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老百姓|刑徒|商朝|朱粲|杨素|饥民

商纣王在史书里面算是一个十足的暴君，酒池肉林、炮烙之刑都是因他产生的成语。但真实的历史中，殷商的残忍远甚于此！在夏商周时代，国家最大的事情就是战争和祭祀，而在祭祀的祭品里面，一个必需品就是人。这种祭祀又分为人牺和人殉，人牺是死者的妻妾宠幸及其亲近的奴仆武士；人祭则大都是以战俘为主体的奴隶。

而这种祭祀是随时都要进行的，打仗、祭天这些要祭祀就不用说了，就算是修路、筑城等同样是要祭祀的，甚至出行也要祭祀。

下面这张图来自于石峁遗址，其中发现有14个头骨，此后又在城址夹道间、城墙通道上陆续发现数十具头骨，均为年轻女性，头骨存在钝器伤痕，很显然她们都是非正常死亡。

她们就是在筑城之时被用来祭祀的。

《墨子·节葬下》里面讲”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也就是说，天子的人殉多的要杀数百，即便少的时候也要杀数十。

上图这是商朝的一个祭祀坑出土的情况。

出土的情况和旁边的简笔画，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是两个人的遗骨。一个成年人，双臂紧紧地抱着一名幼童。

很显然，这两人是被用来祭祀了。

但很奇怪的是，成年人除了手臂骨头和头骨之外，躯干和以下的骨头全数被截成数段，被整齐地放在其身旁。

在死亡的最后时刻，大人紧紧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虽然这种保护是徒劳的，并不会改变任何结果，但他依然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孩子，即便身体和下肢被斩断成数截，仍不放手。颈椎、肋骨和一只手被砍掉，但他仍用残余的胳膊紧抱幼儿。

而大人所抱着的幼儿，他的小腿和小臂都已经被砍掉。

这同样是商朝的一个祭祀坑出土的情况，图中显示该祭祀坑的编号并不是很清晰，但我们能看到一个成年人骸骨。他双脚的小腿已经被砍掉，但求生的本能让他还是想要往上爬出这个坑，虽然这样做并不会给他带来生机。

由于没有了小腿，他只能用双手去用力，以至于双手插入了土中。但就在这样情况下，他被活埋了。

清凉寺史前墓地位山西省芮城县，是21世纪对于史前目的的一次集中考古发现。上面这张图片就来自于清凉寺M146。

墓内的几具遗骸用R1到R5标注了出来。

可以发现，除了R1以外，其余四具骨骼都呈现出不规则的弯曲状态，造成这种弯曲的原因只有一个：活埋。

去过殷墟博物馆的人对下图这个场景一定不会陌生，这是商王陵的出土情况。远处的鼎象征着王权，而鼎前面的头骨就是为商王殉葬的。

这种只需要头的祭祀方式称为“伐祭”，这个可以从”伐“的甲骨文中看出。

在甲骨文“伐”字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个人，他的颈部被兵器所伤，这是一个准备取人头的动作。

为什么后来会用伐来表示战争呢？比如有讨伐，征伐这些词语，这是因为在殷商时期，人殉的主要来源就是战争中俘虏。

在殷墟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无头墓葬，这些很多就是伐祭的结果。伐祭是商朝应用最多的人祭方式，卜辞中共用伐祭2384人，还有339条卜辞也用了这种方法，但并未写出具体人数。

殷商过了，可以看看秦朝。

秦国的一切都建立在军功制度之上。

秦昭王时，秦国发生了大饥荒，范睢找到秦昭王，说在我们五苑（皇家的园林，面积宽大）内有很多可以食用的蔬菜、枣、栗子等，请大王赶紧把这些发给饥民们。

秦昭王一听就火了：“我们秦国的法律是有功才赏赐，有罪就处罚。今天我把五食物发给这些没有功劳的人，这岂不是乱了我秦国的法度？“

于是秦昭王任由五苑内的蔬菜、果实等食物全数烂掉，也任由饥民们饿死。

秦朝末年，当陈胜吴广的数十万大军向咸阳而来之时，秦二世慌了，因为在咸阳附近已经没有秦军可以抵挡起义大军。而就在这时，章邯建议赦免在骊山修建秦始皇陵的刑徒，发给他们武器，让他们来抵挡起义军。这些刑徒不负所望，击退了陈胜吴广的大军。

那这些“刑徒”是什么人呢？为何有那么强大的力量，竟然可以击败数十万的起义军。他们既然有那么强大的力量，能够打败数十万的大军，为何又甘于成为秦国的工具，甘愿成为刑徒，而不反抗呢？

