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爱“得罪人”的刘禹锡，为什么一直被贬还能一直当刺史？|刘禹锡|刺史|柳宗元|王叔文|裴度

文丨夹心

中唐“诗豪”刘禹锡少时登第，参与永贞革新并初展才华，其青年时代可谓是春风得意。然而，与同时代许多士人的际遇相似，他的政治生涯也颇为坎坷。

在历史上，刘禹锡屡遭贬谪，频因诗文创作得罪人而罹祸。

屡次被贬屡次再战，刘禹锡真的好顽强！

一朝为逐臣，刺史生涯+1+1+1+1

刘禹锡出生于一个“世以儒学称”的官宦世家。受家风影响，刘禹锡勤勉研习儒家经典，满怀报国之志。贞元九年（793），二十一岁的刘禹锡首次参加科举便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释褐为太子校书。贞元十六年（800），杜佑以淮南节度使兼任徐泗濠节度，辟刘禹锡为掌书记。之后，刘禹锡随杜佑回扬州，居幕期间代杜佑撰表状甚多。贞元十八年（802），刘禹锡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在此期间，他与同样在御史台任职的韩愈、柳宗元结为好友，三人志同道合。

青年时期的刘禹锡，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牛刀小试以后，刘禹锡的治世之心日益强烈。然而，永贞革新却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顺宗即位，一场以打击官宦势力，革除积弊为目的的改革——“永贞革新”拉开序幕。在此期间，王叔文与王伾因深得顺宗信赖而进入朝廷中枢，成为变革的关键人物。刘禹锡则因与王叔文交情深厚，以其卓越的才能和柳宗元一同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时号二王、刘、柳”。《新唐书·刘禹锡传》记载：

“时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锡以名重一时，与之交，叔文每称有宰相器。”

在这一阶段，刘禹锡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遗憾的是，永贞革新仅仅持续了一百四十余天便宣告失败。随后，整个朝廷对革新派展开了猛烈反击。刘禹锡先被贬为边地刺史，又由于“朝议谓王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再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

刘禹锡自此开启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贬谪生涯。

元和九年（814），刘禹锡终于奉召从朗州回京。然而，当时的政局并无明显好转。“宰相复欲置之郎署”，但“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后来，刘禹锡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也因此招致祸端。

《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中，刘禹锡以辛辣笔触嘲讽了权贵及谄媚之徒，这一下子可刺痛了当权者。因“语涉讥谤”，好不容易回京的刘禹锡又被贬去了更加偏僻的播州（今贵州遵义）。如果说刘禹锡第一次被贬是因为政见不合，那么这次被贬纯属是因为这首诗“得罪”了当时权贵，就连皇帝都对他颇为不满。

幸运的是，名臣裴度此时上奏，“捞”了刘禹锡一把：

“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余。今播州西南极远，猿狱所居，人迹罕至。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为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

裴度此人，历任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宰辅，他刚强正直，善以情动人。终于，在裴度的求情之下，刘禹锡被改授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事实上，刘禹锡能够在晚年善终，也多赖裴度举荐。

赴连州上任途中，刘禹锡与柳宗元同行，然而至衡阳时，两人却不得不各奔贬所，不知何日能再相见。面对离别的哀愁与忧伤，二人创作了大量互诉衷肠的诗句。然而，命运弄人，这次相见竟成了永别。之后，刘禹锡因母丧由连州北还，半途突然接到柳宗元在贬所逝世的消息。刘禹锡得知后，“惊号大叫，如得狂病”（《祭柳员外文》）。

长庆元年（821）冬，刘禹锡赴任夔州（位于今重庆）刺史。

长庆四年（824），穆宗卒，敬宗李湛继位，刘禹锡调任和州（位于今安徽）刺史。

外放二十余年后，刘禹锡终于在大和元年（827）回到东都洛阳。之后，因好友裴度等人举荐，被调任主客郎中分司东都。他写下《谢裴相公启》以表达感谢提携之意：

“某遭罹不幸，岁将二纪……岂意天未剿绝，仁人持衡，纡神虑于多方，起堙沦于久废。”（《谢裴相公启》）

大和五年（831），裴度罢知政事，刘禹锡孤立无援，又被外放任苏州刺史。之后，刘禹锡又改授汝州、同州刺史。自开成元年（836）开始，刘禹锡接连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

可以说，对于刘禹锡的政治生涯而言，永贞革新是一道彻彻底底的分水岭。然而，即使身处逆境，刘禹锡也丝毫没有忏悔屈服，他有的只是对谗言的反击与嘲讽，有的只是励志作为，有的只有“三折乃良医”“忧国不谋身”的呐喊。“不学腰如磬，徒使甑生尘”是他经历忧患之后依然壮心不悔的永恒誓言。

“倒霉蛋”想不开了，但是又想开了

朗州十年，是刘禹锡一生中处境最差、心绪最抑郁、最虚废的时期。朗州在唐代时相对闭塞，且自然环境颇为严酷，仅辖有武陵、龙阳两县。“鸷禽毛翮摧，不见翔云姿。”初到贬所，刘禹锡的心情可以说是非常低落、郁闷的。

