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专栏|叶涛:关于泰山石敢当研究的几个问题|叶涛|拓片|民俗|泰山石敢当|石亚达

开栏语

20世纪80年代民俗学科重建以来，在一代代民俗学人努力之下，民俗学获得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无论是民俗学研究深度还是广度都有显著提升与拓展，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的开展，民俗学人同时成为民俗学研究与非遗保护传承的学术骨干力量。为了彰显民俗学人的贡献，传承学术精神，我们特别开辟“学人专栏”逐期刊载民俗学人的精品力作，以飨读者，并致敬各位仍然耕耘在民俗学与非遗研究园地的前辈与同仁。

作者介绍

叶涛：1963年生，法学（民俗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民俗学会会长。研究领域为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理论、中国民间信仰、泰山历史与文化。撰写有《民俗学导论》《中国民俗》《中国京剧习俗》《泰山香社研究》《泰山石敢当》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近百篇。

关于泰山石敢当

研究的几个问题

摘要：泰山石敢当习俗于２００６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泰山石敢当习俗相关的历史演变、海内外传播、文化内涵、非遗保护等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将有助于泰山石敢当习俗的调查与研究。

关键词：石敢当；泰山石敢当；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信仰

“泰山石敢当习俗”于２００６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十余年来，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民俗文化现象，在泰山石敢当的田野调查、文献整理、产业开发等方面都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较大关注，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地区以及海外现存石敢当的调查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①

但是，这其中也存在着违背学术研究规律、盲目扩大泰山石敢当的文化内涵、缺少学术指导的低级开发利用等诸多问题。本文拟就近些年泰山石敢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谈谈个人的观点，以期对今后泰山石敢当的调查与研究有所助益。

一、正本清源：从石敢当

到泰山石敢当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保护的是“泰山石敢当习俗”。但是，作为一种历史悠久、传播广泛的民俗文化现象，该项目有其自身历史演变规律，即：从“石敢当”发展为“泰山石敢当”。

在拙著《泰山石敢当》中，对从石敢当到泰山石敢当的历史演变过程曾做过较为系统的梳理。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石敢当”三个字的组合出现在西汉史游编撰的《急就篇》中：“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急就篇》是当时的蒙书，“石敢当”三字位于该书介绍姓氏的部分。文献记载最早的石敢当的实物，是宋代出土的唐代的石敢当。宋人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明代黄仲昭的《八闽通志》、以及后来的《蒲田县志》等，都记述了宋代庆历年间福建省蒲田县出土唐代大历五年“石敢当”石铭一事：“庆历四年，秘书丞张纬出宰蒲田，再新县中堂，其基太高，不与他室等，治之使平，得一石铭长五尺，阔亦如之。验之无刊镂痕，乃墨迹焉。其文曰：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四月十日县令郑押字记。并有石符二枚具存。”

现存最早的石敢当的实物出现在南宋时期。在福建省福州市於山顶的碑廊中，保存有一块南宋绍兴年间（公元１１３１－１１６２年）的石敢当碑，原碑碑文形制及内容如下图（图１、图２）：

图1 福建省福州市於山顶碑廊

现存石敢当碑刻（房庆安拍摄）

图 2 福建省福州市於山顶碑廊

现存石敢当碑刻形制

赵川等在《西南地区发现的石敢当遗存及

其相关问题研究》一文中，对上述这块碑上出现“石敢当”三字的年代提出质疑，认为碑首“石敢当”三字与碑文内容无关，属于后来补刻上去的①。由于作者没有见到原碑刻，所下结论言之无据，所谓后期补刻的说法是不能够成立的：其一，从现存碑刻文字内容及其雕刻痕迹来看，碑首“石敢当”三字与碑文属于同一时期、同一工匠所刻；其二，碑文内容是修路纪功，该碑原来树立的地点应该是在路边或者路口，碑首刻制“石敢当”与路冲避煞的意义完全吻合。因此，碑首刻写“石敢当”与碑文“修路纪功”的意义也是相合的。

关于“泰山石敢当”出现的年代，笔者在拙著中引用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两组宋金时期的拓片：“金如意院尼道一首座幢记”拓片２张（图３、图４）、“金泰山石敢当蒙古文”拓片８张（图５、图６），并据此指出“泰山石敢当”最早出现在宋金时期，与福州於山顶碑廊所存“石敢当”碑几乎是同一时期②。对于这两组拓片是否能够证明“泰山石敢当”最早出现在宋金时代，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①质疑者认为：这两块碑刻拓片上的“泰山石敢当”的文字，均是在原有碑刻文字之上翻刻而成，其翻刻的年代应该晚于碑文所提及的金代。并认为泰山石敢当出现的年代“不大可能早到宋元时期，或不早于明代”②。

