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共和国“长子”的负重前行 | 城市商业系列|共和国|城市商业|沈阳市

导语：《城市商业》是『砺石商业评论』的一个重要文章专栏，试图从商业与人文融合的角度去解读各个城市的最新发展，以归纳出中国城市变迁背后的底层规律。本期为读者带来的城市是沈阳。

王剑 | 作者砺石商业评论| 出品

脱口秀演员李雪琴一句“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逗得全国人民捧腹大笑。

可在东北人心目中，真正的“宇宙中心”是沈阳。

确实，中国没有一座城市像沈阳身份这么“得劲儿”：东方鲁尔区、共和国“长子”、共和国装备部、宇宙洗浴中心、鸡架之都……

“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是最典型的沈阳慢生活打开方式。

这里既有全东北最高级的五星级酒店，最高端的奢侈品店，也有伫立在蒙蒙尘烟中的厂房，随处是工地、杂货铺、串儿摊……轰鸣作响的机械作业声中，交织着斑驳多彩的时代底色。

观察沈阳，既要看“体态”，也要看“内在”。

城市工业方面，各类大国重器上天入地，涵盖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材料等十大产业集群，拥有超过2.4万家雏鹰企业、瞪羚企业等科技型企业，充分展示了共和国“长子”的真正实力。

作为一座拥有漫长历史的文化名城，沈阳的发展，凝聚了整个东北从古老到现代的缩影。

白山黑水间的沧桑巨变

大约7200年前，这块土地就有了人烟，并繁衍生息出了新乐文化。

公元前300年，燕国将领秦开率军驱逐东胡，在浑河岸边修筑候城（瞭望城），是燕国重镇。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候城（沈阳）隶属辽东郡望平县，“候城”之名一直延续到汉代。

那时的候城就是一座军事要塞，终日回响着吹角连营，战马嘶鸣，金革之声。

隋唐时期，因候城不断有住户和商贾进驻，人口逐渐稠密，遂被改名为沈州，成为北方边陲重要的集军事和贸易为一体的城池。

元朝元贞二年（1296年），改沈州为沈阳路，归辽阳行省管辖。

其中的“沈”取自沈水，也就是现在流经沈阳市浑河的古称；“阳”则是根据“山南水北谓之阳”的说法，由于当时城池地处河水北岸，所以称之为“沈阳”。

从此，历史上便有了“沈阳”之名。

虽然此时的沈阳俨然是一座功能齐备的城市，但身处天寒地冻的东北，此地依然少有内地人愿意前往。

沈阳的兴盛与来自白山黑水间的渔猎民族兴起息息相关。

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把后金都城从辽阳迁移到沈阳，开始兴建皇宫和城墙，并改沈阳为“天眷盛京”。

1636年，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在盛京继位称帝，改国号为“大清”，盛京成为一代皇都。

1644年，清军入关迁都北京后，以盛京为陪都，仍占据重要的地位。

1657年，清政府以“奉天承运”之意在盛京设奉天府（省府），奉天便成为沈阳的旧称，并一直沿用到民国北洋政府时期。

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于南京国民政府，改奉天省为辽宁省，改奉天市为沈阳市；1929年起，奉天改称沈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成立，沈阳再次被更名为奉天。

这就是沈阳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之称的来历。

说起来，沈阳的崛起与串联起贯通东北三省的中东铁路有着密切关系。

19世纪末，侵占东北的沙俄在沈阳故宫附近圈了一块铁路附属地，设置了谋克敦（满语中“盛京”的意思）站，物产丰饶的沈阳自此成为沙俄夺取农业产品与工业原料的重要基地。

中东铁路通车后，催生了沈阳铁路沿线的商埠区蓬勃发展，也使得沈阳城区建设逐渐步入现代化。

随着日俄到张作霖父子时代不断经营，沈阳的铁西区也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工业产值一度为全国之首，成为民国早期举足轻重的工业基地，有了“东方鲁尔区”的美誉。

尤其是当修建时间长达53年的京奉铁路竣工时，这条中国第一条干线铁路不仅串联起东北与华北、西北，也奠定了沈阳作为铁路枢纽的基础。

二十年代中期，奉天城已经是与京津沪杭并驾齐驱的一座摩登大城，每日都是南来北往的客商与络绎不绝的海内外游客。

1928年6月4日，伴随皇姑屯的一声巨响，沈阳被推向历史的风口浪尖，随着时代巨变不断颠簸。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占东三省，开始主持编制的《奉天都邑计划》，用环形公路将皇城、铁路附属地、商埠地与沿铁路分布各处的工业区连接，构建了沈阳城市的基本面貌。

