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珠江口隆隆的炮声，让支撑了中华文明几千年光荣的儒家学说，瞬间崩溃，也同时让全体的中国知识精英们，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甚至引发了一场全面的自我否定。
鸦片战争结束以后，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儒家学说的是洪秀全，虽然他也是一个饱读四书五经的秀才，但是他创建的太平军，无论走到哪里，必然会做的事情，就是烧四书，砸孔庙，毁寺观。
洪秀全在1843年，看见了传教士梁发写的基督教小册子《劝世良言》，就觉得这玩意儿似乎比“子曰”更灵，1847年，他又向浸信会传教士，美国人艾萨克·罗伯特，系统地学习了基督教理论，然后就企图用这玩意儿来彻底地改造中国。
然后他就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声援之下，开展了一场空前残酷的宗教战争，想把整个中华文明连根拔起。
接下来伊斯兰教也不甘寂寞，它们也打算趁你病，要你命，在整个中国的西北和西南，杀得腥风血雨，妄图分裂中国。
面对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夹击，中华文明一度被逼到了墙角，但是在以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为代表的，这些儒家知识精英坚守下，儒家文明这条千年的航船，终于熬过了这场狂风暴雨。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接下来对儒家文明最致命的一击，来自于“五四运动”。
在各种西方思想的蛊惑之下，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们，把清末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全都归罪于儒家思想。
他们接受了西方人的观点，中华文明是一个落后的文明，中国要想强大，就必须全面的自我否定，然后要么学美国，要么学苏联，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那么他们这个想法正确吗？
错得离谱，正是他们这些错误的想法，差点让中国亡国，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前面我们讲了，朱熹的理学是为了农业文明而设计的，假如欧洲没有爆发工业革命的话，那理学就是人类文明的顶点，但是当人类社会已经开始急速奔向资本主义的时候，理学就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所以理学必须死，但理学和儒家思想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因为儒家思想相当于一个操作系统，理学只是上面的一个app，理学这个应用软件不灵了，不代表着儒家这套操作系统也不行了。
而事实上，整个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正是由于他们这种认知上的失误，反而导致了中国多走了近百年的弯路，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证明了儒家学说，只要找对了方向，是可以快速地转换成现代模式的，而且是所有的路径中，最高效的一种。
“等等！”说到这里，有读者可能要质疑我了，“儒家学说是中华文明的底色，和日本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当然有！
今天的日本，就是当年儒家文明照在东亚的影子。
因为从唐代开始，儒家学说就已经变成了，在整个中国可交往的世界中，通行的普世价值。
无论是建立隋唐的鲜卑人，建立后唐的西突厥人，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建立金朝和清朝的女真人，又或者是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人，中南半岛上的越南人，还有日本列岛上的东瀛人，都是儒家学说的信奉者。
子曰：“礼失而求之野。”所以正确地研究日本，反过来更能照亮我们自己。
而且如果要说这些信奉了儒家思想的各个民族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日本信奉的是唐初的儒学，后来遵循的是王阳明的心学，自始至终都没有彻底接受过理学，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前面我们讲了，朱熹发明的理学，是为了解决农耕文明的两个最大的生存难题：
1，防止游牧民族的侵扰。
2，尽量推迟马尔萨斯效应的发生。