所谓“刑徒”，就是被剥夺一段时间自由的徒刑罪犯。我们现在有个词叫：有期徒刑，其实就是来自于秦朝。

秦朝有著名的四大工程：秦始皇陵、阿旁宫、秦直道、秦长城，这四大工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秦始皇陵和阿旁宫的刑徒就常年维持在70万人左右，而秦始皇陵修建的顶峰时期，修建刑徒多达80万人。四大工程所需要的刑徒远远超过百万，而秦国并非只有这四大工程，比如为了进攻南越，而修筑道路等等工程，需要的人力也不少。

秦国总人口根据现在的历史学家估计，大约在2000万人左右。这里就会有一个疑问，超过百万的刑徒，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5%，这么多刑徒是从哪里来的呢？

秦朝有一个“连坐”制度。具体来讲就是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家里面有两个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居，独立编户。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每一户只有一个劳动力。同时按军事组织的方式，把全国百姓按“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方式编制起来。这样的编制打破了血缘关系，拆散了家族，按照国家的命令强行划分，让百姓的家庭支离破碎，没有办法形成家族势力，彻底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百姓被编制起来之后不准迁居，他们之间要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有犯罪不揭发，十户家庭共同定罪。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战场上某一人被逃跑了，那么他所在小队的所有人都要被杀头。战场上如果己方被战死了一人，那么就要杀死一个敌人来抵扣，否则就要接受处罚。

这里又涉及到了一个告密制度。孔子讲：亲亲不相告，也就是亲人之间不能去告密。但秦法的要求是所有人之间，所有家庭之间，必须相互监督，相互告密，否则就以连坐来进行处罚。

这里的定罪是非常残酷的：

第一，如果发现有违法行为不告密的，所有人连坐腰斩。

第二，如果有人告密，则告密之人有赏，赏金等同于战场上斩杀一名敌军。

第三，如果敢把违法的人藏起来，如同战场上投降敌人一样处罚。

这种严苛的法律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国家直接控制了全国的劳动力，保证了赋税收入。而更重要的是，连坐和告密制度，让大量的人口被认定为为犯罪，也就让上百万的人成了刑徒。秦国几大工程的人力问题就解决了。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被发往去修建大型工程的刑徒，数量众多且都是成年劳动力，他们为何不集中力量进行反抗呢？

因为秦国用极其残忍的方式来压制刑徒。秦法的严苛中所众所周知，就拿死刑来讲，就有很多种：具五刑、族刑、定杀、阬、磔、枭首、弃市、戮、凿颠、抽肋、镬烹、囊扑、腰斩、车裂等等，这些死刑方式多得让人望而生畏。

这里面的凿颠是用工具凿开脑袋；抽肋是把活人肋骨抽掉；镬烹就把人放在锅里面煮，分为油炸和水煮两种形式；囊扑是把犯人装入袋子里面打死；腰斩将人拦腰斩断；车裂因为商鞅的死，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五马分尸。

而即便不是死刑，其他的刑罚也让人胆寒，比如有黥、劓、城旦舂、完城旦、鬼薪、白粲、隶臣、司寇几等。黥就是在面部刺文记；劓则是割掉鼻子；所谓城旦舂中的“城旦”是针对男犯人的刑罚，其意思是筑城；舂是针对女犯人的刑罚，其意思是舂米，这是一种无期徒刑，一辈子就为国家提供劳动力，直到死为止。后面的鬼薪、白粲、隶臣、司寇都是一些刑罚，就不在这里一一细讲了。

秦国将这些刑徒不同等级的刑罚，服役的城旦、鬼薪等，脖子上和腿上都戴着沉重的刑具，并穿戴红色的衣帽，故秦汉时常用赭衣来比喻刑徒。为了强制刑徒去从事艰苦的劳动，还要把他们编排在一起，并派人严加监督。

所以，即便这些刑徒人数众多，都是成年人，但却不敢进行任何的反抗。

秦国的法律已经将奴役二字深入到他们的脑海里面。那为何这些刑徒竟然可以击败数十万的起义军呢？原因很简单，他们长年累月在秦始皇陵上没日没夜的埋头苦干，说不定哪天就会死在这里，现在只要击败了起义军，就可以获得自由，这无疑是天降甘霖，让这些刑徒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从而击败了起义军。

