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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和网络化:人类文明的进程

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整个社会网络化和数字化的结果。网络化的本质就是“连接”。连接产生交互,然后就有了演化的可能性。

早期人类就像一个个散落的“点”,然后慢慢聚集,逐渐形成了部落、村庄和城邦国家,从点状形态变成了网状形态,这就是原始形态的“网络化”,其间产生了多种交互,演化出商业交换、社交活动、宗教祭祀等复杂的社会形态。从古巴比伦、古印度、地中海到中华文明,几乎所有早期文明都是人类社会缓慢网络化的结果。血缘宗族、城邦、国家,则是维持拓展这种网络结构的组织形式。

大航海时代是更大规模的一次网络化航海技术的突破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局限在国家、城邦内部的“网状结构”开始向贸易、向全世界扩张。

这次网络化的结果便是地球变“小”了,原来相对简单的独立的各国经济活动因为“连接”产生了各种变化,一个规模庞大的全球网状结构开始形成。商业模式,甚至国家格局都开始发生巨大改变,经济活动逐步演化成更复杂的全球经济生态。

之后工业革命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聚集到工厂,原来相对离散的居住状态也变成了更加密集的居住状态。城市化本身就是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的“网络化”:工厂、流水线、道路交通、水卫煤电这些基础设施都是“网络化”的工具,它们将更多的人更紧地“连接”起来,产生了更复杂的交互。

这种线下的网络化形成了复杂的连接交互,产生了巨大的协同效应,社会形态也随之发生巨大改变: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工业品质量不断提高,价格不断降低,供给不再是增长的约束,如何刺激需求成为最大的“商业问题”;为更多人提供衣食住行等专业化服务的“服务业”出现并不断壮大。

更重要的是,随着人的密集交互,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知识技术进步迭代的速度也加快了,技术创新越来越多——像通信技术、交通工具这样的技术创新,又开始推动人类社会朝着更深层次的网络连接迈进。

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互联网革命则推动了一次更具革命性的网络化。这次“连接”的颗粒度之细,触及范围之广之深,都史无前例。直到今天,这次网络化还在进行中,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 使人类社会的“网络化”程度在深度、广度和颗粒度上都有了质的飞跃——这种高维、多元、动态的复杂连接所创造的交互、产生的能量、演化出的各种可能性,目前还只是揭开了一个序幕,但人类的生活已经开始从线下转向线上,并通过数字化的转型,开始往更复杂的“网络结构生态”演进。

在大规模网络化的进程中,数字化始终是助推。

人类社会结构越复杂,对数字化的要求就越高。同样地,数字化程度越高,就越能支撑复杂的社会结构。

一个五六十人的部落,酋长可以熟悉每个人,对劳动成果进行有效的管理分配。但一旦部落人数增加到 100、1000 甚至更多时,再依靠纯粹的具象化的“人治”进行管理分配,一定会陷入混乱。换句话说,不将具象事物转化成抽象数字,进行“数字化”管理,稍微大规模的、复杂的社会结构就无法支撑。

秦始皇在全国设置郡县,统一度量衡,对人口进行“簿记”登记管理—这些原始的数字化管理正是秦朝能对疆域广阔的国土实施中央集权的原因。同样地,中国历朝的农民起义,稍成规模后总是遭遇失败, 究其内因也是缺乏数字化管理能力,一旦组织结构的复杂度超过其承受限度,组织就崩溃。

人类社会大规模的网络化依赖于数字化:数字化将人类网络化产生的交互进行简化和抽象化,并支持更复杂的社会网络结构。

而数字化和金融密不可分。

人类社会第一次大规模的数字化就是货币概念的产生。自从货币出现,人们关于“财富”的观念就发生了本质改变,财富从具象的“物品”变成了抽象的“数字”,财富的创造、分配、管理被大大简化。

复式记账法也是人类数字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14-15世纪,意大利修道士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发现商业活动如同“物质的此消彼长”:钱从一个地方流出,就会在另一个地方流入。

所以,从更大的范围看,账目一定是循环的、平衡的。

顺着这种“借贷平衡”的原则,他编制了借贷复式分类记账账本——从此,收和支两条线和借贷平衡成为会计最基本的准则。复式记账法的出现,标志着现代会计业的开始,卢卡·帕乔利也被称为会计学鼻祖。

复式记账法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对整个商业世界、金融市场的演进乃至社会管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按照这种逻辑,任何具象的个人、企业、国家都可以抽象成一张张资产负债表。复杂的多边交易行为都可以在账本上进行“冲抵”简化。

金融工具、金融市场更和数字化天然相关。社会关系被进一步简化和结构化,从而支持更大范围、更大规模和更复杂的资金交互。

数字化始于最原始的金融需求。金融的演化本质上就是数字化的一种表达。随着数字化进程,人类的商业扩张能力、社会管理能力有了几何级数的增长。

某种意义上,“数字化”和“网络化”就是人类文明从低级、粗放、模糊向高级、周密、精确进化的进程,也是人类社会不断金融深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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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资金、人力三要素的网络化 = 人类社会和行业的演进

在经典的经济学文献中,人类经济增长依赖于三个要素 :资金(K,capital)、人力(L,labor)和技术进步(A,advanced technology)

直到18世纪中期,人类经济增长速度非常慢。但是最近两个多世纪,全球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复杂度发生了两次质的飞跃:一次是18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第二次则是从20世纪90 年代开始的,迄今仍未结束的互联网进程。