图 3 “金如意院尼道一首图 4 “金如意院尼道一首座幢记 ”拓片之一座幢记 ”拓片之二

图5“金泰山石敢当蒙古文” 图6“金泰山石敢当蒙古文”

拓片之一拓片之二

由于这两块刻有年号的碑刻现在仅存拓片，笔者也曾请教从事石刻和拓片研究的学者，请他们帮助辨识拓片上的文字刻制是否能够分辨出先后顺序，遗憾的是，这些学者也很难从拓片照片上对于刻制时间的先后予以辨析。２０１５年３月，本人与周郢先生等一行，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臧振华院士的陪同下，再次拜访傅斯年图书馆，并且有幸被允许调出上述两组拓片，大家一起仔细辨识，希望能够从拓片原件上看出蛛丝马迹，遗憾的是，通过仔细审读拓片，大家一致认为，无法分辨出“ 泰山石敢当 ”五个字与其他碑文是否是不同时期刻制的。

关于这两组拓片中所出现的年代，“金如意院尼道一首座幢记”拓片中只有“大金”二字，无具体年号；另一组“金泰山石敢当蒙古文”拓片中出现了“皇统六年”———金熙宗完颜亶的年号，即公元１１４６年。“金如意院尼道一首座幢记”拓片中提到的地点为“燕京易州涞水县”，涞水县今属河北保定管辖，隋代开皇十八年（５９８年）始称涞水县，北宋时期属燕山府路遂武郡，宣和七年（１１２５年），归金朝。笔者之所以关注拓片中提及的地理区域，是因为现存最早的“泰山石敢当”五字碑正是出现在北方地区，出现在泰山周边。这是基于周郢先生的最新发现：在现今山东省肥城县与济南市长清区交界的孝里镇的村庄中，泰安市泰山石敢当博物馆征集到一块刻有“（大）元延祐五年岁次戊午吉日”的“泰山石敢当”五字碑，延祐五年为公元１３１８年，这是至今所发现并存世的最早的刻有“泰山石敢当”五字的碑刻实物。③元代延祐五年泰山石敢当碑的发现，说明“泰山石敢当”五字碑的出现是在北方地区、进一步也可以推断就是在泰山周边地区，这块碑所提供的时间线索就是在元代。延祐五年晚于皇统六年１７０余年，我们当然无法据此推断皇统六年碑刻的上时间一定就是“泰山石敢当”五字刻制的时间，也无法据此推翻质疑者的翻刻说。但是，比周郢先生发现的延祐五年更早的时期出现“泰山石敢当”五字碑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据此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最迟在元代延祐年间，刻有“泰山石敢当”的五字碑已经在泰山周边地区出现了。

二、声名远扬：石敢当的

传播路径及其海外影响

对于石敢当的传播路径的研究过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至今也没有论文对此进行系统探讨。在拙著《泰山石敢当》中，曾经指出石敢当传播的两个中心区域———福建和山东，但限于当时所收集资料的不足，也未能较为清晰地描绘出石敢当（泰山石敢当）的传播路径。①

随着我国各地石敢当资料的大量涌现，特别是传播到海外的石敢当相关资料的被发掘、被呈现，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可以尝试着对于石敢当的传播路径及其海外影响做一个粗线条的描述。

首先，由于最早的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的石敢当都出现在福建地区。因此，福建自然是最早、最有影响力的传播中心。发源于唐宋时期的福建地区的石敢当信仰习俗，逐渐传播到福建周边地区，并且进一步传播到南方及其华东等我国大陆的其他地区。在受到福建石敢当影响的地区中，石敢当的文化形态是以三个字的“石敢当”为主，配以石狮、或者石狮衔剑等形态。

其次，当石敢当与泰山相遇，并且出现了“泰山石敢当”五字碑之后，泰山所在的山东地区便成为石敢当传播的另一个中心区域。受到山东这个中心影响的，首先是华东地区、华北地区，此后则是东北地区这个区域的显著特点是以五个字的“泰山石敢当”为主要文化形态。

再次，石敢当的海外传播是以福建、广东民众为主进行的。随着上述区域的民众移民海外，如移民琉球、移民台湾地区、移民环南海地区等，在原居住地所流行的石敢当信仰习俗也一并跟随着移民而落户所在的国家和地区，成为这些海外移民聚居地的特色文化标志。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在琉球王国时期，随着“ 闽人三十六姓”于明朝洪武年间被明太祖朱元璋派遣至琉球，在福建流行的石敢当、石狮子等习俗也被带入琉球，并且融入到琉球文化之中。至今在琉球群岛上还大量存在着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据说有一万多处。图 7 就是现今树立在冲绳久米岛的泰山石敢当，上面刻有“ 雍正十一年”（公元 1733 年）的年号（图 7 、图 8)。