直至1948年沈阳解放，这座内有皇城胡同，外沿铁路分布的不同工业区，成为今日沈阳不同行政区特色面貌的基底。

沈阳凭借其雄厚的工业基础，开始肩负起共和国“长子”的重要职责。

沉潜于渊的共和国“长子”

中国家庭中，长子意味着重任在肩，也意味着更多的付出。

1955年通过的“一五计划”是中国工业的原点，也是沈阳作为共和国“长子”正式肩负重任的起点。

从1953年至1957年，国家拨给沈阳的基本建设投资达16.1亿元，其中用于工业投资为11.1亿元；工业投资中用于机械工业投资为8.5亿元，新中国几乎将1/6的财力倾注到这座城市。

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三分之一布局在东北，十多个项目落在沈阳。

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也因此在沈阳市不断诞生。

从新中国的第一枚金属国徽、第一台车床、第一台变压器、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到自动化电器开关、大型破碎机、滑翔机、凿岩机、工业阀门、飞机轮胎……数百个“新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诞生在沈阳，获得了“共和国装备部”的赞誉。

同一时期，沈阳也以机电工业为中心，改建、扩建和新建了多个大型骨干企业，五年内建设项目近1500个。

其中，重点项目50多个，包括26个限额以上的项目和沈阳风动工具厂、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电缆厂、一一二厂、四一〇厂6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

沈阳还通过技术改造，逐步形成了飞机制造、新型机床制造、风动工具、电线电缆、通风机械、重型矿山设备、大型变压器、高低压开关、转炉炼钢、建筑卫生陶瓷、化学农药、肉类联合加工和抗生素等多个新型工业门类。

依赖于东三省的工业先发优势、制造业供应链优势，沈阳又相继培育出了石化、汽车制造等多个产业，生产出大批过去所不能生产的轧钢机、发电机、汽轮机、机车、拖拉机……

1959年，更名后的沈阳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五台“巨龙”牌载货汽车，结束了新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

“一五”计划期间，沈阳的发展可谓神速。

当时的工业统计尚未采用现代的增速指标，而是习惯使用“倍数”来衡量。也正是这个看起来十分惊人的“倍数”，才能真实地表述当时沈阳的“跃升程度”。

根据1959年沈阳工业年鉴显示：

195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为1949年的21倍还多，而1959年上半年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1949年全年的工业总产值的15倍。从沈阳解放到1958年这十年中，沈阳重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工业生产的飞跃速度，已远远超过工业总产值的飞跃速度。动力机械是1732倍、变压器是509倍……

这种动辄成百上千倍的增长速度，举世罕见。

不妨这么理解，1949年之前的沈阳某项工业年产值，在1958年可能仅用数周就能完成。

这种令人惊叹的速度，不仅体现沈阳在解放后迸发出的巨大活力，也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初期展现出的优越性。

当时的沈阳，也被苏联专家誉为“中国八大城市之一，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工业城市”。

一个崭新的制度，点燃了激情年代，也成就了沈阳作为共和国“长子”撑起国家工业化建设的脊梁。

“蚂蚁啃骨头”工业精神

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漂亮的宏观数据，会觉得沈阳当年有工业基础，实现这些成绩很容易。

其实，这个共和国“长子”最初的任务并不轻松。

沈阳解放初期，由于遭受过苏联的一轮洗劫，很多工厂千疮百孔，要啥没啥，严重缺乏合适的大型机床设备。

因此，很多生产是通过“蚂蚁啃骨头”经验取得的，尤其是在工业生产领域，“用小机床造出大机器”的创举。

这一创举最初起源于东北机器制造厂（现今的辽沈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957年年底，东北机器制造厂接到试制我国第一台氮氢混合气体压缩机的重任。

这个压缩机设备设计全长12米，宽7.3米，重182吨，大约有两个蒸汽火车头的大小。

可那时的东北机器制造厂的重型车间，只剩下几十台老旧的小型机床，缺乏能加工十多吨部件的大型机床。

这种情况下，要么等国家出手，向国外订购进口大型设备，要么就是自力更生，想办法用“土机床”来造大机床。

前一种最省事，但要花不少外汇，而且等待周期至少2年，根本等不起。

因此，东北机器制造厂决定利用现有小机床，通过拼装组装，先造出合适的专用设备，随后再利用这些设备一点点实现大型压缩机的毛坯铸造。

这种方法听起来简单，但实际上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资源，工人们需要夜以继日地工作，同时确保产品质量，完全依靠人工与机械力的结合来完成。

可就是在一股不服输劲鼓舞下，东北机器制造厂靠着“蚂蚁啃骨头”精神铸出了汽缸等精密的大型铸件，并最终顺利制造出大型氮氢混合气体压缩机。

这样的奇迹，连苏联专家都佩服不已，称赞说：“这是个中国工人的创举！”