这是整个东亚大陆上，农耕文明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但是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却恰恰没有第一个问题，又用独特的手法解决了第二个问题，这是它没有接受理学的根本原因。
日本作为海上孤岛，在工业革命之前，是没有外来侵略的压力的，因此它没有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需求，所以它的国家制度的安排，是按照周礼的方式，搞的是封建制。
也就是有一个和周天子一样，有名无实的日本天皇，外加一大群大名，相当于中国春秋时代的诸侯们，所构成的一个类似于中国周代的社会。
日本在公元675年的飞鸟时代，由天武天皇颁布了肉食禁止令，以吃素为主，导致日本人体型矮小，让他们可以用极少的资源，就能够养活众多的人口。
在农业文明时代，如果没有外族入侵的压力，资源又能够维持生存的话，那分封制就是所有的制度中，最有竞争力的一种，而维护这种制度存在的最佳学说，自然就是推崇周礼的原教旨主义儒学。
所以日本所信奉的儒学思想体系，最接近儒学的根源，而除了日本之外，整个东亚大陆上，不论是中国、朝鲜，又或者是越南，都要承受着巨大的外来侵略的压力，又面临着周期性的马尔萨斯效应，所引发的农民起义的威胁。
为了能生存下去，东亚大陆上的儒家政权，就必须追求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所以他们所信仰的，必然是那些为了适应这个目的，不断被修正过的理学，自然离儒学的本源也就越来越远。
而朱熹发明的理学，就是为了这种农耕文明的终极需求，量身定制的，虽然功能强大到了极点，但也偏科严重，自然也就锁死了任何变化的空间。
因此当已经进化到了工业文明的西方人，靠着坚船利炮，一脚踹开东亚的大门的时候，而理学这种只有一把刷子的修正主义，就没有了任何腾挪的余地，自然也就一败涂地了。
但是日本是幸运的，他们信奉的是原教旨主义儒学，虽然把把刷子都不怎么样，但它毕竟有很多把刷子，充满了可塑性。
所以当美国人驾着黑船来袭，强迫日本开国，日本也需要从农业文明进化到工业文明的时候，日本反而没了那么多约束，有了直接把儒家思想和现代政治对接的可能。
整个日本的明治维新，从本质上来讲，是一场被我们的教科书彻底误读了的政治运动，它根本就不是什么“西化”的成功，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儒家思想的胜利，为什么呢？
因为明治维新的本质，就是以儒家思想为后盾，进行的一场全日本范围内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运动，这是日本能成功之“本”。
而在日本在实现了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西化”政策，其实大部分的措施，同时代的晚清政府也实施过，只是效果不明显而已，这些其实都是“末”。
分不清哪个是“本”，哪个是“末”，是此前所有政治和历史研究者的通病，这帮人不仅仅过去把中国带偏了，就是到了现在，依然还没有整明白，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
很简单，让我们再回顾一遍明治维新的历史，对比一下清政府在同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就能一清二楚。
日本的现代史，是在1853年的7月8日，美国海军将领马修佩里，率领四艘被涂成黑色的战舰，强闯横须贺，逼迫日本开国开始的。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消息，此时已经传到了日本，引发了日本举国震惊，而马修佩里的到来，特别是其中两艘来去如风的蒸汽船，让日本人知道，自己在这场冲突中，没有任何胜算。
这是日本自有历史以来，遇到的第二次重大外来危机，第一次是蒙古人远征日本，虽然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恐慌，但台风彻底摧毁了蒙古舰队，神佑了这个岛国。
由于没有实质性的外来威胁，所以日本从平安时代开始，一直到江户幕府时代，完全是在重复中国古老的周朝政治。
幕府将军在本质上，扮演的就是中国春秋时代，霸主们的角色，德川家康在政治上的地位，其实和晋文公、楚庄王这些人没什么两样，通过强大的军事实力，控制和干涉其他封建诸侯的行为，强迫他们听从自己的命令，并向自己纳贡，变成事实上的统治者。
日本政权的根基，还是以分封制为基础的，而这套体系要想稳定，就必须像当年的西周一样，用礼法来构建一整套等级制度，所以日本一直是孔子最好的学生。
这种最原始的儒学，在整个东亚地区，除了日本还在实施之外，早已被其他国家抛弃，但这恰恰给了日本机会，反而让日本有了更多的进化空间。
因此当美国人开着蒸汽船进入日本的时候，虽然同样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全面危机，挑起了日本内战，但导致的结果，却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
按照日本历史学者加藤祐三，在《黑船异变》里的说法，引发倒幕运动的，恰恰就是幕府自己，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想把锅甩给天皇。
