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贺龙率领八路军120师开赴抗日前线后，一边对日作战，一边“招兵买马”，壮大抗日武装。对此，贺龙说：“我们的抗日武装得不到壮大，就谈不上抗日，也谈不上坚持和扩大统一战线。”于是在晋西北，八路军120师与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展开了一场“兵源争夺战”。
120师359旅一部驻在一个叫上村的地方，正好有一部分国民党军驻在下村。上村和下村相距不过十来里路，中间横着一条小河。别看这条河不大，却把上下两村隔成了两个世界。
359旅长陈伯钧率部向上村进发的那天，迎面遇上一群逃难的群众。他们背着包袱，挑着家什，孩子哭，女人叫，忧虑而惊慌地走着。这种颠沛流离的景象，359旅上下谁见了心里都沉甸甸的。可是，日寇离这还很远，为什么他们就如此惊慌失措呢？陈伯钧一问，才得知：原来他们都是上村人，只因下村来了国民党军队，吓得他们急忙逃难。
老乡们见到八路军争先恐后地向八路军诉说国民党军一进村的情况，他们吹什么抗战“有功”，要老百姓慰劳。说是慰劳，实际上是搜刮民脂民膏。今天派粮，明天摊款，倘若交不出，不是吊打，就是翻箱倒柜，见啥抢啥。耕畜被拉走杀了吃，桌椅床板被抢去当柴烧了，那些当官的整天花天酒地，打麻将，耍纸牌，见了姑娘媳妇， 挤眉弄眼，动手动脚。日军还没到，下村就已成了人间地狱。老乡们说：“鬼子来是死，国民党来了咱们也活不了，反正没活路。”
陈伯钧说：“跟我们到上村去吧。”他们又背着东西和八路军一起去了上村了。
359旅一驻下，陈伯钧便派出了若干工作组，四面活动。从东头到西头，从村南到村北，到处张贴布告，访贫问苦，帮助老乡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没过几天，359旅就协助地方的党组织，建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极了。村外边的打谷场上，八路军在练操， “一、二、三——四”的口令声，震天动地。许多小伙子雀跃而起:“走，当八路打鬼子去！”—串俩，俩串仨，马上掀起了参军的热潮。
没有几天，359旅的一个连就扩大到二三百人。
下村的国民党军听说上村的老乡这么拥护八路军，队伍天天扩大，又眼红又嫉妒，于是开始和八路军争“民心”。
开始，他们在桥头、河岸，设下了一道封锁线，五步一哨，十步一岗，不准老百姓过河。但是，下村的小伙子们看到上村那股热闹劲，心里怪痒痒的。他们借口赶集，走亲戚，做买卖，偷偷地往上村溜，有的来了以后就再也不愿回了，要求立即参加八路军。
后来，国民党军也搞扩兵了。自然，扩兵的办法很可笑。 他们要保长打着小锣在街上喊:“当兵要当国军，国军是正牌军，票子多，可以养家活口！”“不要当八路军，八路军是穷光蛋！”喊了几天，没有一个人去报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敲着小铜锣又喊开了:“谁当国军，40块大洋一个兵，当面交现款！”
可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尽管锣声敲得当当响，还是没有人来当兵。国民党的军官气红了脸，骂老乡们：“放着正大光明的国军不当，偏要偷偷摸摸去当穷八路，真是贱种！”他骂得越凶，老百姓躲得越远。他们施尽了种种伎俩，一个兵也没有扩到， 最后，恼羞成怒了，便干脆抓。 于是，这儿打枪，那儿骂娘，不论老幼残弱，碰上了就抓，弄得下村一带老乡们叫爹唤娘，昼夜不安。他们把抓来的壮丁关在一起，连大小便都要监视，晚上睡觉把衣服搜去，以防止逃跑。殊不知晚上，穿短裤的小伙子还是跳墙逃跑，然后，满身是汗跑去上村，找到八路军就说：“我们要当八路！”
这种情况令国民党军疑惑不解。一天，国民党派了个军官来到359旅，旅部作战参谋左齐接待了他。他问左齐：“老乡们为什么都跟你们走？”
左齐回答说：“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执行了全民抗战的方针，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人人有抗日的自由，他们就自觉自愿地抗日；你们对人民采取压榨的政策，老乡们呻吟于痛苦之中，无法抗日，也无心抗日。”
那个军官竟瞠目结舌，回答不出一句话，只是哼哼哈哈了一阵便走了。
这个情况也报告给了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一次，在山西吉县古贤村，阎锡山在主持晋绥军高级干部会议。他说：“此次会议，是我军的生死关头， 如能走上新的道路，就是我们的庆功会，若走不上新的道路，就成了我军的追悼会。”
他见在座的高级将领们迷惑不解，便进一步解释道：“某军自抗战以来人员就增加了4倍，我军某军抗战以来减少了一半，按这个比例，再过10个月，就是友军的1变成16，我某军的1变成4分之一，这就成了64与1之比了。你们看新与旧，一膨胀一缩小的结果可怕不可怕，知此尚不觉悟，不改新，则明饿了尚急走，冻了尚抢冰，岂非自杀？”
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解放军十大统帅鲜为人知的历史》一书记述了此事。该书为该社的年度畅销书，曾经名列中国军事畅销书热卖榜第一名（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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