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世纪，古代东亚的国际舞台呈现出一幅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画卷。其中，日本列岛上的倭国与我国南朝之间的交往尤为引人注目。这一时期，在朝鲜半岛上，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之间的争斗不断升级；日本则处于一个相对独立但又面临周边压力的状态。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倭五王——赞、珍、济、兴、武，相继登上岛国的历史舞台，他们不仅在国内推行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更将目光投向了远方的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古代日本向中国南朝讨要封号的历史事件。
《晋书·安帝恭帝本纪》载，倭王赞于413年向东晋安帝朝贡。此后九十年间，倭国历经五世，共十二次派出使者向东晋及南朝朝贡。在交通极不便的5世纪，每隔不到八年便遣使朝贡，背后自有其深远的政治考量。
《宋书·蛮夷传》提及遣使前来的倭国领袖，依出现次序分别是赞、珍、济、兴、武，此即“倭五王”。那么“倭五王”对应的是日本史上哪几位天皇?据专家学者研究比对,“赞”对应的可能是应神天皇(第十五代)、仁德天皇(第十六代)或履中天皇(第十七代);“珍”有可能是仁德天皇或反正天皇(第十八代)。相较于“赞”和“珍”的不确定, “济”是允恭天皇(第十九代),“兴”是安康天皇(第二十代),“武”是雄略天皇(第二十一代)。
“倭五王”时代，中国正陷于南北分裂的局面。相较于北方长期征战，南方暂时维持相对稳定，故此倭五王选择南朝作为朝贡对象。
话说使臣不辞劳苦，冒着喂鲨鱼的危险，跨海而来找老大请示。到老大家里一看，老大家里几兄弟打成一锅粥，个个鼻青脸肿。作为小弟的倭王使臣也看懵了:老大不是一直自诩炎黄子孙，传承孔孟之道，讲文明讲礼貌。怎么遇到谁坐皇位的事，就把礼仪文明、兄弟仁爱、民主协商的美德都扔到九霄云外了？兄弟们互殴起来谁都不含糊，和倭国蛮夷、化外偏帮比也没多少差别。
“倭五王”为何不畏险阻，坚持要向偏安江南的南朝朝贡呢?
“倭五王”中，除却赞、兴两位，珍、济、武皆自称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以此身份遣使上贡。根本目的是希望东方的大哥能予认可，这才是他们不惜冒海上风险遣使朝贡的主因。
“使持节”即都督之意，等于地区性的军事首长，珍、济、武要的是支配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地区的军事支配权。可见古代东亚地区都唯中国马首是瞻，中国俨然是大哥大，日韩等小弟要上位执掌一方霸权，得有老大给的一纸任命书才具有合法性。有了老大出具的任命书，遇有违抗者才能“奉皇命以讨不臣”，在政治正确的大旗下师出有名。
倭王向南朝朝贡，想换得南朝皇帝承认他们在朝鲜半岛南部及倭国的军事统治权。可是在珍时代南朝已封百济王为国王，百济的统治权自然不可能交给倭王，珍最后只得到了“安东将军倭国王”的封号，此封号一直伴随到倭王兴。
倭王武时，高句丽南下，百济、新罗首当其冲，任那同受高句丽威胁，倭王武亟需得到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等国诸军事的称号，以便率领半岛南部兵力对抗高句丽，故于478年向南朝宋末代皇帝顺帝上表文，前段夸耀统一倭国过程的英勇，后段则诉面临高句丽压迫之窘境，为在朝鲜半岛行使军事权，冀盼南朝皇帝能承认其所求“大将军”爵号，方便以此爵号之威权对抗高句丽。
当老大的看小弟拜山头来了，自己家虽然打的乱七八糟，那也不能让蛮夷小弟看笑话，该摆的谱还得摆上。穿好皇冠龙袍，在歪歪斜斜的龙椅上端着架子正襟危坐，有模有样地接受偏邦使臣跪拜，听完使臣的工作总结和后期规划蓝图，虽然没太多心思管隔海相望的岛国那些事，可任命书还是要出具的。大哥毕竟是大哥，自己家里虽然打成了烂摊子，发型还是不能乱，中央之国的范也不能丢。
《宋书·蛮夷传》中记载，宋顺帝同意了倭王武的请求，授予他“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的称号。这一封号让倭王武成功地确立了在日本国内的政治地位，同时也确立了对朝鲜半岛部分地区的政治优势，为最终现实政治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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