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运动使我少活了十年。"
1976年，面对七爸周恩来空前壮观的送别葬礼，周尔鎏不由得想起七爸生前曾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十年前，国民经济刚刚走出危机，一场政治风暴又将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为了减少损失，周总理在艰难之中抓生产，结果被扣上了“只要生产，不要革命”的帽子。
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周总理决心迂回抗争。
为了不让这场运动蔓延到工厂和农村，周总理决定先斩后奏，对工厂、农村特别作出了规定，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结果这番举措遭到某些人刁难，上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过周总理等人起草的文件后批示：
“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周总理抓住一切机会反复劝说解释，强调生产业务部门和学校不同，要求工人农民坚守生产岗位，不能停产闹革命。
除了生产业务部门的问题，铁路交通方面也劫难四起，调度混乱，事故增加，无一不让周总理心情沉重。为了保证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命线，周总理在处理其他党政大事以外，每天还要亲自看铁路运输简报，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研究对策，并提出了铁路交通实行全面军管的要求。
在得到毛主席的批示后，周总理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拟定实行军管的文件，铁路交通运输状况开始出现好转。
1969年，一份国防工办反映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报告，摆上了周总理的案头。眼看着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航空梦危在旦夕，周总理拍案而起，一连写下几个措辞严厉的批示，托起了中华民族的航空梦。
1970年，周总理提出外事部门应主动开展外交工作，对于向外宣传中极“左”的做法，周总理也多次提出严厉批评，并积极采取行动，修复我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中美关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崭新的一幕。
1972年，当周总理和尼克松在北京机场握手的一瞬间，标志着中美关系，乃至世界关系的另一个时代开始了。然而，随着一个个永恒的辉煌画面不断出现，病魔的阴影也悄悄降临到了周总理身上。
尼克松走后两个多月，周总理在尿液的常规体检中发现了红血球，经过进一步的检查，周总理被确诊患上了膀胱癌。但周总理好像忘了这件事一样，也不问保健医生检查的结果如何。
就在大家对周总理如此反常的表现感到纠结时，他们哪里知道周总理正在处理一件比生命还要重要的大事。
眼看着自己的身体不断消瘦，周总理已经预感到自己这一次绝非小病。几个月前，毛主席在陈毅追悼会上的一番话，让他敏锐地意识到，解放老干部的时机已到，不将这件事办好，他哪能安心地躺在病床上治病。
1973年元旦过后，周总理的尿液已经变得鲜红，需要依靠输血来维持身体，但周总理仍不愿住院接受治疗，他要尽快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在毛主席的明确支持下，邓小平复出基本已成定局，周总理这才将治病提到了日程上。
第一次手术之后，周总理经过短暂的休息，又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之中，甚至有的时候几十个小时不合眼。每当医生劝说周总理多休息时，周总理总是低声恳求：“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到了1974年，周总理身体里的癌症已经转移，为了不使自己“倒下”后出现政治真空，周总理依旧拖着重病之躯夜以继日地工作，千方百计让更多被打倒的老干部出来工作。
四届人大开幕后，周总理将接力棒正式交到了邓小平的手上。在经历了第三次大手术之后，周总理面对前来探望自己的警卫员，终于将心底压抑的郁闷情绪发泄了出来：
“这场运动把我累垮了！”
1976年，在经历了13次大大小小的手术后，周总理终于从漫长的病痛中解脱了。当灵车缓缓驶入长安街的时候，数以百万计的群众站在道路两旁，送敬爱的周总理最后一程。
周总理的遗体被火化当天，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召见亲属和工作人员，肯定了医护人员在治疗过程中已经尽职尽责，交代他们不可因此指责医护人员。
然而多年以后，邓颖超在和侄子周尔鎏个别谈话时，讲述了周总理去世的真正原因：其一就是十年政治风暴期间，不少高级干部相继被打倒，所有的工作都落到了周总理一个人身上，长期工作劳累严重损害了周总理的身体健康。
其二就是周总理在确诊身患癌症之后，医疗组坚持保守治疗，等到病情恶化才建议手术，而此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后来许多专家都说，如果在没有扩散前就摘除膀胱，虽然生活上会有不便，但不至于有生命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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