面对美国人的威逼，此时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庆，年老多病，已是油尽灯枯，实际掌权的幕府二把手阿部正弘，生怕自己独自承担卖国贼的骂名，就一门心思地琢磨着，如何把这个锅甩给别人。
他最先想到的，是京都那个每天吃了就睡，睡醒了就吃，活得像猪一样的天皇。
他觉得天皇既然生活过得像个猪，那智商自然也应该是个猪，于是就想让天皇来背这个锅。
但天皇虽然过得像头猪，那只是因为实权都被幕府夺走，被迫过得像一个猪，但他的智商却不是一头猪。
所以阿部正弘想让天皇来下诏签这个协议，天皇可不傻，他说你不是平常那么牛逼吗？签什么签，那就把美国人打回去呗。
于是锅又被甩回给了幕府。
第二，幕府想把锅甩给所有的人。
阿部正弘一看，在自己眼里，智商跟猪一样的天皇居然不上当，那干脆就把锅甩给，平常乖得像孙子们一样的其他诸侯。
诸侯们平常装孙子，那是因为打不过幕府，可是他们心里却不想当孙子。
所以当阿部正弘作出了公开向天下征集意见，想让大家一起来背锅的时候，这些“孙子”们可逮着机会了，集体捣乱，人人都把胸口拍得通红，装出一副比幕府更有骨气的样子，搞得幕府灰头土脸，最后只有独自背锅，然后让自己名誉扫地。
第三，继承权危机引发的内乱。
美国军舰离开十天之后，幕府将军德川家庆就一命呜呼，保守派推荐的德川家福，和改革派支持的德川庆喜，为了争夺幕府将军的职位，立刻斗得你死我活。
最后虽然是倡导改革的德川庆喜上台，但这场内乱，却让那些怀有野心的诸侯们，有了放胆一搏的决心。
幕府这一番骚操作，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让他们失去了继续执政的合法性，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要知道不论是幕府将军也好，还是中国春秋时代的霸主们也好，他们的合法性都是来自一个儒家口号，就是“尊王攘夷”。
或者换一个中国人更容易理解的说法，那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而幕府试图甩锅天皇，结果却被天皇反甩锅的结果，彻底破坏了自己“尊王”的形象，换句话说，也就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他挟不住天子了。
而向所有的诸侯征集方案，最后又统一不了意见，证明了你不仅挟不住天子，更令不了诸侯了，那你还凭什么当霸主呢？
那既然你已经露出了衰相，我自然就要把你踹下去了。
所以倒幕运动的本质，就是一场权力之争，双方其实都是改革派，整个斗争的政治逻辑，还是在儒家政治思想的范畴之内的。
这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洪秀全是要断中国人的根，而日本的倒幕运动，只是想换帮人来掌舵。
所以中国的内战是你死我活，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打了十多年，死了上亿人。
而日本的倒幕战争，目的是改变幕府的僭主政治，打着让天皇重回权力中心，这个儒家的政治正确口号下的，一场武装政变而已。
明治维新接下来所有的举措，其实都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遇到强大的外敌时，所采取的经典套路。
明治维新搞的废藩置县，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重演。
而君主立宪在本质上，就是用现代的手法，再次重申“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只是把“君权神授”改成了“君权法授”。
开创议会，建立政党，最初的目的，是给废藩置县后的贵族和武士们，一个重新参政议政的机会，其实就是分封制的一个现代升级版。
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一下日本学者三谷太一郎，在《日本的“近代”是什么？》一书中的论述，我们就会发现，明治维新绝大多数的改革，都没费一枪一弹，阻力异常的小，这实在是让人惊讶。
而如果我们要深究其中的原因的话，就会发现日本的政治改革，虽然也经历了倒幕战争和西南战争，但是它的绝大多数改革方案，都严守了儒家的礼制，并没有动摇日本的根基。
而这正是日本和大清之间的区别。
明治维新在本质上，是对儒家政治进行了一场现代化升级，日本的知识精英并没有放弃传统，日本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让他们有时间来处理内部的问题。
而大清则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作为东亚的焦点，他受到了来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强烈冲击，这些动乱重创了大清的国本，让知识精英们，也陷入了严重的自我怀疑。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以天皇为纽带，组成了新的中央政府，彻底实现了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实现了军队统一，税收统一，政务统一，终于有能力调动全国的资源，去和其他国家一争高下。