今天，考古发现了很多刑徒墓地，西安北郊有7座秦代刑徒墓。位于秦都咸阳渭河南岸宫殿区遗址以东约2000米处，均为竖穴土坑墓，一般长2米、宽1米左右，7座墓共发掘出31具尸骨，这些尸骨大多为叠压，可以看出大都是随意扔进墓中的。清理中还发现，这31具尸骨中有的头部被击打过，有的身首异处，显系被杀戮后埋葬，有的俯身作挣扎状，个别的手、足、颈还戴着铁制刑具。

这些墓中人只能以死后的遗骸来诉说他们曾经遭遇的苦难！

在今天，出土了有很多汉魏时期的刑徒砖，这是东汉、三国时期一些刑徒的墓志铭，他们相比秦朝的刑徒多了一块砖，这些砖的最后大都有“死在此下”几个字，这是他们留给这个世界唯一的痕迹。

秦下面就是汉，东汉末年的三国。

董卓算是很残忍的一个军阀，有一次，运来了几百个俘虏，董卓让人把这些俘虏舌头挖出来，把手足斩断，又把眼睛挖出来，用一个大锅煮在一起。而这些被割了舌头挖了眼的俘虏，都还没有断气，他们被割下来的器官已经被煮好放在桌子上了。董卓拿起就吃，神态自若。周围的人，自然是惊得魂飞魄散。

中国史书记载的粮食涨价的最高记录就在东汉的兴平元年，由于战乱和饥荒，谷一斛卖到50万，豆麦一斛20万，上涨了数万倍之多。明末粮食上涨10倍，立即就引发了陕西的农民起义，上涨万倍是个什么样的场景，不敢想象。

饥荒发生的时候，汉献帝都没有食物吃，找到李傕要吃的，李傕给了他一些发臭的牛骨。皇帝如此，百姓有多苦，就可以想象了。汉过了就是晋和南北朝。不羡羊，和骨烂，饶把火，这些简单的词语后面是一个时代的痛楚。血泪成河之后，又是一个春天，大雁归来，竟然找不到一个完好的屋檐来筑巢，史书上写下了一句话：春燕归，巢于林木。到了隋朝，隋文帝也算是历史有名的仁慈之君。隋文帝命杨素建造仁寿宫，杨素把整个宫殿建造得极为奢华，并且为了赶工期，役使民夫，严刑逼迫，造成大量的民夫死亡。

杨素挖了大坑将尸体埋下，但还有上万尸体来不及处理，杨素直接命人用或焚烧，隋文帝看到这个场景时大为不悦，但当他进入新宫殿游玩之后，又连连夸奖杨素是忠臣。隋朝短命，接下来就是群雄相争。朱粲是隋朝末年的一个军阀，势力也不算小，有十来万人。朱粲打仗是不带军粮的，全靠抢掠为生。朱粲竟然以百姓为军粮，甚至还洋洋得意地说，只要有人，就不会缺粮。朱粲具体怎么操作的呢？他做了一个很大的铜钟，可以装二百石，就用这个铜钟当锅，煮人肉给军队吃。

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贼。

颜愍楚是《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之子。朱粲把颜家人全部充为军粮，吃个精光。李渊派去安抚招降朱粲的使者，同样被朱粲吃了。再就到元和宋了，一些记录依旧十分恐怖，直接上两段文献吧！

《南村辍耕录》：

“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

宋人庄绰在《鸡肋编》里写道：

自靖康丙午岁（公元 1126年），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谓之烧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

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后，一心向要反贪，他颁布了一部《大诰》，是他亲自编写的一部法律的案例集。其中他就讲了一个案例，一名叫潘富的小吏犯法之后逃走，沿途有200户人家知情，有的人家并曾提供食宿。朱元璋下令将这200户人全部抄家，170户全部诛杀。170户，按照一户五人来算，也有850人，仅仅因为没有举报一名犯人，就要杀这么多人，这不是反腐败，是滥杀无辜。

朱元璋还恢复了人殉制度，让46名宫女为他陪葬，这个制度直到英宗死的时才被废除。

明朝末年，那更是惨不忍睹。

陕西在明朝本就属于贫困之地，不仅如此，陕西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边患严重。明朝设立九边重镇来防御北方的威胁，而陕西一地就有三边：延绥、甘肃、宁夏，故而陕西总督又被称为三边总督。

边军沉重的粮饷压得陕西喘不过气来。

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共拖欠延绥镇粮饷150余万两，所欠各路军饷长达27个月。