图 7 冲绳久米岛具志川村泰山石敢当

图８久米岛具志川村泰山石敢当的说明牌（局部）

自清代康熙年间，台湾被纳入清朝统治的版图，至今台湾各地还广泛存在着的石敢当（泰山石敢当，也是伴随着福建移民的大量涌入而被带入的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的产物（图 9)。

图９台湾云林古坑乡水碓村大清石敢当

环南海地区的许多国家，是我国福建、广东等地民众移民、并形成聚居地的主要区域，这就是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的“下南洋”的移民文化现象。这些地区的民众移居异国后，往往形成华人聚居区，许多在原乡的文化便在异国他乡生根结果，成为华人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大量的神灵崇拜与庙宇祭祀等，石敢当在环南海地区的大量存在就是移民的结果。其中，越南的石敢当文化颇具特色，越南的石敢当已经不只是为华人所独有，而且已经融入到越南文化之中，被越南民众所接受。①

综上所述，石敢当的传播路径可分为中国大陆和海外两个部分。中国大陆的传播是从两个中心区域———福建和山东———传播至各地。海外部分的传播则是以福建、广东为主，又可以分为两个路径：自福建、广东传播至环南海各个国家和地区，如越南、缅甸、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另一个路径是从福建出发，经过琉球传播至日本。笔者曾经认为，日本的石敢当是从福建出发，经过台湾、琉球，再传播至日本，史实证明这是错误的，石敢当习俗自福建出发经过琉球再传播至日本的时间，早于石敢当传播到台湾的时间。从史料和现存史迹来看，石敢当信仰习俗自福建传入琉球的时间应该是在明代中期，最晚不迟于明末清初，经过琉球传入日本的时间不会晚于清初。而石敢当自福建传入台湾的时间最早是在清初，更有可能是在清代中叶。

三、指鹿为马：

泛石敢当化及其他

近年来，随着石敢当（泰山石敢当）影响的逐步扩大，在文物收藏界和研究领域中都出现了一种“泛石敢当化”的倾向，就是把一些虽为辟邪物、但并不是石敢当的习俗或实物，生硬地归属于石敢当门下，出现了指鹿为马、泥沙俱下的混乱局面。

石敢当（泰山石敢当）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长河中一个极其细小的支流，是中国辟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中国人灵石崇拜、风水意识等思想观念的具体体现，也是人类万物有灵观在中国文化中的反映。

在中国文化中，与石敢当文化意涵相同的文化现象非常普遍，如太公在此、南无阿弥陀佛、照妖镜、石狮子、风鸡、道教和民间信仰中的各类符咒、以及我国少数民族中广泛存在的灵石崇拜等等。在具体的民间信仰场域中，这些以辟邪禳灾、镇宅祈福为意涵的同类的信仰文化形态，或者以独立的形态出现，或者以复合形态存在，所追求的无非是神力的加强和功能的多样性。泰山石敢当的各种形态首先表现出的是民间信仰的神性相加原理。“乡土社会的现实主义支配着民间信仰中镇物的相互组合关系，石敢当是许多镇物中的一种。相同或相似意义的镇物的相加，可使它们所分别代表的神性或法力得到增加，这便是神性相加原理。虎、狮、太极、八卦、泰山、照壁、武器、北斗七星、镜子、符咒等等，所有这些象征神力的符号，都可以与石敢当发生各种相加组合的关系，从而使石敢当神力增加。”②

虽然基于民间信仰的神性相加的原理，多种复合形态的石敢当广泛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图１０），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用石敢当代称或取代其他同类信仰文化形式，特别是不能简单地将其他相同意涵的文化形态归类于石敢当，这种简单的归类在石敢当的文物收藏现象中普遍存在。如将图１０命名为“泰山石敢当”红纸符，主要是基于对泰山石敢当为中心的研究，实际上，泰山石敢当只是该符诸多信仰内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八卦、青龙，白虎、土地财神、太岁、元始天尊等内容在这个辟邪符中与泰山石敢当同等重要，我们完全也可以将其命名为八卦红纸符等。

图１０“泰山石敢当”红纸符

（佐野贤治拍摄于云南昆明）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石敢当（泰山石敢当）信仰习俗的核心内容是镇宅、辟邪，其基本形态是有文字的（“石敢当”“泰山石敢当”“泰山”等）碑石状辟邪物。将碑石状的石敢当复合入符咒等其他辟邪形式中，属于石敢当信仰习俗的扩展功能，已经不是独立形态的石敢当了。

