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伯
榜样是引领我们前进的明灯，是催人奋进的号角，是塑造品格的标杆。他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尽己所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事迹。他们严守初心、担当责任，实实在在把自己习得的专业知识转化成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今日坐客【金史聊斋】的，是四位来自工商银行的“90”后（90岁以上高龄）的劳模工匠，他们艰苦朴素的精神、充满温情和力量的话语，点亮了我们生命中永不消逝、永不褪色的微光。
入行 · 命运与机缘
《银行博物》：
先请四位老师向我们介绍一下各自的金融从业经历吧。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让大家成为了一名银行工作者。
张宝荣：我是1929年出生的。解放的时候正好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我童年期是很艰苦的，我们家里七口人，我的父母亲还有5个兄弟姊妹，共同住在一个只有7个平方的房子。我的父亲是一个修路的工人，没有固定的工资，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这样的生活没有办法维持一家7口人，所以我11岁的时候就到厂里面去做工。没有稳定工作做过裁缝店学徒，流浪过，还曾经从七宝、漕河泾背10斤、20斤大米走到市区来卖，才能赚点零花钱。我只在市民公社听过一年私塾，根本没有机会系统地读小学、初高中。
张宝荣向青年员工展示自己珍藏的资料
上海解放之后，政府要恢复银行工作。招收一批以旧银行员工为主的员工，我就跟着一起去准备应聘考试了。我没有做过银行工作，我就买了一本书，自己每天晚上自习，基本上书的内容都能够看懂。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坚持在复旦实验中学念完了一年书，那个时候中学距离我家有几十条马路，我每天就走过去，不管下雨、大风大雪，我都要去念书。后来就考上了人民银行。
陈丽君：我1924年3月生，今年101岁。我上面有三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妹妹，我少年的时候是封建社会，女人无才便是德，但是我哥哥鼓励我，在小学和初中毕业后，我还是坚持继续读书。我每次考试都考第一名，因为成绩好，我直接保送进了当时的沪江大学。后来遇到了“八·一三”事变，日本政府占领了上海，我的学校搬到了租界里范围变小了，从university（综合）大学变成了college（学院），我也家道中落，开始半工半读，上午读书，下午就到大光公司去做收银员。1946年抗战胜利，我成为了联合国救济总署的一名打字员。那个时候银行是金饭碗，在上海解放了之后，我就考进了人民银行。
复旦大学于上世纪70年代自主研发的电脑
李家豪：我1942年生于上海，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当时复旦大学成立计算机系，由于计算机学科是以应用数学为基础，我因为精通数学便成为第一批复旦大学计算机系的教授。1972年，上海人民银行的领导到复旦大学计算机系参观，希望我们研制一台银行专用的计算机，以完成复杂的数据运算。经过三年的努力，我和同事们设计制造出了第一台由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用于银行业务处理的计算机系统。
1983年，国务院决定将人民银行升格为中央银行，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原人民银行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1984年12月，我正式从复旦大学调动到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数据中心工作，正式开启了我的“银行人”生涯。
陈霞飞：1962年，我从第五师范学院毕业后面临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职业选择。本来我是可以成为一名小学教师的，但我下面有两个阿弟、两个阿妹，父亲患有癫痫需要人照顾，家里情况很是困难。那个时候，银行是金饭碗，最终机缘巧合，我被安排到人民银行工作。
