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两千多个县里，不过是一个名字平平，没有任何影响的小县。

谁又能想到，就是这个县，在公元1958年，曾经有过一段非同一般的历史。

这年2月，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冒着严寒，风尘仆仆地来到保定，听取河北省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汇报。

在他听完徐水县第一书记张国忠的汇报后，马上给予肯定，加以赞扬。

几天后，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陈正人便奉命赶到徐水，帮助徐水总结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

3月上旬，毛主席赴成都、召集中央及各地要员就如何发动大跃进的问题开会，陈正人不失时机地将这份材料带到了会上。

3月14日，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送到了中央领导的桌上。

巧就巧在3月13日，即“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的情况”上报的前一天，谭震林也上交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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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份报告恰成一个姊妹篇，一个从宏观上着眼，一个从微观上入手，既有指导性，又有可操作性。

3月21日，毛主席看过两份报告后，用他那酣畅娴熟的草书写下了一段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就这样默默无闻的徐水被推上了大跃进的风口浪尖。

4月17日，根据毛主席的批示，《人民日报》隆重推出《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

应该说，徐水经验之不同反响处，不在于报上介绍的这几条概念化的经验，而在于文章内容中蕴含着另外四点经验，即：

第一，敢说大话。如“前人不敢想的事，我们现在做到了！”“思想不冻地不冻”，“心硬地就软；心软地就硬”，等等。

第二，开创了大兵团作战的先河。

徐水县是一个仅有31万人口的小县，除去老弱病残妇幼和脱产人员，实际能投入的人力不足10万。

但在兴修水利中却组成了一支平时10万人，多时13万的劳动大军，这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很快就转变为“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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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推行强迫命令之风。我们的基层干部大多文化水平较低，缺乏理论训练，考虑问题和工作方法都比较简单。

自从徐水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后，辩论会就成为批斗会的代名词，只要你有不同意见，就辩论辩论，搞上几顶大帽子，不怕你不屈从。

第四，为共产风推波助澜。如“为了解决水利物资问题，经过发动群众，在很短的时间内筹集665万元。有的群众自愿把分红和准备盖房的钱投了资。有的自愿把多年未露面的宝藏也拿出来搞投资”.。

将这一切都说成是“自愿”的，当然不是事实，刚刚过上一点好日子的中国农民，并不想将自己的财产“共”出来。但是，要想不被“辩论”、只有老老实实地承认这种违心的“自愿”。

这些经验就象鲜酵母一样在大跃进运动中不断地发酵膨胀。徐水的“生产方式大革命”和“生活方式大革命”

入夏之后，各地开始争相发射高产卫星，从报道上看，徐水并没有参加这个行列，而是吹了一个更大的牛。

7月1日，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召开了全县紧急电话会议，决定全县人民在五年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