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深秋，我这个当了五年兵的农村娃，突然被借调到家属厂。36块钱的月工资看似寻常，却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
我叫李向阳，今年都快七十了，每每想起那年的故事，心里还是暖暖的。1979年的时候，我刚好25岁，在部队当了整整五年的兵，是个老班长了。那会儿当兵可是光荣的很，1974年我刚满18岁就参了军，是村里第一个考上的，爹妈高兴得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我们家在河北的一个小村子里，上头有个姐姐早就嫁人了，下头还有个读初中的弟弟。爹是生产队里的老把式，干活特别卖力，妈是村里有名的能持家的，平日里还给人缝缝补补赚点零花钱。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日子过得还算清净。
那年秋天，我正带着新兵训练，突然接到通知说要借调我去家属厂。说实话，当时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这五年来，我从一个懵懂的农村小伙子，成长为管理着四十多个兵的班长，连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特别是看着手底下那些刚入伍的新兵蛋子，就跟自家的弟弟似的，真是放心不下。
记得那天是个阴天，天气已经转凉了。我收拾着自己的行李，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就是几件军装，一些证书，还有这些年立功受奖的荣誉证书。宿舍里，大家都来帮忙，氛围有点沉重。小王，我带的一个新兵，眼圈都红了，说："班长，你走了我们可咋办啊？"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好干，别给咱们班丢人。"
第二天一早，我就坐上了去家属厂的班车。说是厂，其实是个不大的服装厂，专门安置军人家属的。车上，我回想起这五年的点点滴滴：第一次走军姿把脚磨出血泡，第一次打靶拿满环，第一次当班长时的忐忑，还有带领全班拿集体一等功的自豪。
到了厂里，厂长张德明亲自来接我。他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同志，头发已经有点花白了，但精神矍铄。"小李啊，组织上考虑再三才决定把你调来。咱们厂里现在正需要你这样有能力、有经验的同志。"他的话让我心里踏实了些。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进车间。那是个不大的车间，二十多台缝纫机整齐地排列着，做工的大多是军人家属。她们的眼神让我心里一紧 - 有些是烈士遗孀，有些是伤残军人的妻子。记得有个叫杨桂芝的女工，才二十出头，却已经是个寡妇，独自带着三岁的儿子。听说她丈夫是去年在执行任务时牺牲的。
车间主任王淑梅是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四十多岁了，据说是老工人出身。她领着我熟悉环境，介绍说现在工人每月工资是36块钱，虽然不多，但比种地强。我心里盘算着，这工资确实不高，但看着这些家属的境况，就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
第一天下班后，我躺在分配到的单身宿舍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宿舍是个老式的平房，两张铁床，一个衣柜，一张方桌，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很干净。窗外不时传来火车的汽笛声，让我想起了连队夜里的哨声。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的军旅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
适应工厂的生活并不容易。虽然我在部队是个老班长，但面对缝纫机和布料，还真是两眼一抹黑。王主任安排我先从了解生产流程开始，每天跟着老师傅学习。那些曾经在部队练就的韧劲派上了用场，我像当年学习军事技能一样，认真琢磨每个细节。
杨桂芝主动来教我认识不同的布料和缝纫技巧。她说话轻声细语的，但手脚特别麻利。我注意到她的工作台上放着一张照片，是她牺牲的丈夫穿着军装的样子。有时候，我能看到她偷偷擦眼泪，但马上又挺起胸膛继续工作。这种坚强让我特别敬佩。
很快，我发现厂里存在不少问题。最大的困难是生产效率低，工人们的积极性不高。36块钱的工资确实太少了，很多家属都在发愁。特别是像杨桂芝这样的单亲妈妈，光是孩子的奶粉钱就是个大问题。
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杨桂芝的儿子小军在车间外的走廊上哭，原来是托儿所下班太早，没人照看。看着这个穿着打着补丁的小背心的孩子，我心里一阵酸楚。当天晚上，我就去找张厂长商量，能不能在厂里开个托儿室，让职工安心工作。
张厂长也是个明白人，立刻支持这个提议。我们腾出了一间闲置的房间，找来退休的老工人帮忙看孩子。看到小军和其他几个孩子有了去处，大家伙儿的心都踏实了。
工作之余，我留意到厂里的生产线很不合理。以我在部队管理连队的经验来看，如果能优化工序，产量肯定会提高。我开始琢磨着怎么改进，还特意找老工人们讨教，了解每道工序的细节。
那时候，厂里的机器设备都比较老旧，经常出故障。我想起在部队学过的机械知识，就主动帮忙修理。慢慢的，工人们遇到什么困难都愿意找我商量。我也越来越融入这个集体，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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