由于没有金融基础，银行的工作对我来说完全就是从零开始。我读的是师范学校，老师教我的是为人师表，我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尽全力干好自己的工作。进入银行这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后，我知道，只有努力学习，才能胜任。所以，我当时每天都提前两个小时到银行，从打算盘这样最基础的基本功学起，钻研每一个细节，一点点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见证 · 发展与壮大
《银行博物》：
虽说银行工作是金饭碗，但我们都清楚，工作的开展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各位老师都有着几十年的银行从业经历，当时银行的工作环境与内容是怎样的呢？
张宝荣：解放后的银行条件，总体来说比较艰苦，我当时工作的信货科设在中国银行大楼的地下室，基本没有装修，水泥地板，摆几张写字台就能工作，房间都是自己隔出来的。那时夏天是最难熬的，几台电风扇从早吹到晚，不通风，依旧酷热难当，几十年来都是如此，到我退休前也没什么变化。但四楼的分行食堂伙食比较好，我一日三餐基本都在食堂里吃，那时候早出晚归，根本没有时间回家做饭。而且作为信货员，我当时经常往外跑，深入基层。只有深入下去，才能发现问题，倾听各方面意见，了解商品的实际销售情况，这是呆在办公室里无法获取的。
作为信贷员，我们手头的权力很大，每个月要签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财政补贴，但我们到基层调查的时候，吃饭都是自己付四两饭票和五角钱。我们管信贷，几亿的资金放出去，从来不占企业便宜，不收礼，不去吃喝玩乐，和企业只有合作关系，身为银行人，认真工作走正道，这是最最要紧的。
陈霞飞展示自己的荣誉证书
陈丽君：刚进银行工作时，我被分到了杨浦长阳分理处出纳组。当时，很多人觉得我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去做出纳，似乎有些“大材小用”，但我不这么认为，银行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很热爱我的工作，我始终坚信做一行就要爱一行。每天上班，我都会提前半小时到柜台，练习找算盘、点钞，我让自己成为分理处“手脚最快”的那一个，因为我若动作不快，客户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更长。客户来存钱，我会手把手教他们怎么写解款单，怎么把散张的纸币整理整齐，在我的柜台，平均不到10分钟就能完成单笔业务的办结。
后来在储蓄所做外勤工时，我需要下到农村挨家挨户拉储蓄。为了拉到更多的存款，我会主动到基层商户，帮着做账，教他们点钞。清晨，天还没亮，我就赶到了菜场。批发市场批来的菜，还带着冰块，要用力砸才能砸碎，每天回到家，手都抬不起来。那些帮着卖菜日子，让我至今难忘。
陈霞飞：我也是在一线工作的。刚入行的时候，我被分配去做交换日记账。别是区办事处来的票据，我们要把金额计算好之后，再安排到工业柜，商业柜、机构柜，联行。做交换，首先就要算盘要打准。当时为了锻炼自己的技术能力，我6点半就到银行了，练算盘，中午也不休息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很晚，但是我也不计较，那时银行每年都有员工评奖，我都是头等奖。当我把交换工作做熟悉后，领导就安排我到企业柜轮岗，让我熟悉业务。
当时我的网点里有近10名员工。有外勤、内勤、有储蓄，还有轧账之类的岗位，大家都分工的，工作也挺艰苦。那个时候网点条件很差，我们每天到后堂升起煤炉烧饭，还要到外面去挑水回来用。
李家豪为青年员工介绍计算机设计图
李家豪：前面我有讲到第一台由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用于银行业务处理的计算机系统。系统运营的时候，我还在复旦大学任教，但正因为系统是我们研发制造的，后续的运行维护工作，我们也是要一力承担的。有一次，机房打电话来说16台硬盘机里坏了一个硬盘，过了5分钟之后，又来一个电话，说另外一个硬盘机也坏了。这时我想两个硬盘相隔5分钟同时坏的概率是很低的，一定是有相同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电源，这两个硬盘机电源是共同的；另一个就是机房的环境。所以我马上就让他去看一看机房温度，他报过来29度，正常应该维持在22度。我说不是磁盘坏了，是空调坏了。所以学数学还是很有用的，直接概率论就能解决问题。
