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后，汉奸陶锡三宴请日军军官，女儿姨太太惨遭日本兵凌辱|南京沦陷|姨太太|日本侵略者|汉奸|特务机关|陶保晋|陶锡三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略军攻入南京，对放下武器的战俘及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进行惨绝人寰、持续40余日的血腥大屠杀与奸烧掳虐，使南京成为人间炼狱。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许多南京军民在经历震惊、恐惧之后，为了维护人格尊严和民族尊严，勇敢地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的抵抗。

然而，还有一群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等人物，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敏感时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被恐惧、欲望或利益所支配，甘愿沦为汉奸，成为历史唾弃的对象，历史也终究会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南京本地人陶锡三就是这样一个人物。陶锡三，字宝晋，时年62岁，当时正在南京的汤山开着一家颇为高档的“陶庐浴池”。陶锡三早年曾在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回国后参与清末的新政，当过江苏省咨议局的议员、兼业律师。他同时又热心宗教，投身慈善，1927年退出政界以后，一边经营商业，一边担任着“红卍字会南京分会”的会长。

世界红卍字会，又称道院。1916年，山东省滨州市人吴福永创立“道院”，提倡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五教合一。至清末民初之际，关内许多大城市几乎均有分会。因发起于济南，所以又称济南红卍字会为母院。解放后被作为会道门组织取缔。

1922年，陶锡三在南京发起成立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被推任为会长。成立的第二年，就赶上日本的关东大地震，所以“红卍字学会”做出的第一个大手笔是发动中国人给日本人捐款--后来真的给日本灾民送去了大量粮食和善款。1927年，日本关西大地震时，陶锡三再次率领红卍字会前往地震现场救助。或许是从那时起，“红卍字会”和陶锡三，就给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日军攻占南京城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这里真正行使地方行政管理的，就是由德国人拉贝担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因为劫后余生的南京居民们大都住在“安全区”中。

对于日军来说，占领之下的南京城有这么一块“安全区”，而且是由外国人来管理着，他们是极不舒服的。第一他们觉得安全区里还藏了大量中国军人，那是对他们的安全威胁，第二他们对安全区里洋人们不断地抗议和对外披露他们的暴行，非常恼火。

况且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南京变成一座死城，久久不能恢复生活秩序，这也让日本当局觉得颜面尴尬。而要恢复生活秩序，首先就要建立一个绝对服从自己的机构来替代国际委员会，可以说，日本人想建立起一个伪政权的想法，比谁都急切。

而当日本人迫切想要建立一个伪政权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像样的人。一方面，南京城中有点身份的人大都已逃走，而剩下的，因见到日军的行为实在残暴，无人愿意出来承担这种角色。最后日本人找到的，多是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和社会慈善团体的负责人。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平时上不了台面的人，感觉自己的“机会”来了，开始上下活动起来。在日本人进入南京前，汉奸的核心人物是在南京日本领事馆服务多年，具有典型汉奸特质的孙茂荣。但孙茂荣自己也知道没有资格来充当这猢狲王，就把自己掩藏在红卍字会里面，而把红卍字会会长陶锡三推了出来。

陶锡三在北伐以前，就是南京有头有脸的绅士，并且做过一任教育会长。齐燮元督军江苏的时候，陶锡三就跟他颇有交情。1937年，王克敏在日本的扶持下在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齐燮元参加伪政府的创建。有了齐燮元这层关系，再加上孙茂荣从中牵线，陶锡三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人的视野。

尽管陶锡三一再声明，“红卍字会”的宗旨是不问政治，但是，在日本人面前，他还是唯唯听命，自称“毅然以人民生命为重”，出任了“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这个组织进行得非常“顺利”，在1938年1月1日，日军入城18天后就宣告成立了。“委员会”设在保泰街警察厅内。

“自治委员会”其他主要成员包括：

“副会长”孙叔荣，一个曾在日本警备学堂留学，回国后当过日语翻译，后因涉嫌担任日本间谍被国民政府通缉的人；

“警察厅长”王春生，曾留学日本警察专科学校，回国后在南京当过警官，后被解职；

“顾问”王承典，南京城一个从事拍卖业的商人，与南京下层社会混得厮熟，战争中又当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办公室经理；

“顾问”詹荣光，曾在南京闹市区夫子庙一带卖仁丹，也帮助过西方基督教会在南京布道，粗通日语，日军进城后，成为日军的翻译；

程朗波，南京商人，曾在南京商会任职；

赵威叔、赵公瑾、王仲调:留日的中国留学生；

许传音、罗逸民、程调元:都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罗、程二位，因为不愿参加伪政权，乘乱逃出了南京，而许传音，作为南京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兼任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住房委员会主任。

陶锡三充任会长后，出入换成了最新式的雪佛兰轿车，据说那是某位将军因走得太仓促，寄存在一家洋行里，被“自治委员会”没收的。除此之外，他还整天跟日本军官们杯酒联欢，气概不可一世。在南京城里，到处都贴上了“皇军是我们的救星”、“日本是东亚民族的盟主”等标语。