如果只是这样，那也就罢了。

明朝还要在这个时候加税。

万历四十六年（1618）开始，分三次加辽饷520万两；

崇祯四年(1631)，加征剿饷，总数280万两；

崇祯十二年（1639），加练饷730万两。

民众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负担，就有人开始逃亡。但明朝有一个很变态的税收政策叫：赔粮，就是收税的总额是不变的，如果有人逃亡，他应当交的税，就由剩余所有农户承担。

这就导致了更多人的逃亡。

明朝官员马懋才在给崇祯的《备陈灾变疏》中说到了这个问题：

官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而赔一户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见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飘流异地，栖泊无依。恒产既亡，怀资易尽。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为盗者乎？

马懋才文中有一句：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至今读来，让人唏嘘感叹！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时候，灾荒也不断。原因很简单，人口都逃亡了，饭都吃不上，谁去兴修水利、灭蝗虫呢？

饥荒和灾害首先来的是粮食价格的暴涨，粮价甚至是平时的20倍，最后有钱也买不到米了。

崇祯十三年十月，粟价腾涌，日贵一日，斗米三钱。至次年春，十倍其值，绝粜罢市。 ”《陕西通志》

很多人因为没有饭吃而饿死，饿死的人太多，又引起了瘟疫，七八成的人都死去。人们不得不卖儿鬻女，甚至有人拿妻子换一顿饭。

崇祯十三、四年岁大疫，麦米每斗价二两四五钱，各乡镇无粮市人，民死十之七八。邑西关有人市年少妇人，价不及千钱。有饭一食易一妻，米一升易一婢者。《渭南县志》

灾荒之下，就连狼都没有吃的，饿疯了的狼直接到城镇食人。

六年癸酉、七年甲戌、八年，乙亥俱大旱，赤地千里，斗粟一两二钱，民饥死者十之九，人相食，父母子女夫妻相食。狼食人，三五成群，昼游城市，往往于稠众中攫人而食之。《靖边县志稿》

而悲剧还在不断发生，由于死去的人太多，很多尸首无人掩埋。

时人言：“狗见狗骨，必衔之于矿地埋之。盖物之恤其类也。然则，人有见人之骨而不为之瘗者，愧于狗矣。”

崇祯七年的时候，兴安州因为死人太多，郡守在城南门外挖坑掩埋，先挖一坑，很快就填满，又挖了一条大沟，很快又填满，就把这里叫万人KENG。

七年，大饥，尸遍野，郡守金公之纯，掘壁于南门外，掩埋兑尸，一曰而满，再掘一堑亦满，名曰万人KENG。其余散死者无算。八年、九年至十七年，连岁大饥，群盗满山，杀人如列草。《兴安州志》而一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很多都加入了流寇，或者打家劫舍，他们为了抢粮食，无恶不作。崇祯八年，流寇围攻扶风县四十余日，九月二十日城破，流寇进行了屠城，官民焚掠一空，流寇去后，全城空无一人。

当时，无论是起义军还是官军，没有谁在乎百姓的死活，贼寇以抢掠百姓为生，而官军甚至以百姓的首级冒领军功。

当是时，民不知兵，闻寇至，且聚观之。寇纵掠杀，乃始骇散。其后岁多凶，隣益多盗，民始议碧居。寇之渠魁以杀相尚。九年丙子，屠菩提镇又屠李家庄。共计死者万数。官兵 ……至，寇遁去。军人乃取民之首以为功……当是时，兵寇相争，民乃大残。《洛川志》

如此惨状之下，有多少人受灾，有多少人死亡呢？

嘉靖时期的《陕西通志》统计，山阳县的户数为4354，而到了康熙年间，《山阳县初志》载清初山阳县仅810余户，也就是说82%的人口消失了。

面对如此的惨状，当时的各地官员纷纷给崇祯帝上疏，请求赶紧拿钱出来赈灾。候恂当时也是其中之一，他的上疏情真意切。

无已，惟有哀恳皇上慨发内帑币并谕户、兵二部共凑十万余金，如崇祯四年遣官赈济之盛事。盖多一分即可救一人之性命，蚤一日即可苏一日之於亡。

候恂的上疏结果如何呢？崇祯帝并没有拿钱出来赈灾，崇祯不是没有钱，他把钱用在了招兵买马上面，想要以此来镇压起义

在今天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有一块出土的“感时伤悲记碑”，碑文记载了明崇祯十三年至十四年间（1640-1641），关中地区天降饥荒、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悲惨情形，有人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刻碑以告后人，碑文如下：