还有一次，他们早上五点到我家里来敲门，说在机房用电烙铁去焊接的时候，电烙铁漏电到计算机里去了，机器不会动了。我那天就用一个万用表，从2000多个的器件里面找出了40个坏的，再把新的器件换上，一口气弄到晚上八点，机器终于开始“唱歌”了。
创新 · 使命与担当
《银行博物》：
各位老师在各自的工作领域都是领军人物，都为金融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关于金融创新的故事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
张宝荣：银行历史上有一个定额、超定额贷款的办法，是我最初起草的。1954年，我到人民银行上海市黄浦区办管信贷，只管一家单位，就是上海电机厂。这个厂在闵行，除了定期要从市区过去调研之外，还碰到了很大的困难。
一般，公司贷款需要提供抵押品，质押品或者担保人，但是这家单位（这些担保）什么都没有，很难开展工作。这个时候，人民银行总行、财政部和工信部来找我了解情况。我们组成小组去工厂实地考察，在工厂里住了整整一个月，把电机厂的原材料采购、运输、产品储备的全过程都进行了彻底调查，对该厂区实施生产，一年要多少资金进行核定。核定金额下来之后，财政部跟银行商议，企业的生产资金、流动资金的70%由财政部出资，剩余的30%由银行承担。届时如果生产出现超过100%核定资金的部分，另外再供应。这个就是定额超定额贷款办法的原型。针对这个项目，我拟定了一些办法，并汇总出具了报告和方案，再由分行、总行往上层层汇报，最终制定出了推广至全上海的贷款办法，由总行转发，并于 1955年开始试点。
陈丽君在为青 年员工演示手持式点钞法
陈丽君：完整的一套手持式单指单张点钞法，是由当初我所在的工作小组写后流传下来的。我刚进入人民银行的时候，被分配到榆林路办事处去工作。那个时候银行办事处的清点组有收款、有付款，主要为工厂和商店提供现金结算。那个时候钞票都是叠起来的，10块归10块，5块归5块，我们清点组就是把它分开来，通过手按式点钞进行结算。当时，人民银行总行吸纳了很多的点钞方法，单指单张、多指多张点钞法，上海分行挑了单指单张点钞法进行学习推广，因为点的时候可以对人民币进行反假。我作为上海分行的代表去北京学习，在人民银行全系统的考试中，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后来，分行就组织我们去研究点钞法，怎么点才能又快又准。在编写点钞手法的时候，每个步骤我们都写得非常仔细，从纸币拿来、打开到点、弹、扎，都写在了规定里。怎么快，怎么好，怎么准，我们也都仔细研究后写在了办法里。
手持式单指单张点钞法研究出来后，每天中午休息和晚上下班的时候，我们就到商店里去教他们出纳怎么点钞。后来逐渐逐渐，全上海市的点钞法，都由手按式变成了手持式。
上世纪80年代，工商银行成立软件开发中心
李家豪：1986年，工商银行组建了一支科技攻关的团队，在杭州成立开发中心，由我带队，开发工商银行自己的“对公系统”。1987年8月，系统开发顺利完成并投入运行。当时，总行科技部的领导思想有点保守，想实行技术垄断，将源程序控制在总行科技部集中管理，不愿下发到各个支行。我一直坚信科学，推崇“知识是全人类的财富”的理念，秉承“技术共开、技术共享”的原则，于是就把原程序代码记录成光盘并打印了一整套的操作手机，分发给各地支行的技术负责人。我也和总行科技部的领导坦言，只有在行内实行技术共享，我们的系统在全国的运营才能有保障，出现了问题才能在第一时间就近解决。最终，“对公系统”的运营维护实现了本地化区域化的运作模式。1992年，我们开发的这个系统荣获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不得不说的，还有工商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以前我们的数据都是记录在账本上的，要完成数字化转型，第一步就是要把数据弄到电脑上。当时上海有500多个网点，数据要一个网点一个网点地录入到计算机里。因为网点不能每天都停业上传数据，所以一个星期只能完成一至二家网点数据的上传。从1987年8月3日闸北中山北路分理处开始，到1995年上海全辖网点数据全部录入上海分行网络，整整花了8年的时间。在我看来，用计算机来做银行业务是一场革命。我的工作，就是让进步为人们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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