的调查与测绘；对城内北部一处建筑址的发掘；对北城门及多处城墙的发掘和解剖；对城内陶窑遗址的发掘；对城内主干道路系统的钻探和试掘；对城外墓葬的抢救性发掘。通过一系列考古工作，出土了大量辽金时期的砖瓦、陶瓷器等遗物，为东北地区辽金时期州城遗址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城四家子城址的属性
关于城四家子城址的属性，相关研究者根据城址的规模、城内出土文物，一致认为是一座州城级别的城址，但其究竟对应的是辽金历史上的哪个州，却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声音。至20世纪90年代，有两种观点在学术界较具代表性且相持不下：一是认为城四家子城址为辽代的长春州，金代新泰州；二是认为城四家子城址为辽代的泰州，金代旧泰州。两种观点所用的证据均来自研究者对史料的不同解读。
2000年以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对前郭县塔虎城、泰来县塔子城等同被认定为州城级别，且与城四家子城址同样存在定性争议的辽金城址进行了不同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塔子城早在1956年发现辽代“大安七年”刻石，为推断其始建年代为辽代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排除了其为金代始建的肇州的可能。塔虎城在2000年进行的考古发掘，总发掘面积6000余平方米，且所做大量工作均围绕城内重要区域——中轴线处开展，但发掘所获材料却未见典型的辽代遗存，而是以金元时期尤其金代遗存为大宗，可见始建时间很可能是在金代，排除了是辽代长春州的可能，得出了塔虎城为金代肇州的结论。
《金史》中对新泰州“不至肇州三百五十里”的记载，也与现实中城四家子城址和塔虎城的方位与间距大致相符。因此，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城四家子城址为辽代的长春州，金代的新泰州这一观点。
▲ 白城市博物馆馆藏瓦件：文字砖
编号3246，残缺一角，长32.8、宽16、厚5厘米，正面有竖向5列刻划文字，背面按压一右手手印
2007年，白城市博物馆征集到一件出土于城四家子城址的刻字青砖，上有“泰州长春县”字样，为进一步证实城四家子城址为金代新泰州提供了依据。
《金史》载：“长春辽长春州韶阳军，天德二年降为县，隶肇州。承安三年来属。”明确了长春州自辽至金代中期期间地位的变化和行政级别的起伏过程。在对城四家子城址的考古发掘中，了解到城内遗存最为丰富的文化层所属时段也正是辽代晚期和金代中期两个阶段，城内一些重要的建筑物也多是在这两个时段营修或复建的。因此，我认为，城四家子城址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的观点是可靠的。
城址功能考察
《辽史》记载长春州“本鸭子河春猎之地”，曾是辽代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帝四代皇帝“春捺钵”的一处重要据点。金代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将此城设为泰州，即学术界所谓“新泰州”，成为金代的国防重镇。元朝先后在此设泰宁卫、泰宁府。明朝在此设泰宁卫指挥司，是著名的兀良哈三卫之一，直至明代中期遭废弃。在辽金元及明初几百年间，这里一直是东北地区西部及内蒙古东部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长春州地处上京道东北部，与东京道相邻，是连接上京道与东京道及辽东北部地区的桥梁。出于政治形势与军事战略部署考虑，辽圣宗年间将春捺钵地点改在长春州境内，此后一直作为辽代皇帝春猎和处理军国大政的一处重要地点，成为辽朝后期的政治中心所在地之一。长春州亦是辽道宗年间设立的东北路统军司的行政机构所在地，这也体现了当时长春州在军事防御方面的重要地位。
▲ 城四家子城址勘探平面图
从对城四家子城址的形制可知，这是一处极为重视军事防御功能的城址，城墙墙体修筑较高，至今，保存最好的部分仍可达7米之高，这在现存辽代州城遗址中是不多见的，城墙上马面分布异常密集，从马面间距不等的情况，可看出在使用过程中有增筑的情况。从对城墙的解剖中可见，城墙本体经历了频繁的维修和加筑，可见统治阶层对该城防御性能的重视。城址紧邻洮儿河，并在后期于城址西南角邻近河岸处修建专门的区域，也应是以开通和加强利用水路交通为目的，加强城址的物资和兵力供应能力。
在2013—2014年期间对城四家子城址的考古工作，我们着重对处于城内中轴线上的一处建筑址进行了发掘，出土的大量金代建筑瓦件，体现了这座建筑的级别之高。出土的黄绿釉屋顶建筑饰件，有龙纹图案的瓦当和鸱吻等，充分证明其是一处等级极高的官方建筑。此外，在城内的多处地点地表也采集到了同类瓦件，可见这种级别的建筑在城内并不在少数，该城址在金代的政治地位不言而喻。
▲ 建筑瓦件：绿釉筒瓦；Aa型瓦当；套兽