很快，“蚂蚁啃骨头”生产经验得到了肯定，并在沈阳及东北各地进行推广，并逐步推广到了全国。

不只是很多中、小型机械工厂通过这个经验，解决了小设备不能加工大部件的矛盾，许多拥有大型设备的重型机械工厂也采用这一经验，制造出更大更复杂的机器，从根本上解决了很多生产难题。

沈阳，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不仅展现出勇敢的精神，还具备深远的谋略。建国十年间，沈阳凭借“蚂蚁啃骨头”经验，不仅发展成为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生产基地，很多产品也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沈阳市精密仪器厂，已能生产当时世界稀有的电子计算机和电子显微镜；曾经的沈阳国民党部队的马厩，改造为沈阳农具厂后，生产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谷物联合自动收割机……

可以说，无数新中国工业制造领域的“第一”，都是靠着沈阳工人的“智勇双全”创造出来的。

沈阳在工业产值逐渐稳定后，也在国家统一调配下派出数万科技人员和职工，帮助兄弟省市发展经济、新建企业，继续创造出许多个新中国“第一”。

“长子”往往也意味着很多无偿的奉献，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以沈阳铸造厂、重型机器厂为代表的诸多企业，为响应国家支援建设“大三线”的号召，向全国无偿输送设备、人才、技术。

那是一场倾其所有的搬迁，几乎搬走所有的家当，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数万名整建制的干部职工，卷起铺盖，不讲条件，义无反顾地奔赴全国各地。

好在工人当家作主的时代，福利还算不错。

巨变下的沈阳工人

计划经济时代，沈阳仅5000名职工以上企业就达数十家。

每个工人的一生，大到分房、婚丧嫁娶，小到发水果和猪肉，几乎都由工厂承包了。

70年代初，沈阳重型机械厂发年货，每人分得半个猪头。“一万多人的企业，五千多头猪”，工厂下班时，人人手提半个猪头，场景蔚为壮观。

铁西区的人行道旁曾有一幅生动的浮雕，刻画了上万名工人骑自行车前往工厂的场景——他们脚踏胶鞋，身着蓝色工作服，骑着二八式自行车，车把上的网兜里挂着叮当作响的铝饭盒，生动地展现了当时工人们意气风发的模样。

改革开放后，沈阳继续肩负着共和国“长子”的重任。除了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了大量钢铁、煤炭、石油、电力、木材、粮食等能源和原材料，工厂也继续承担着“大集体”的社会角色，包括提供娱乐。

以沈阳市铁西区为例，80年代初，铁西区有近百家放映场所，每个周末，影院门口都停满了自行车；到1988年，铁西区有厂办文化宫、俱乐部82个，工厂图书馆130个；1990年，铁西区有国有、集体企业913家，职工38.1万人，广袤的厂区如同王国，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公安局和电视台，一座工厂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大社会。

那时期的沈阳工业基础完善，制造业发达，工人待遇远超南方很多地区，工厂会经常发一些冻鸡、冻鱼等福利。

甚至，如今堪称沈阳美食“扛把子”的鸡架，很多沈阳的工人家庭还不屑吃，觉得没肉。

所有人相信，自己一生会端着“铁饭碗”，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谁也没想到，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股份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老国企集中的东北突然迎来巨变。

沈阳的国有企业开始瓦解，大批工人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下岗潮，铁西区在岗职工75万，就有近50万人下岗。

一夜之间，听着老旧的电视里传来刘欢靡靡悠扬的《从头再来》，沈阳整整一代国企人从此失去了铁饭碗。

当时，东北地区的买断工龄补偿标准大约为每年2000元，这意味着一个拥有二十年工龄的工人，只能获得数万元的补偿，随后便被推向社会，不得不举着写有“木匠”、“钳工”等字样的纸板，寻求新的生计。

正如万青乐队歌词所言：“如此生活三十年，直至大厦崩塌”。

那些年，沈阳的大街小巷不断飘出叹息声，传到远处又化作豪爽的碰杯声音。

如同过去重庆江畔的码头工人捡食各种动物肾脏下水涮烫食用、造就了独具特色的重庆火锅和夫妻肺片，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沈阳工人下岗后，开始学摆地摊、餐馆打杂、做煎饼果子、开三蹦子、搞绿化、开出租……

昔日上不了台面的鸡架，不仅成为家庭荤腥的重要来源，也成为很多人另谋生计的首选，也成为下岗工人可以创业的“微本”项目。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历经百转千回。

