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骂他吃软饭，但他在抗日最艰难时，冒死印发《论持久战》|徐志摩|沈从文|沈端先|邵洵美

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延安发表。中共地下党员、《大公报》记者杨刚正躲藏在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在上海霞飞路的家中，这使得项美丽有机会看到《论持久战》。几天后，上海霞飞路、虹桥路一带洋人的信箱中都收到了一份《论持久战》的英文版。这背后与一个叫作邵洵美的人息息相关。

被误解的“纨绔子弟”

当你翻阅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你总会将注意力停留在，鲁迅、徐志摩、沈从文等人身上，但你更深地探究这些声名赫赫的人物过往经历时，会发现“邵洵美”这个名字总是绕不过去的。

鲁迅，一位被奉为经典的文坛巨匠，在民国时期，鲁迅曾多次猛烈抨击过一个人，说他凭借妻子的财力为自己的文学铺路，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在鲁迅的个人影响力下，使得众人都误以为此人只是个无所事事的公子哥。

这个被鲁迅谴责的人，正是邵洵美。

诚然，他出身富贵之家，但绝非只知享乐的纨绔。相反，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深受文坛敬仰。郁达夫、沈从文等文学巨匠都对他的诗作赞赏有加，称他为“唯美主义诗人”。

邵洵美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他的祖父邵友濂，是清朝同治年间的一位举人，并曾官居一品；而他的外祖父盛宣怀，不仅是清末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也是其妻盛佩玉的祖父。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邵洵美自幼便接受了中西结合的良好教育，成长为一位温文尔雅、满腹才情的青年。

在诗坛上，他与徐志摩齐名，被誉为“诗坛双璧”。单论外貌，他毫不逊色于徐志摩。而在才情方面，即便未能创作出如《再别康桥》般脍炙人口的作品，这并未影响他与文坛巨匠们之间深厚的友情。他不仅与徐志摩交好，还与徐悲鸿、胡适、闻一多、夏衍等保持亲密关系。

为人慷慨，急公好义

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邵洵美对朋友十分慷慨。在英国求学时，他常用自己的钱资助那些经济拮据的同胞。回国后投身出版事业时，也屡次不计成本地帮朋友出版书籍，以至于将继承来的家产挥霍殆尽，还不得不典当妻子的嫁妆来支持事业。

从1928年到1950年的二十多年里，邵洵美全心投入到出版事业中。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通过自己的出版物发表了大量抗战文章，痛斥日寇及汪伪政府，用这种方式唤醒民众良知和抗日决心。在这期间，他还冒险出版了《论持久战》，并夜间驾车将书籍投入租界外国人的信箱中，以此向世界传达中国人民誓死抗战的信息。当日本人试图拉拢他加入伪政府时，他坚定地拒绝了，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

邵洵美就是这样一个急公好义的人，如同古代孟尝君一般。他喜欢雪中送炭，当丁玲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逮捕时，他四处奔走打听营救消息，并在得知胡已遇害后捐赠1000元帮助丁玲渡过难关。当杨杏佛被暗杀后，他也在刊物上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夏衍初入文坛生活窘迫，通过朋友找到邵洵美请求帮助出书接济，而他甚至连书稿都没看就慷慨解囊500大洋。如此仗义疏财之事，在他的生命中俯拾皆是。

他这一生，不爱财，不求名，只追求自己钟爱的出版事业。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形势已是不可逆转。彼时，许多人选择迁往宝岛台湾。胡适为邵洵美安排了两张机票，邀请他们夫妇同行，但邵洵美婉拒了。他说，即便自己能离开，却无法安置家人和心爱的印刷设备。好友叶公超得知后，动用海军舰艇护送其全家及设备一同撤离，也被邵洵美谢绝。他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从未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因此决定留在上海，等待解放的到来。

贫困交加，郁郁而终

新中国成立后，各行业百废待兴，需要重新建设。由于邵洵美拥有国内唯一的一台德国进口印刷设备，昔日好友夏衍找到他，希望能够转让给国家。虽然心中不舍，但邵洵美最终答应了，将这台珍贵的设备交出。然而，此后的出版事业因资金短缺而不得不中止，他也就此告别了奋斗一生的领域。

随着时间推移，邵洵美的经济状况逐渐恶化。长年的入不敷出，使他的财务陷入困境。这时，一个噩耗传来：他的弟弟邵云骧患上重病，需要大笔费用住院。在走投无路之际，他想起多年前曾借给美国友人项美丽1000美元。一向他借给别人钱是从来不需要还的，但此一时彼一时，于是他写信请求她汇款给自己的弟弟救命。然而，这封信却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信件被有关部门截获，有朋友暗示邵洵美交代历史，邵洵美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况且此时的他并没有太多精力，他想或许可以等自己忙过手头的事情后，再向组织交代。熟料，没两天，他便被抓捕入狱，罪名“历史反革命罪”，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不过话说回来，邵洵美交友甚广，他曾言：“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这样的人物性格下，他与杜月笙有过来往，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李石曾有过交情。还有鲁迅对他的嗤之以鼻，一直以来都是他的一块心病。

在提篮桥监狱，他对狱友贾植芳私下里交谈过，他告诉贾植芳：“贾兄，比我年轻，总有一日是要出去的，如果你出去了，一定要为我说说话，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说我是花钱找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