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制造了一系列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的事件，妄图对华北鲸吞蚕食，为南下占领全中国创造条件。
这一年，国民党政府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量主权拱手让给日本。全国上下一片愤怒并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多次向国内外在严宣告，愿意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开展抗日斗争。
就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际，国民党反动派却不谈抗日，反而维续加紧进攻红军，在陕甘苏区周围部署了重兵，妄图消灭红军，消灭苏区。
毛泽东敏锐地观察着形势的发展，发现国民党虽然大军压境，但是也不是“铁板一块”：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很多，但半以上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陕北，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和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都有联合抗日的可能，特别是东北军领袖张学良，与日本侵略者更是有杀父之仇。这些，都是可以联合抗日的有利因素。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把开展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点先放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上，先从优待释放被俘官兵着手，并写信给他们的师长、军长以至张学良，逐步开展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毛泽东还写信给国民党军多位将领和国内民主人士，痛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成功引起了广泛爱国将领的支持和同情。
为了广泛联合各路力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做了许多工作，单从保存至今的毛泽东这一时期给各界人士的书信中，就能看出他是何等地用心良苦。
1936年初，毛泽东给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写信，力陈联合抗战之必要。毛泽东是善于抓住对方“敏感点”的高手，他考虑到高桂滋是陕西人，为了唤起他的爱国热情，特意写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明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
这年8月，日寇侵略加剧。通过对各路情报的分析，毛泽东已经察觉当时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很有可能被争取联合抗日，于是不失时机地写信给他，劝杨虎城尽早明确和坚定抗日的决心。
对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毛泽东写道：“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
对宋哲元、傅作义等国民党军将领，毛泽东首先对其抗日功勋表示钦佩，而后又“为将军计”，指出宋哲元正面临日寇和汉奸的双重压力，而共产党方面一定会帮助他支撑局面，且为后援。这些文字直接将对方放置在全民族抗战的同志的角度进行论说，并且表达了红军与其坚定合作的诚意。
同样是国民党军将领，毛泽东给当时国民党驻陕甘绥靖公署主任、对“剿共”出力甚多的朱绍良的信则是另一种口吻。他指出，“剿匪”实在是一条死路，它不是胡宗南所说的“无期徒刑”，而根本就是宣判了力图“剿匪”的国民党将领的死刑。毛主席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红军与朱绍良的部队间已有“十年酣战”了。
对国民党人士宋庆龄、宋子文、邵力子等，毛泽东变换角度，一面分析利害，一面借三民主义提醒他们抗日的重要性；对当时的民主人士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毛泽东一方面褒扬了他们的“教国言论和英勇行动”，另一方面表示共产党人希望他们继续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独特作用的期待。
相比于给其他各界人士的书信，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夕给蒋介石写的一封信，尤其值得玩味。
1936年12月1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前10天，毛泽东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首先在感情上给蒋介石施压，说自去年8月以来，共产党和红军屡次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上下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只有你蒋介石执迷不悟、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剿共”，并且表示，自今年年初以来，华北局势不断恶化，共产党和红军本以为你蒋介石有改悔之心，孰料“剿共”的攻势更加猛烈起来，实在是可悲可恨。
不得已，红军只能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击败国民党军进攻，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多旅。毛泽东深知，没有实力就无法换来对方的妥协，他接着向对方施压，说：即便先生号称劲旅的所谓嫡系部队，也在山城堡战役惨败给了红军，“剿共”难道会有什么前途吗？为什么这些劲旅会失败呢？不是因为他们战斗力不强，而是因为他们身为中国人不愿打中国人啊，他们宁愿“缴枪于红军”，也不愿做大敌当前下内斗的牺牲品。这无非说明，不仅全国上下各党派已经觉悟、支持抗战，甚至你蒋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队也早就已红支持抗战了，继续剿共不仅打不赢，而且对内对外都是不得人心的，尖锐的话锋把蒋介石一直逼到了墙角。
不能不说，这封信集中显示了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的高屋建瓴和高超的说服艺术。
共产党和红军有铁的纪律，共产党和红军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战略战术，这些都是保障革命胜利的条件。
这些条件，其他性质的军队或许也能够具备，但是，面对民族危亡能够推心置腹地联合各方力量一致抗日，这种捐弃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革命胸怀，却是共产党人所独有的。因为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都深信，“唯有全国团结， 才能战胜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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