然而，生性乐观的刘禹锡并未因贬谪一蹶不振，他将目光投向了巴蜀旖旎的山川和质朴的人情。《旧唐书》记载：

“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在谪居朗州的日子里，刘禹锡参禅礼佛、探幽访胜，寻古迹、攀险峰。在这一过程中，刘禹锡内心的悲苦与激愤得以缓解，心境趋向平和。更为可贵的是，即使身处逆境，刘禹锡依然意志坚定，志气不改。

“拭寒焰以破眦，击清音而振耳。故态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砥石赋》）

“人莫不塞，有时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穷。人莫不病，有时而间，伊我兮久而滋蔓……于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志坚。内视群疑，犹冰释然。”（《何卜赋》）

刘禹锡告诫自己也告诫世人：时机失去了便不必去想，姑且遵循一贯的信念，再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正所谓“蹈道心一，俟时志坚”，这便是刘禹锡的处世哲学。

在连州，刘禹锡担任刺史一职，相较于之前的“司马”，职位有所提升。连州的自然环境也更加宜人。

“回环郁绕，迭高争秀，西北朝拱于九嶷。城下之浸曰湟水，由湟之外，交流而合输以百数，沦涟汨潏，擘山为渠，东南入于海。山秀而高，灵液渗漉，故石钟乳为天下甲，岁贡三百铢。原鲜而膴，卉物柔泽，故纻蕉为三服贵，岁贡十笥。林富桂桧，土宜陶，故候居以壮闻。石侔琅玕，水孕金碧，故境物以丽闻。环峰密林，激清储阴，海风驱温，交战不胜，触石转柯，化为凉飔。城压赭冈，踞高负阳。”（《连州刺史厅壁记》）

任职期间，刘禹锡深入民间，积极参与劳动人民的生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内心的抑郁。在《连州刺史厅壁记》中，刘禹锡详尽记述了连州的天文地理、历史沿革、山川气候以及民情物产，并提出了“功利存乎人民”的治国理念。

调任夔州与和州期间，随着政敌的相继离世，朝廷中对革新派的攻击性言论逐渐减少，刘禹锡的政治困境得到了极大缓解。夔州与和州，尽管仍是贬谪之地，但之前相比距离权力中心更近，且生活环境更加舒适。在这样的环境中，刘禹锡开始坦然面对现实，平淡看待人生的起伏波折：

“酒临流奈别何，君今已醉我蹉跎。分明记取星星鬓，他日相逢应更多。世间人事有何穷，过后思量尽是空。早晚同归洛阳陌，卜邻须近祝鸡翁。”（《重寄表臣二首》）

尽管刘禹锡此时已年过半百，但他依然怀揣着政治抱负，未曾忘却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多年的磨砺与沉淀，让他的少年壮志不再那么锋芒毕露，而是转化为一种更为深沉的力量。他以一颗平和之心接受了被贬谪的命运，不再置身事外，而是真正地适应了地方官的身份，深切地关怀着百姓的疾苦。

“功利存乎人民”

虽然大半生都处于贬谪状态中，刘禹锡的功业理想却并未因时而改，造福苍生的青云志向始终在其价值体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刘禹锡任连州刺史期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派人重新疏浚海阳湖，修筑亭台，改善当地的生产生活环境，造福一方人民。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在《旧志序》中认为，连州风气的转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两公始”。清乾隆本杨楚枝的《连州志·名宦传》也评价说：“吾连文物媲美中州，禹锡振起之力居多。”

在夔州担任刺史期间，刘禹锡也坚定地推行着进步的革新举措，即便面对藩镇与宦官势力的重重阻挠，他亦未曾退缩。他坚决遏制地方豪强的不法行为，改善山区落后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推广机汲（利用机械装置来汲取江水），多次上书朝廷论政务清白、论利害、论教育，并主张用祭孔的经费来修学校培养人才。在《奏记丞相府论学事》中，刘禹锡针对夔州“室庐圮废，生徒衰少”，官学“病无赀财”的现象，指出“天下少士”“非天不生材也”，而是“不知养材之道”。为此，他向朝廷提出了一项建议：削减州县用于祭奠的开支，将这些资金转而投入更为迫切的教育事业中。

长庆四年（824），刘禹锡从夔州调往和州担任刺史。和州位于巢湖之东、长江之滨，是一个山清水秀、物产丰饶的大邑。据刘禹锡所撰的《和州刺史厅壁记》：

“桉见户万八千有奇，输缗钱十六万，岁贡纤纻二篚，吴牛苏二钧，糁鲟九瓮，茅蒐七千两。”

刘禹锡赴任这年，和州正逢大旱。他一上任便四处走访、视察灾情，言辞恳切地上书朝廷，请求减税赈灾。

大和五年（831），刘禹锡被外放任苏州刺史。在中唐，苏州是一个较为富庶的地方。然而，刘禹锡上任后不久，就遇到了苏州发生水灾。他察视灾情，为民请命，从本州常平义仓中调拨了十二万石米，逐户分发，并宣布减免赋役。因救灾有功，朝廷赐予他紫金鱼袋以示嘉赏。苏州人民将刘禹锡与曾经做过苏州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贤”，还兴建了“思贤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