这个“人民自治委员会”成立后的最先工作，并不是“维持秩序”，更不是“安辑流亡”，而是威逼利诱那些被生活痛苦所压迫的妇女去做那些“慰安”的工具。

说到给日本人送慰安妇，自治委员会中出力最大的是曾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当过办公室经理的王承典。王与南京的下层社会十分熟悉，于是找到一个对办妓院很在行的黑社会中人，名叫乔鸿年，陪同日军特务在各难民所到处搜索中国妇女。从1937年12月18日到20日，他们就强征了300名妇女。

在当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曾亲眼看到“我们办公室经理的代表”(指乔鸿年)到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眨眼功夫就叫出28个妓女！”

“自治委员会”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动员难民回家。但亲历过大屠杀的难民们怎么肯回家？为了把难民驱赶出安全区，自治委员会的头目们带领警察与打手，烧毁难民居住的棚屋，捣毁炉灶，切断难民的粮、煤供应，在这种情况下，2月14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布改名“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个安全区，也终于关闭了。2月23日，拉贝离开南京。

给日本人做事，并不容易。一次，日军特务机关要求伪警察厅长王春生选送500名中国妇女做慰安妇，王春生没能如期完成。日军特务机关长当场打了王春生两个耳光，不久，他的警察厅长也被日本人免职了。诸如这种因无法满足日本人的“兽欲”而遭致挨打的事屡见不鲜，“自治委员”们常常被日本兵包围，不得不想方设法躲着点。有一次，总务科科长杨某某竟被打得头破血流。

汉奸们的“苦”，还远不止这些。

陶锡三在瑞麟路有一座宅子，大门上贴着“自治委员会会长陶第”，旁边还有日本人贴的保护布告。元宵节那天，他在这座宅子里请日军佐官以上军官欢宴，宴会上的菜肴极为丰盛。当时南京附近一带的鸡鸭，早就都被日本兵搜刮一空，陶锡三为了讨“主子”欢心，派人到镇江去购买。果然，在宴席上，日本军官们都夸赞中国料理的精美，让陶锡三得意至极。

就在他们联欢的时候，日本军官的侍卫们，在内室见到了陶锡三的姨太太和女儿，打扮时髦的样子让他们动了心，便不客气的把她们按在床上凌辱了一番。嚎啕的哭声震惊到了正在陪日本军官联欢的陶锡三，他赶紧跑到后面，眼前的一幕让他差点昏倒。没想到，他平日里把别人家里的女人“贡献”给日本兵，最终却落到了自己身上。

陶锡三愤怒了，他想上前去拉开还在宣泄兽欲的日本兵，却被另一个日本兵的刺刀拦住了。他颤颤巍巍离开了内室，去到前厅找日本军官，军官听了后笑一笑，拉着陶锡三一起进了内室。

侍卫们因为自己的长官进来了，不便再有什么动作，迅速把裤子提了起来。而陶锡三的姨太太和女儿，仍然衣衫不整，在那里嘤嘤而泣。就在陶锡三等着日本军官给自己做主时，耳边却听到军官很“客气”地对他说：“谢谢你，送给我吧！”

还没等陶锡三反应过来，日本军官便吩咐用被子包着他的姨太太和女儿，抬到兵营里去了。

受了这样大的刺激，第二天，陶锡三就没到“自治会”办公。几天后，陶锡三就以“年高体弱多病”为由，提出辞职，但日本人未准。之后，陶又多次提出辞职，均未获得批准。

1月29日，陶锡三的住宅就被日军洗劫一空，连陶家佛堂中存放的佛教和道教的经书都不能幸免。陶家的人后来在地上拾到日军遗留的一张明信片，上写着“中岛本部部队野田支队天野队长天野乡三”，据此陶锡三要求日本特务机关查询此事，但拖了多日后，日本人说“不知，无从查询”。

日本人抢劫陶家，很大原因倒不是对他提出辞职不满，进而报复，更大可能的是，日本军方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士兵了。根本不管是不是什么“自治委员会”会长的家，只要看到房子里有值钱的东西，就都上去哄抢一空，可想当时日本兵的屠杀抢劫有多么的严重。

1938年3月14日，陶锡三再次提出辞职，他在辞呈上写道：

我已于元月25日向委员会提出了我的辞职申请……我已两个月没有尽义务了，也没有关心委员会的工作……“锡三笃信神权，办理道院、红卍字会，历十有六年，向守令章，不闻政治。此次为维持治安，追随日人之后，本已推举正副会长有人，乃在领事府集会时，忽被前机关长佐方先生临时变更，推重锡三，田中领事等从而赞助。虽声明卍会职员不能参与政治，固辞不获，勉暂担任，以让贤能，曾经当众声明。孰知冥冥之中，已受谴责，午夜焦思，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