作为辽金时期在东北地区营建规模最大，政治、军事地位较为重要的州城之一，长春州的经济发展亦不容小觑。这主要体现在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方面。城内出土的遗物极为丰富，除大量用于建筑的砖瓦类构件外，还有大量陶瓷器、铁器、铜器、骨器、玉器、钱币等。2015—2016年，对城内西北部一处窑址进行了发掘，清理陶窑两座，出土由该窑烧出的大量陶器，从器类来看，此窑专门用作烧造瓮、罐、盆等大型陶器，供应给城内外居民作为日用器皿，经营时间大致为金代中晚期。此外，从该发掘区早期遗存情况看，至少在辽代中晚期该区域就已有了陶器生产作坊。
通过考古调查，了解到城内及周边还存在砖瓦窑及冶铁遗址、制骨作坊、玉石器加工作坊等，说明这些产品也大多为本地制作，显示了该城址发达的手工业技术水平。城市贸易的发达也在考古发现中有所体现。以瓷器为例，城内通过调查及发掘所见的瓷器种类极为丰富，从窑口看，不仅有缸瓦窑、冮官窑等东北本地的窑口产品，还有较多精美的定窑白瓷，以及龙泉窑、建窑、龙泉务窑、耀州窑等国内各大名窑的产品。此外，琉璃器、玉料及煤精石、青金石等文物的发现，体现了长春州对外贸易的发达和对商品资源控制力的强大，证明城四家子城址至少在辽金时期是一处商品贸易极为繁盛的城市。辽代南面财赋官，有长春、辽西、平州三路钱帛司，设都点检，掌钱币铸造等事。《辽史》记载长春路钱帛司为兴宗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设置，“大公鼎为长春州钱帛都提点”。这也充分说明了长春州在辽代的经济地位亦不容小觑。
▲ 第一期灰坑出土石器、铁器及铜钱拓片
1. 打磨器（H103∶1） 2. 砺石（H103∶2） 3. 玉饰件（H115∶1） 4. 铁钉（H115∶5） 5—8. 铜钱拓片（H102∶5、H102∶1、H102∶3、H102∶2）
通过考古工作，还在该城址内外发现大量佛教遗存，包括寺院遗址和宗教用品。例如，2013—2014年发掘的建筑台基，在辽代时即为一处佛教寺院，该寺院处于城址南北向中轴线上，其地位可见一斑，主体建筑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出土的绿釉筒瓦及兽头建筑饰件足以体现佛教在辽代地位之高。该寺院建筑废墟中出土的瓦件上发现墨书文字，记载了大安年间（1085—1094年）不同阶层的“施主”施瓦建寺的出资情况。这些有记录的捐款者有的是具有一定头衔的政府官员，有的则只是普通百姓，可见，这种奉佛行为是由政府发起，官民共同参与的佛事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捐献记录中，发现来自宁江州地方官员的“施瓦”记录，说明城四家子城址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处于地方中心地位，其在宗教方面也具有相当大的引领作用，当是东北地区佛事活动的中心地所在。辽代社会上至皇帝、贵族、官僚，下至平民百姓都对佛教有着非常虔诚的信仰，导致这一时期的佛教建筑和僧尼数量大增，佛教前所未有的平民化。《辽史》记载“（咸雍八年）三月癸卯，有司奏春、泰、宁江三州三千余人愿为僧尼，受具足戒，许之”，便是当地佛教盛行的真实写照。尤其到了辽代晚期，国力虽然衰微，统治者依然大兴佛事，将国家命运寄托于佛祖的庇佑。城四家子城址发掘的这座佛寺遗址，即为辽道宗年间所修。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城内外佛教建筑密集，这些建筑大多为辽代始建，在金代得以沿用，可见城内佛教信徒众多，以及人们对佛教信仰的虔诚度与持久性。
本文摘编自《白城城四家子城址——2013—2016年度田野考古报告》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4. 9）一书“第十章 结语”，标题为编者所加。
ISBN 978-7-03-079381-2
责任编辑：赵 越
本书系统介绍了吉林省白城市城四家子辽金城址的田野考古成果，报道了2013—2016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四家子城址开展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四年间的田野工作包括对城址及其周边相关遗迹的调查与测绘；对城内北部一处建筑址的发掘；对北城门及多处城墙的发掘和解剖；对城内陶窑遗址的发掘；对城内主干道路系统的钻探和试掘；对城外墓葬的抢救性发掘。通过一系列考古工作，出土了大量辽金时期的砖瓦、陶瓷器等遗物，为东北地区辽金时期州城遗址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本书适合考古学、文物学、历史学、民族学及相关学科专业人士参考阅读。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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