史料记述中，将石敢当讹传为石将军，进而出现了将军等人物形象的石敢当；在民间口头文学中，将石敢当讲述为驱妖辟邪的英雄人物，进而演绎出故事情节；影视戏剧创作中，更为石敢当编撰出惊天动地、光怪陆离的神奇情节，这已经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与石敢当作为信仰习俗的本意已经无关了。石将军、石大夫、人物类等石敢当的出现，使石敢当文化意涵发生转化或变异，其流行区域一般具有地域性，或者具有时代性。特别是石将军，个别收藏者将我国历史上广泛存在的把门石将军都归类为石敢当，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笔者所说的“ 泛石敢当化 ” 的典型代表。

四、有所不为：作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泰山石敢当

泰山石敢当习俗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说明这一流传千百年的信仰文化事象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得到了政府的认可，这是可喜可贺的文化事件。

泰山石敢当习俗能够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申报和评审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2005 年，国家文化部下文要求各省市上报非遗项目，准备评审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当时，还没有后来的四级名录制度，各省市文化主管部门对非遗的重视程度也与今天无法相比。泰安市相关部门在得到上报非遗项目的消息后，非常重视，立刻组织了“ 泰山石敢当信仰和传说 ”和“ 泰山东岳庙会 ”两个申报小组，笔者与泰山管委的吕继祥等参与了“ 泰山石敢当信仰和传说 ” 项目文本的撰写等工作。这两个项目经过山东省文化主管部门上报后，进入了文化部组织的评审程序。

评审结束后才得知，“泰山石敢当信仰和传说”项目的评审过程有惊无险。出于推进非遗工作的考虑，在评审中，凡是涉及封建迷信等内容的项目先予搁置，“泰山东岳庙会”因此被排除出局。“泰山石敢当信仰和传说”一项，因有“信仰”一词，也被提出讨论。当时，负责民俗类评审的召集人宋兆麟先生和作为领导小组成员的刘魁立先生对该项目予以解释，二位先生认为：泰山石敢当是历史悠久、影响广泛、十分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入选名录，同时还建议可将项目名称更改为“泰山石敢当习俗”。如此，２００６年最后公布的便是按照二位先生的意见更改的项目名称———泰山石敢当习俗。

只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评审，才会出现申报名称与最后公布的名称不一致的情况，这是因为，首批名录是各省市直接将项目向文化部申报，没有经过各省市的评审和命名，当时还没有建立自第二批名录才开始的四级名录逐级申报制度。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泰山石敢当习俗，对于其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必须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要求，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作为泰山石敢当习俗这一保护项目，在保护和发展方面必

须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所谓“有所为”，就是说只做应该做的事情。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特别指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①作为非遗的泰山石敢当习俗，都有哪些是符合“ 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的要求呢？有以下三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其一，石敢当信仰习俗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方式，其中包含有人类应该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意义。在大自然的面前，石敢当信仰习俗所发挥的主要是防御性功能，而不是积极的进攻、破坏性的作用。其二，基于前面的防御性功能，石敢当信仰习俗所要求人类的是适应环境，适应大自然的恩赐，而不是破坏环境、改造自然。其三，在上述两点的基础上，石敢当信仰习俗所包含的勇于担当、敢于承担的“ 敢当精神”，已经成为社会正能量的最重要的文化价值。

在我国非遗保护工作中，特别强调“政府主导”的原则，政府主管部门是非遗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在“泰山石敢当习俗”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保护中，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应该做哪些该做的事情呢？笔者认为，政府在泰山石敢当的保护中，主要应该做的就是：弱化因风水、迷信等因素给该项目带来的消极方面，宣扬它因“敢当精神”而成为社会正能量的文化内涵，大力弘扬其中所包含的敬畏自然、适应环境、保护人类家园的文化价值。

所谓“ 有所不为”，也是针对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而言的。在我国当前的非遗保护中，在加大文化产业资金投入的大背景下，生产性保护、非遗作为文化资源被开发利用等似乎已经成为非遗保护的主流。以泰山石敢当这一项目而言，笔者认为，政府恰恰要做到有所不为——— 绝不为石敢当的产品开发、市场运作去买单，把精力用到前面所说的文化宣传、政策把关等方面上，把商业性的开发、创意产品的设计、市场的培育等交给企业去做、交给市场去检验。

并不是所有的非遗项目都适用生产性保护的原则，大多数非遗是无法进行生产的，更无法进入市场流通的，或者说根本就不是商品。但是，这些非遗———特别是含有信仰成分的项目———恰恰是人类千百年来能够得以生存、得以发展、得以繁衍至今的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无条件的保护它、认真去传承它才是非遗保护的本意所在，泰山石敢当习俗正是属于这类非遗的范畴。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泰山石敢当习俗的保护和传承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也才能够使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合理有序地传承与发展。

公众号总指导：萧放

内容顾问：朱霞鞠熙

指导教师：贺少雅

公众号主编：叶玮琪

【学人专栏】栏目责编：所揽月、王培育

图文编辑：郭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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