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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是一段饱经风霜的历程。

在这段历程中,有三个罪人。

他们手握重权,却差一点就将中国推向亡国的深渊。

他们究竟是谁?又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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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

步入二十世纪的门槛,中华民族背负着沉重的耻辱与哀伤。

而与这份耻辱脱不开关系的,是一位在中国晚清史上充满争议的女人——慈禧太后。

慈禧,出身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

1861年,咸丰帝驾崩于热河行宫,幼子载淳继位,年号同治。

彼时,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户部尚书肃顺为首的八位重臣,被委以“赞襄政务”之重任。

然而同年深秋,一场宫廷政变悄然上演。

慈禧联手恭亲王奕䜣,迅速瓦解了这一辅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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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臣或遭革职,或遭不幸。

政权更迭,慈禧太后则以垂帘听政之姿,掌握了国家命运的舵盘。

从此,开启了她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统治。

作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掌舵人,慈禧太后对中国近代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的探索、维新思想的涌动以及新政的尝试。

然而她却始终未能引领国家,顺利步入近代化轨道。

甲午战争的惨败,如重锤般震撼着中国社会,成为推动维新思潮高涨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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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变法,其核心在于大刀阔斧地改革国家体制:精简官僚机构,重用改革派人才,激励民间工业与教育的兴起,引介西方知识,促进思想解放。

初时,慈禧太后对变法持观望态度,并未明确反对。

然而,维新派急于求成、全面改革的激进主张,令慈禧感到不满。

特别是那些对她统治地位的冲击,彻底激怒了她。

慈禧不仅囚禁了光绪帝,更迫使康、梁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位志士英勇就义。

这场原本轰轰烈烈的变革运动,在慈禧的铁腕之下,最终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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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对洋人充满愤恨时,义和团运动打着“助清排外”的口号,在北方兴起。

起初,慈禧是打算剿灭义和团的。

但很快,她就视义和团为可利用的棋子,用来对付洋人。

她错误地以为,借助义和团的力量,能够一雪前耻。

于是不顾双方实力悬殊的残酷现实,直接向11国宣战。

这一冲动而短视的决策,最终引领国家走向了灾难的深渊。

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是一场震惊寰宇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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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往多数精心策划的战争不同,慈禧太后所触发的这场冲突,显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

而且在这场混战中,清军与义和团非但未能形成合力,反而陷入自相残杀。

八国联军逼近京城后,慈禧仓皇西逃至西安。

1901年10月6日,她又坐着火车回到北京。

此番“体面”的重返,是《辛丑条约》屈辱妥协后得到的。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语,更是令国民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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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偿金额最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重的不平等协议。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彻底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纵观慈禧的政治生涯,比起引领近代中国走向光明的未来,她更关注的是如何维护皇权稳固。

洋务运动兴起,她能直观感受到西方科技的威力,因而给予支持。

但当维新运动触及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时,她就迅速采取了镇压措施。

清王朝的专制皇权与近代中国追求的政治民主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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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慈禧太后对皇权的追求,使她难以跨越这一鸿沟,更无法迈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

窃国大盗袁世凯

而第二位便是袁世凯。

戊戌变法,袁世凯与维新派分道扬镳;

义和团反帝运动,他是残酷的镇压者;

辛亥革命,他又将革命的果实窃为己有,复辟帝制。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一直都与社会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损害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位。

表面上虽高举“共和”旗帜,实则暗藏复辟帝制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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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频繁提及“统一”,实则以此为名,行集权专制之制。

同年8月,在“统一”的幌子下,他竟对武昌起义的功臣张振武、方维痛下杀手。

次年,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教仁力主组建“国民党内阁”。

此举触动了袁世凯的敏感神经。

为扫除集权障碍,他策划了骇人听闻的暗杀行动,杀害宋教仁

并以此为契机,武力镇压了“二次革命”,将革命派污蔑为“乱党”、“暴民”,大肆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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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之内,因军政执法而丧生者数以千计,监狱人满为患。

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后,更是肆无忌惮。

他接连废除国民党、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

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至此名存实亡,仅余“民国”之名。

自1914年初至1915年底,袁世凯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严苛法令,如《报纸条例》、《出版法》等。

旨在严密控制民众言论、思想,严禁政治结社与集会,对革命党及人民实施高压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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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他更是公然复辟帝制,自封为“洪宪皇帝”,将个人野心凌驾于国家与民族利益之上。

有人误以为,袁世凯政府施行了“宽松治理”,实则不然。

从袁世凯掌舵临时大总统,至宋教仁遇刺的一段时间,社会确曾有过欣欣向荣的图景:实业复兴,国货备受推崇,民主氛围浓厚,各类政党、社团、报界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然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辛亥革命,在于帝制的摒弃与民国的初建,而非袁世凯之功。

镇压“二次革命”、强行“统一民国”之后,袁世凯的真实面目愈发显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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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下半年,北京多家报纸如《日日新闻》、《民国报》等相继遭封。

地方上亦是如此,浙江一地,便有五家报社难逃厄运。

袁世凯的所谓“宽松”,不对民主制度,而是对封建复古思潮的回流。

作为典型的旧时代封建官僚,袁世凯深受封建残余思想束缚。

他的思想观念没有历史进步,始终是封建专制体系下的产物。

1912年9月,他执掌临时大总统之职半年后,便发布了旨在“尊崇伦常”的诏令。

其目的,就是要巩固封建伦理道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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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催生了孔教会、孔社等一系列尊孔复古的组织。

