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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普京

2017年10月30日,莫斯科

“我们的义务是——不忘记”

《悲伤墙》揭幕仪式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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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悲伤墙(俄语:Стена скорби)是一面位于俄罗斯莫斯科花园环路(俄语:Садо́вое кольцо́)上,为纪念在前苏联时期受斯大林主义迫害的受害者而建立的纪念碑。有人称,这是俄罗斯联邦第一个以此为由而建的纪念碑。但实际上,同样是为了纪念受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大清洗”运动受难者的“悲伤面具”(俄语:Маска скорби)早在20年前便建立了。2017年适逢布尔什维克革命100周年之际,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莫斯科俄罗斯正教会(俄语: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的主教基里尔(俄语:Кири́лл)于2017年10月30日共同为这座国家纪念碑揭幕。

“审判和清洗,伴随着大量不切实际的长篇大论,贬损了东欧公众中仅存的一些良知。政治和政府变成了腐败和专制压迫的代名词,…但是,当时的暴政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世俗特点:竭力以平等和社会进步的赞歌形式来推行老式专制,这种假面具曾为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时期的寡头统治集团及纳粹侵略者们所不齿。”

“毕竟,俄罗斯帝国并非完全的欧洲国家;彼得大帝统治后的俄国所具备的欧洲性在列宁领导的世纪变革中受到了质疑。为把苏联和欧洲的历史、文化一刀两断,布尔什维克对俄罗斯采取了大幅度的、持久的暴力措施。”

——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

(演讲正文)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是个特殊的值得纪念的日子——10月30日——已经25年了——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纪念政治清洗受难者的日子。对于我们所有人,对于未来的世代来说,了解并记住我们历史上这一悲惨时期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各个阶层、全体人民:工人、农民、工程师、军官、宗教界人士和国家公职人员、学者、文化界人士都遭遇了残酷的迫害。大清洗不吝惜人才,不吝惜为祖国做出贡献的人,不吝惜对祖国无限忠诚的人,每个人都可能以杜撰的、荒唐的罪名被指控。几百万人被控为“人民的敌人”,被枪毙或遭受精神折磨,饱受监狱、集中营和流放之苦。

这段可怕的过去不能从民族的记忆中抹去,尤其是不能以任何方式、以任何最高的所谓人民的利益为名而正当化。

在我国历史上,同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一样,不乏那些复杂的、矛盾的时期。人们争论,寻求各种方法解释这样、那样的事件。这是寻找真相和真理的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当论及大清洗、上百万人的死亡和苦难时,就去布多夫斯基(Бутовский полигон)那些受害的兄弟们的墓碑前去看看就足够了,这样的地方在俄罗斯有很多,也就明白了任何要洗白这种罪行都是不可能的。

政治镇压对于我们的全体人民、对于全社会来说都是悲剧,是对我们的人民的沉重打击,包括它的根基、文化和自我认知。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承受着这种迫害的后果。

我们的义务是——不忘记。

记忆本身、评价这些黑暗的历史事件所持立场的清晰和明确将是避免历史重演的强大的警示。

所以,两年前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了关于永久纪念政治迫害受害者的国家政策的基本要旨(Концепция),设立了纪念基金会。

关于设立纪念碑纪念政治迫害受害者的构想是在多年前的“解冻”时期提出来的,但相关材料只是最近几十年才准备充足。

今天,我们在首都的中心地段为“悲伤墙”揭幕。这座纪念墙是宏伟的、感人肺腑的,不论是它的内涵,还是它的造型。它唤醒我们的良知和情感及对受害者的深切同情,促使我们诚实地思考那段历史。

诚挚地感谢纪念墙的设计者 —— Георгию Вартановичу Франгуляну,感谢莫斯科市政府承担了大部分资金支出,感谢那些为创立纪念碑而做出贡献的公民。

最后,我想请求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索尔仁尼琴娜允许我引用她的话“了解,记住,审判,这之后才可能原谅,”我完全赞同这句话。

是的,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应该记住大清洗的悲剧,记住它的根源。但这不意味着清算。不允许再次将社会推向危险的对立境地。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信任和稳定。只有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解决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俄罗斯,它是我们的唯一。

再次感谢纪念墙的设计者,感谢所有参与创建此纪念墙的那些人。这座纪念墙对于我们、对于我们今天的整个国家是重要的,对于年轻人、对于明天、对于俄罗斯的未来更重要。

谢谢!

(正文完)

后记:

奥兰多·费吉斯的《一个民族的悲剧——俄国革命史》是一部杰作。充满悲剧色彩的俄国历史孕育了无法逾越的阶级、宗教和种族仇视,阻碍了民主制度的发展。布尔什维克既助长了这些仇恨情绪,也以此为食。

俄国革命期间至关重要的一群人是农民,在费吉斯看来,他们的世界满是“偶像与蟑螂”、深深的信念、无知的迷信和畏缩落后。“村庄是阴谋、仇杀、贪婪、不诚实、卑劣的温床,有时还掺杂着可怕的暴力……它不是城市知识分子想象中公有和谐的天堂。”

大多数农民只希望城市、地主和国家不来打扰自己的生活,希望过上前政治自然状态下自由、不受外部约束的村庄生活。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争取到勉强中立的农民,是因为他们说服了足够多的农民,告诉他们未来他们可以获准保留自己新获得的土地。(这是一张空头支票:政权巩固后,苏联就开始了集体农场,数百万人在这一过程中被囚禁乃至死亡。)

“大部分农民最后都支持了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大多数农民都没有留下回忆的只言片语,俄国民众“不是革命的牺牲者,而是革命悲剧的主人公”,因为“无论民众受到了多少苏联体制的压迫,这一体制还是在俄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了。” “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套很俄国的概念。”和说“纳粹主义是一套很德国的概念”没什么两样。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源可能来自俄罗斯历史,但布尔什维克放大了许多俄国传统中腐朽的东西,扫除了其中许多能让俄国社会变得更人道的东西。

他们分裂的历史、他们的落后畏缩、长期以来各个阶级与人群之间的仇视敌意,以及对生活、对持续不断的动乱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让相对来说人数较少的一群革命分子得以在这个国家实现了他们的暴力统治。

大约有 1000 万人在沸腾的俄国革命中消失了。这个数字约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战争方被杀死亡的总人数。

奥兰多·费吉斯撰写了一本非凡的著作,写下了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

不过俄国人似乎已经从悲剧中学到了一课。俄国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和平结束的,俄国人呼吁暴力的声音也变弱了——这说明他们明白了一点:以通过杀戮实现承诺开始的革命带来的生活,并不会比穷困的生活好上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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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英 责任编辑:棠棣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