大久保利通以此为基础，搞了“殖产兴业”政策，由国家出钱去购买西方的先进技术，交给私人去经营，让日本加速走向了工业化进程。
而大清在漫长的太平天国运动和穆斯林叛乱之后，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中央集权，关税被外国人掌握，厘金落入地方政府的小金库，军队也分成了几个派系，变成了私人武装，已经出现了后来军阀割据的苗头。
虽然大清也开展了洋务运动，但是各搞各的，互相掣肘，最后一事无成。
日本因为坚守了儒家文明这个根本，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打破了西方的人种和文化神话。
而大清则在对儒家思想的自我怀疑之中，越来越走上了歧途，1905年，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名提议放弃科举制度，事实上就宣布了大清王朝的死刑。
因为这就相当于放弃了清朝王室，儒家思想守护者的地位，而离开了这个护身符，满清政府立刻就变成了一群蛮族统治者，失去了政治上任何的合法性，五年之后，溥仪也就不出意料地退位了。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觉得奇怪了，好像几乎所有的中外学者都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西化的过程，怎么只有你认为这是一场儒家的复兴运动呢？
这里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自从鸦片战争开始，大清不断地被西方各路列强胖揍，又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把底裤都输给了日本，妥妥的一个积贫积弱，原始未开化的形象，这样的中国，即便曾经是日本的老师，但此时的日本还会再尊重它吗？
所以一部分日本人觉得，日本这么牛，显然不是和中国一样落后的亚洲人，至少也是可以加入欧洲的“优等”亚洲人，这就让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变成了日本政界的主流思想。
那既然要脱亚入欧，就要和落后的亚洲人划清界限，所以日本哪怕是行的儒家之实，也需要改头换面，把他们实际运用的一切儒家文明的政治理念，都要用西洋的思想来一次再包装，证明他们是已经跨入了文明世界的“西方人”。
还有一部分日本人，则认为这个被西方列强打得满地找牙的大清王朝，并不能代表那个曾经非常优秀的老师——中国。
因此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概念，他们不承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
1923年，日本帝国大学历史系教授矢野仁一，出版了《近代支那论》一书，就公开鼓吹这种观点。
他们的理由是，自从蒙元灭了南宋之后，中国文化就彻底走入了邪道，被游牧民族异化，不再是儒家的正根，而儒家文明的真正传承者，已经变成了日本。
如果按这派学说的逻辑继续推演，就很容易得出了日本才是中国，才是儒家文明的代表，而中国仅仅只是一块叫支那的异族殖民地的结论。
这种学术上的歪曲，最后竟演变成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建立伪满政权，以及所有投降卖国的汉奸们，所自我辩解的理论基础。
而这种说法对中国危害性如此之大，自然也受到了中方学者的激烈反对，1932年，后来的台湾国立大学校长，历史学家傅斯年，就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批判这种理论，得到了中国历史学家们的普遍支持。
因为一旦承认了这个崖山之后无中国，中华文明已经转移到日本的概念，就相当于承认了伪满政权和汪精卫投降的合法性，也就瓦解了全民抗日斗争的意志。
因此在那个时代，所有的爱国历史学家们，都要对这种学说进行大力的批判，所以中国的理论界也只承认，日本的快速崛起是向西方学习的成果，是“西化”，是“夷化”，坚决否定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儒家向现代化转型的一次成功。
再加上日本的“脱亚入欧”派，本来就是多数，而战后日本的主流历史学界，也不想和军国主义再有瓜葛，就干脆顺水推舟，只强调明治维新的“西化”成果，不再强调它本质上是一场儒家革命。
所以我们现在所有对日本成功的描述，其实都是将错就错。
那么既然日本的成功是一次儒家向现代化转型的成功，那最后为什么它又走上了邪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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