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贺子珍病逝，上海市委请示葬礼的规格，邓小平一句话定调|上海市委|孔令华|葬礼

1984年4月15日，孔令华正在辅导自己的孩子写作业，突然电话响了，他便直奔机场乘上飞往上海的班机。

孔令华是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的丈夫，刚才接到的电话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打来的，告知他，贺子珍病重，已经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请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去。

深夜，上海东华医院的病房里，贺子珍呼吸急促，眼睛微闭，高烧不退，非常虚弱，在哥哥贺敏学的建议下，贺子珍服下一颗安宫牛黄丸以后，体温慢慢恢复正常，睡了下去。

清醒后的贺子珍看到身边的亲人，对他们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本以为是病情好转的迹象，没想到竟是贺子珍的回光返照，18日晚上，贺子珍两次体温升高，经抢救无效后，这位老人离开了我们，享年75岁。

贺子珍离世以后，因为贺子珍的身份比较特殊，如何操办她的葬礼，葬礼采用什么规格，难住了上海市委，上海市委请示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便写了一份报告，送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办公桌上，询问他的意见。

邓小平说：“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邓小平的这句话。就等于给贺子珍葬礼的规格定了基调。

邓小平说的“一室”，是指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是高级革命干部的墓穴用地，里面存放董必武、朱德、彭德怀等革命功勋的骨灰。

1984年4月25日，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的大厅里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相关单位，相关省、市、县的党政机关，也都无一例外，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贺子珍同志的悼念之情。

下午，贺子珍的遗体火化。随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到北京。贺敏学，李敏、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回到北京，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发布了一条讣告，北京及全国各大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贺子珍逝世的电讯，并刊登了她的照片，在照片下人们看到了那段最终结论：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是的，贺子珍的一生是革命与艰苦奋斗的一生，在毛主席给贺子珍的信中写道：“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人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在贵州，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贺子珍因掩护负伤的钟赤兵，在身上永久地留下了十七块弹片。

那天，贺子珍所在的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贵州盘县，突然有三架敌机从云层里俯冲下来，敌机对红军进行轰炸，贺子珍看到不远处，有一副担架，担架上的伤员正要爬起来，她马上冲着伤员跑去，帮助他隐蔽，一阵猛烈的机关枪声和炸弹的爆炸声，贺子珍感到身上一阵剧痛，便失去了知觉。

战友们跑去查看贺子珍的状况，看到贺子珍已经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顺着头顶、身上、腿上流下来，染红了衣服。她的脸惨白如纸，鲜血染透了军装。经过详细检查，发现贺子珍全身一共十七处中了弹片，军医用钳子把弹片一块一块取出来，由于条件有限，嵌得深的弹片取不出来，一直留在她身上。

长征胜利以后，贺子珍在延安安顿下来，身体刚好一点的贺子珍，就要求组织上给她安排工作，随后贺子珍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但是她的身体却开始拖她的后腿，疼痛一直折磨着她，然后当时的医疗条件又无法为贺子珍取出弹片，加上此时贺子珍有孕在身，让她能用来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变得很少。

于是贺子珍下定决心去上海取出弹片，但是革命年代，硝烟四起，战火纷飞，上海也处于风雨飘摇的阶段，毛主席再三劝阻贺子珍，大意是：目前情况和过去不一样了，不会让你像过去一样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贺子珍坚持自己的想法，留下四个字“从此诀别”，去了西安，准备经由西安去上海，后来上海情况发生变化，被日寇占领了，考虑到当时的苏联医疗水平更好，贺子珍就又辗转来到了新疆，在这里等候着去苏联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