盖自累朝以来，饥荒年岁止见牛米三钱。倍增七钱者，余等痛此，遭逢尚谓稀有之事。岂料崇祯八、九年来蝗、旱交加，浸至十三、四年，天降大饥。商洛等处稍康。四外男妇奔走就食者、携者、负者、死于道路者不计其数。万状疾楚，细陈不尽。余等菜囊、糠食，幸得生全。出此大劫，回思苦状，可伤可畏，日夜难忘。以故纠众，同心立石谨志，后之者考古君子览焉。颂曰：嘱付一块石，记载千古愁。来世有见者，难道不泪流。

计开当年时值以稻米、粟米每斗二两三钱；小麦一斗二两一钱；大麦一斗一两四钱；荞麦一斗九钱；寇豆一斗一两八钱；麦子一斗五钱；谷糠一斗一钱；柿果一斗一钱五分；核枣一升一钱；盐一升银九分；清油一斤一钱六分；猪肉一斤一钱八分；红白萝蒲一斤一分；棉花一斤三钱二分；麻一斤一钱；梭布一尺五分。

清朝建立之后，有了被人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但可别信什么盛世。

随便举一例，康熙四十三年，山东发生严重的灾荒，人肉成为商品。山东淄博人，文学家蒲松龄恰好见证了这一场人间惨剧。

在书中，蒲松龄这样记载：卖肉者，凌晨时送到各市场，人肉的价格只是羊肉的十分之一。而甚至有商贩在卖人油，价格和乌麻的价格差不多。

货人肉者，凌晨驱驴，载送诸市肆，价十分羊之一，或炼人膏而溃之，以杖荷坛，击铜板市上，价市乌麻之槽磨者，得入眢井，犹大掌也。不死者，露秽眠道侧，将死亡羞，虽生亦忘情。

再说说光绪年间的丁卯奇荒，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千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由于这个时期已经有了报纸，《申报》等对灾荒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才让这场灾荒为更多人所知。

光绪初年（1876-1879年），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发生了一场特大旱灾饥荒，其中以 1877、1878 年尤甚，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故名为：丁戊奇荒。

此次特大灾荒，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受灾人数超过1亿，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

在这场大灾荒下，面对灾难，当时的国人，如何去面对，在灾荒中的表现又是怎么样的呢？今日，我们就来回首这场给中国造成深刻苦难的大灾荒。

灾荒是怎么来的呢？

气候干旱，无疑是天灾，这其实是不可控因素，但更应该重视的是人祸。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洋人的鸦片大量输入中国，而很多人开始自行种植鸦片。种植鸦片所带来的利润远远超过种植粮食，而官方所得到的税收也更多，故而鸦片的种植愈演愈烈，最终占据了大量土地，导致种粮土地大幅减少。

郭嵩焘曾这样说：

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功又复减省；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处蔓延。

曾国荃就曾指出:

此次晋省荒欠 , 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积蓄渐耗，几无半岁之粮, 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

而天气原因，也造成了不少影响。

仅仅拿陕西一省来说，光绪二年 (1876 ) 春夏，山西南部地区亢早，夏粮欠收。秋季虽种上了小麦，但光绪三年春季又遇大旱，麦苗返青，季节严重缺水。

灾情发展到年底，山西全省有八十二厅州县受灾，饥民已经超过五百万之多。

粮食大幅涨价，连土地都已经不值钱。

英国教士李提摩太回忆说：

七月初有人报道说，在沂源县，有一个拥有五百亩土地的地主，愿意卖掉地产换取粮食。然而买主的出价最高不超过每亩两元半，尽管他的土地价值在每亩五十至一百元之间，如此低的价格使他非常绝望，于是他在全家吃的饭里放上了砒霜，全家同归于尽，了却了他们的烦恼。

灾情发生之后，没粮食可以吃，人们开始是挖草根和吃树皮，然后就吃观音土，甚至演变为人吃人。

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或卖者，有夫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东华录》

人吃人愈演愈烈，以至于家里有人饿死，因为害怕去世的亲属被吃，都不敢大声哭泣，只能悄悄埋了。

《申报》当时刊登文章记录山东的惨状，饿死的不计其数，卖儿女成为常态，拆家卖房的现象处处可见：

于今查明益都、临朐两县东乡开列于左，最苦之庄其名张家台有二十家，饿死者二十人，卖出者十名，逃外者十名，拆屋一半。又庄名李家山有五十家，统计饿死卖出逃外者一百零二人。姜家楼有二四十家，饿死者四十七名。最轻之处饿死逃出者，各庄皆有。惟卖人口拆屋容或无之不轻不重之处，饿死者二三十不等，卖人丁、拆屋者十家或八家。按村庄之大小以上各处情形俱是实数，并非耳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