上世纪末，全国人民对东北的最深印象，是最后余音绕梁的那句——翠花，上酸菜！

新世纪的产业调整篇章

新世纪到来后，沿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可时间却在东北很多地方仿佛踩了急刹车。

一座座沉疴重病的城市，店铺、街道、楼宇多年不变，渐渐蒙尘，如同一场岁月飓风后的残存现场。

在那些锈锁机床的厂房，在那些渐渐冷寂的矿区，沈阳人亲历了一个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也为之转向。

从1978年到2023年，沈阳经济总量从全国第5滑落到第32位，免不了总是被人拎出来说道一番。

留不住人、缺乏市场活力、科技创新不足，始终是贴在沈阳身上挥之不去的标签。

由于经济体制、经济格局变化、自然地理环境、人口结构、国际局势等多方面因素长期影响，过于强大的国有经济，抑制了沈阳民营经济发展，也阻碍了新兴产业的发展。

郁闷的沈阳人，化愤怒为饭量，雪花啤酒配鸡架，成为城市一景。

吃饱喝足，乐观豁达的沈阳人一如既往地撸起袖子准备再大干一场。

没办法，共和国“长子”的名号重任在肩，为国担当的基因刻在骨髓，这个憨厚的“老大”只能负重前行。

好在这座素有“东方鲁尔”之称的城市工业底子实在太过雄厚。数据显示，沈阳制造业人才积累极具竞争力，在一线、新一线城市中，沈阳制造业上市企业本科及以上人才占比（45.7%）排名第三，仅次于武汉、北京。

沈阳把这轮产业结构调整总结为“三篇大文章”，即深度开发“原字号”、改造升级“老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

简单说，就是通过补充、延长、强化链条，拉长产业的附加值；让传统制造业，加快数字化赋能，淘汰落后产能；着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让沈阳从“一业独大”迈向“多轮驱动”，做大经济总量的同时，增强经济韧性。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沈阳的支柱产业汽车制造，在这轮产业链转型中成绩斐然。

得益于沈阳装备制造业的雄厚基础，2003年宝马牵手华晨，从租用生产线生产，到投资建设生产基地，再到建设研发中心、动力总成工厂、动力电池中心，让沈阳一跃成为宝马在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的同时，也带动储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迅速成型。

在全国四百三十多家华晨宝马零部件供应商中，超过120家位于辽宁，近100家落户沈阳，这些供应商不仅创造了超过千亿的投资额，带动了近3万人的就业，还成功推动了沈阳从“制造”向“智造”的转变。

在改造和升级原有产业过程中，沈阳传统高端装备制造、航空、集成电路、食品制造等多个产业也有长足发展。

成立于1988年的沈阳高新区，正围绕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和健康医疗这四个高新技术产业，不断优化其产业结构，以减少国营重工的比例过大问题。

2024年1-8月，沈阳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2%，其中医药制造业增长20.5%，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1倍，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30.8%。建成45个智能工厂、200个绿色工厂，沈鼓集团压缩机组、中国航发燃气轮机等“大国重器”跻身国际一流，北方重工多种先进产品填补国内空白，特变电工创造65项世界第一。

日新月异的发展中，沈阳这座古老的城市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

十年前，随着沈阳市政府由市府广场南迁浑南，一条始于北陵，穿过市府广场，沿着青年大街，直至浑南新区，带着沈阳南进北拓，东扩西延的城市发展趋势，将城市推向发展的新起点。

沈阳也逐步实现从“以机械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城市”、“辽宁省省会、东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辽宁省省会、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到“辽宁省省会、东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转变。

2023年4月，沈阳都市圈获批成为了国家批复的第九个都市圈，成为东北第一个，也是继西安之后北方的第二个国家级都市圈。

2024年10月29日，经历了4轮总体规划编制的沈阳，经国家批复，新的城市性质再次进阶为“辽宁省省会，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核心功能定位是“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东北现代服务业中心、区域性科技创新高地”。

其中，“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是沈阳首次获批具有国际化定位的城市性质，也是国家赋予沈阳的新使命。

国际化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也在沈阳今年前三季度的数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文旅，沈阳的“深蹲跳”

2024年10月22日，沈阳市前三季度经济出炉，地区生产总值6074.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高于全省0.2个百分点，这也是沈阳自2022年二季度以来，连续10个季度超过全国、全省。

沈阳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的步伐也随之加快，前三季度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3%。投资方面，全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7.2%，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66.6%。

更有说服性的数据是，截至2024年6月，沈阳企业总数突破40万户，数量位居全省首位；东北三省中，辽宁有86家上市公司，数量位居榜首，其中28家位于沈阳，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沈阳身份的转变，也让曾经“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魔咒得以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