经过这两次质变,人类社会的增长曲线从平滑到陡峭,实现了超高速增长,从而摆脱匮缺,进入物质丰裕的阶段。同时,人类的交互方式、商业模式、经济增长方式,甚至国际格局都随着开始变化。

这两次“质变”背后的推动力,就是资金和人力这两个生产要素的“网络化 + 数字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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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融市场:全球第一次大规模的“数字化+网络化”

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大规模的数字化叠加网络化——资金是天然的数字化的存在,而金融市场聚集“连接”了散落在每个人(经济学语言中的劳动力)手里的资金。

这种连接产生了超乎想象的结果。

资金被聚集后,大规模生产得以进行。工厂又聚集了人力,人力加上资金的巨大投入加速了技术进步,生产力产生质的飞跃,创造更多资本和资金——技术进步、人力、资金和增长之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正循环。几乎所有影响我们生活的技术创新,蒸汽机、火车、电力、铁路、汽车、电话、计算机……都是这个正循环下的产物。

实际上,在工业革命前的2000年中,全人类技术进步的增长只有3倍,而工业革命之后的200多年中,人类技术进步的增长超过10倍。

这个内生循环一直在持续进行中。20世纪60年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使资金的网络化程度加大,全球资本市场形成。资本市场又促进了人力和技术的全球流动和配置,进一步推动全球增长。

更简单地说,现代社会不断金融深化,实际上就是资金这个生产要素的网络化进程,而网络化的深度、广度则决定了增长的速度。

现在回头再思考,为什么金融被称为“显学”?为什么这百年来,金融行业持续独领风骚?为什么“金融立国”的美国一直处于世界主导地位——这些问题也就有了金融视角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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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人力的数字化和网络化

如果说资金的网络化,即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是过去几个世纪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那么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互联网潮,则可以理解成生产要素网络化和数字化的进程。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甚至商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一进程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和单维度的资金要素相比,人力要素是立体多维的。多一个维度,产生的交互会复杂百倍,所以人力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所产生的聚变效应,会比资金大得多。

如果我们将“人力”这个生产要素拆解成单维的活动,互联网行业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都能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来理解。

社交活动的网络化催生了腾讯、脸书,信息搜索行为的网络化催生了百度、谷歌,商业行为的网络化催生了阿里巴巴、亚马逊……仔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快速崛起的互联网巨头都是将人的某类活动“线上化、网络化”,实现“连接”,其巨大成功都来源于这些连接创造的网络协同效应。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是连接上的一个跃迁。更多细分的人类活动得以更高效、快速地实现连接。比如:现在年轻人爱用的Keep App(一款具有社交属性的健身应用)就是对健身行为的网络化,我们用的得到App,就是对阅读、教育、出版等活动的网络化……

一言以蔽之,过去30年互联网的发展就是人(即人力这个要素)的网络化进程,网络化连接产生的交互和多样性,是巨大的互联网商业价值的来源。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在将人力进行网络化的同时,还将人类具象的活动转化成了抽象的数字,比如说你在淘宝上的交易次数、偏好、信用等信息都被存储下来,形成数据——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数字化程度在网络化进程中被进一步提高,这也是“大数据”时代来临的根源所在。

一个毋庸置疑的方向是,人力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进程速度会越来越快,范围会越来越广,颗粒度会越来越细。顺着这个逻辑推演,我们可以得到关于未来两个有趣的推论。

第一,越是高频的、抽象的人类活动,进行网络化的商业价值越大。像“社交”这样高频的人类活动,产生的连接互动多,演化出新生态的可能性也更大。形态越不固化的人类活动,即抽象活动,有越强的延展性和想象空间。举个例子,吃饭就是比较固化的活动,而“娱乐” 的形态是可以自定义的,所以快手、抖音、小红书这些产品有更大的生长弹性和空间。

第二,对与人的活动密切相连的“物品”进行网络化的商业价值巨大。

之前30多年,互联网进行的都是纯粹的人的连接,而对人开展活动不可或缺的“身外之物”,如车、房,甚至服装配饰等,都没有进行在线网络化,没有形成连接。

下一步的网络化,会将这些“身外之物” 卷入。目前市面上“智能家居”“智能穿戴设备”“车联网”等产品和概念被炒得热火朝天的原因即在于此。

基于这些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和推衍一个更加基于科技进步的、更加“金融深化”的未来。

理论上资金内生于人的活动中,但人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给定早先社会的技术水平,对其数字化和网络化非常困难。直到现代金融工具出现,将资金和人力分离,使得资金要素外部化于人力要素,随即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完成了资金的网络化, 从而激发了全社会巨大的增长潜力, 加速了技术进步的突飞猛进。

包括数字、信息在内的技术创新让“人”的网络化成为现实,并越来越趋向于高频,这意味着“人”的行为也逐渐被数字化,为人的进一步“资产化”创造了条件。

就像我在《香帅金融学讲义》第十七章所说的,区块链、数字货币、数字资产……这些科技金融的创新,会将人类社会的数字化和金融化带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些改变,可能不再是产品和工具上的迭代式创新,而会是人类商业乃至社会形态上的裂变。因为传统金融行业是单维变量(资金)的网络化,而科技金融行业是多维变量(人力和资金)的网络化,后者所能形成的生态复杂度和演化可能性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这是一个已经来临的、数字化和金融深化的未来。未来会怎样?我们仍然在等待,观察,探索。

答案还没有出现。就像鲍勃·迪伦的歌中所唱的:“我的朋友,答案仍在风中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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