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夏天，我义无反顾地选择参军入伍。那是一个改变我一生的决定，不仅让我走出了贫瘠的黄土地，更让我在军营中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赵建军，我出生在河南省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时候，我们村里的房子大多是土坯墙，茅草顶。我家更是村里最穷的几户之一，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土屋就是我们全家的安身之所。记得小时候，每到下雨天，我和弟弟妹妹就得拿着盆盆罐罐到处接漏水。

我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整天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刨食。娘虽然身体不好，却总是操持着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我从小就立志要改变家里的境况，让爹娘过上好日子。

1970年那年，我刚满18岁。那时候，参军入伍可是村里年轻人的头等大事。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我正在地里帮爹割麦子，村支书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建军啊，好消息！你被选上参军了！」

我听了，心里又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终于有机会离开这穷山沟，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忐忑的是要离开日夜操劳的爹娘，还有青梅竹马的李春花。

春花是村里小学的老师，我俩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深。听说我要去当兵，她红着眼圈，给我缝了个香囊，上面绣着「平安」两个字。我紧紧攥着她的手，许下誓言：「等我回来，一定娶你！」

就这样，我背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参军的路。那时候哪知道，这一走就是十五年，人生就此改变。

1970年8月的一大早，我坐上了去军营的大卡车。颠簸的路上，我望着渐渐远去的村庄，心里五味杂陈。卡车上挤满了和我一样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有人在兴奋地谈论着对军营生活的想象，有人在默默抹着眼泪。我抚摸着胸前春花给的香囊，暗自发誓一定要在部队里好好干，给家里和春花争光。

到了军营，我才知道当兵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威风。新兵训练可真是苦啊！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跑步、俯卧撑、站军姿，一天下来浑身酸痛得连饭都吃不下。有好几次我都想打退堂鼓，可一想到家里人的期盼，还有春花含泪的目光，我就咬牙坚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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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五公里武装越野，我的脚崴了，疼得走不动道。就在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过来扶住了我。「兄弟，别怕，我背你！」那是我的班长王铁柱，一个东北大个子。就这样，他背着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比赛。从那以后，我和铁柱就成了生死之交。

慢慢地，我适应了军营生活，也爱上了这种纪律严明、团结互助的氛围。我的表现也越来越好，多次在训练中获得优异成绩。1973年，我们连队执行了一次抗洪抢险任务。我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一家三口。这次行动让我立了大功，获得了三等功奖章。

当连长张大山给我佩戴奖章的时候，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爹娘和春花，心里既自豪又愧疚。自豪的是我终于为家乡争了光，愧疚的是这么久没能回家看看他们。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转眼间我的第一个服役期就要到了。1978年春节前，我收到了春花的来信。信中说她希望我能退伍回乡，一起把小日子过起来。看着信纸上她熟悉的字迹，我心里不是滋味。

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在操场上来回踱步。一边是深爱的春花和家乡，一边是我已经深深热爱的军营生活。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之中。

就在这时，王铁柱找到了我。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建军，遵从你的内心。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他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我意识到，我已经离不开这个让我成长、让我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了。

于是，我写信告诉春花，我决定继续留在部队。坦白说，我心里也没底，不知道她会不会理解我的选择。但我知道，这是我必须要走的路。

1980年，部队开始大规模技术改造。我和王铁柱一起被选拔去学习新型装备操作。说实话，刚开始真是难啊！我们这些农村娃，连收音机都没怎么摆弄过，现在要学这些新鲜玩意儿。

我和铁柱经常熬夜到深夜，就为了多记住一点东西。功夫不负有心人，慢慢地，我们掌握了这些新技术，还成了技术骨干。我们帮着张连长组建了连队的第一个现代化作战小组，真是把老连长乐得合不拢嘴。

1982年春节，我终于有机会回乡探亲。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春花对我似乎有了隔阂。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年有人在村里乱嚼舌根，说我在部队有了新欢，早把春花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