它们以“捍卫圣道”为旗号,一时间声势浩大。

随后,袁世凯更是身体力行,倡导尊孔读经,并亲自主持了祀孔、祭天等仪式。

从根本上来说,袁世凯对封建复古逆流的这种“宽松”,实则是其复辟帝制的前奏。

这不仅未能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反而是在逆流而上,企图将国家拉回封建专制的旧轨。

因此这一时期的“宽松政策”,实际是历史倒退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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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正式接任总统职位后,外交局势十分复杂。

而袁世凯的策略,就是依赖帝国主义,以稳固其日益显露的帝制野心。

鉴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手握重兵的袁世凯。

他们的野心,是借袁世凯的力量加强对中国的渗透与控制,从而维护并扩张在华利益。

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协议,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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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议中,中国的行政自主、军事防御及财政税收等多方面的核心权益,都被袁世凯拱手让予日本。

此举无疑是对国家主权的严重出卖,迅速激起了全国上下的强烈愤慨。

民众普遍认为这是对国家尊严的极大侮辱,群情激愤,抗议之声不绝于耳。

大汉奸汪精卫

第三位便是汪精卫。

“一二八事变”,汪精卫麾下的粤军主力十九路军,在上海前线与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

由此可见,汪精卫初时也如众多中华儿女一样,对抵抗日本侵略,有着不可动摇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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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汪精卫公开声明,表达了他坚决抗日的态度:“哪怕日本派来百万军队,他们也不可能征服中国。中日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谈判!”

然而到了1933年岁末,一封致胡适的信中,汪精卫却笔锋一转:他以明末与后金议和的将领袁崇焕来自喻,可见其内心思想的变化。

历史的转折,往往令人唏嘘。

这位曾誓死捍卫国家尊严的国府领袖,最终却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公开倒向日寇,沦为傀儡,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人所不齿的大汉奸、卖国贼。

在南京,汪精卫成立了汪伪国民政府,为日本的侵略行径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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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积极配合日军进行反共活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不仅罢免了蒋介石总统职权,还妖魔化共产党,阻碍中国抗战。

此外,他还大肆捕杀和迫害抗日军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汪精卫走上了这条背叛民族、投靠侵略者的不归路?

基于“亡国论”的视角来看,汪精卫的确对战争结果,有着过于悲观的预判。

但这也只是他思想转变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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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曾透露:蒋介石与汪精卫二人虽表面和气,实则针锋相对。

汪精卫一向自视甚高。

他觉得自己在党国资历深,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功绩。

除了国父孙中山外,他认为党内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不承认其他任何领导人。

然而,现实却远非如此简单。

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就未能形成一个严密有序、执行有力的组织结构。

即便在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之后,这种情况也未能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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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有党,下层无党”,这是国民党内部心照不宣的事实。

相反,拥有军权的蒋介石,借助黄埔军人集团的支持,得以不断扩张势力范围。

最终,实现了以军控党、控政的局面。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汪精卫被选为广东国民政府主席,一时风光无限。

然而,政治斗争的残酷,很快让他认识到现实的严峻。

1926年3月,蒋介石先斩后奏,借“中山舰事件”之名反共。

然而蒋介石如此举动,却完全没有在事前告知汪精卫。

此举让汪精卫倍感屈辱与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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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他,就这样被蒋介石无视了。

此事之后,汪精卫还试图挽留颜面,下令扣留蒋介石。

可惜,却没人遵从他的指令。

同年5月,他以“治病”为名离开广州,随后又以“责己不责人”为借口引咎辞职。

然而,辞职背后的无奈,显然远胜于表面的自责。

说到底,是自视清高的汪精卫看不上老蒋,却又在争斗中屡屡败于老蒋之手。

他感到威严受损,在政治上无能为力、受制于人,因而被迫妥协、逃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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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贯争强好胜的汪精卫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在此之后的政治博弈中,汪精卫但凡遇到不利局面,就以健康为由选择出国或休养。

这种应对方式,也预示了他后来投敌叛国的必然。

接下日本人抛来的橄榄枝,大概也是一种“饮鸩止渴”。

汪精卫不缺钱,不缺地位,不缺影响力,何以要投敌?

应该说,很大程度是出于对权力的欲望。

他不在意这份权力是否“有毒”,他需要的是权力本身所带来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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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的自信与勇气,使他得以成为“反清勇士”,成为无数青年心中的“革命灯塔”。

可深陷政治困境时,他懦弱自卑的本性就暴露无遗,因而自暴自弃、反复无常。

毛主席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身处顺境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就像急性病,让汪精卫在狱中挥笔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慷慨豪迈的诗句;可一旦遇到逆境,急性病愈,就变成了保守主义、逃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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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他为个人权欲所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屈从于日本人。

曾经辉煌的政治经历,最终却以“民族叛徒”与“中国史上最大汉奸”之名落幕,令人唏嘘,令人愤恨!

参考文献

刘大胜《慈禧太后的政治上位与人生败笔》

郑会欣《从领袖、导师到民族罪人》

王璐扬《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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