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建榕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是近代中国金融资产阶级的著名领袖人物，他 在中国金融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同时也 被认为是中国资产阶级中与国民党政权关系最密切的代表之一。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陈光甫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拒绝继续追随国民党，与中共有所接洽，但几经犹豫，最后还是选择了定居香港。 陈光甫的这一段经历，在中国金融资产阶级中具有典型意义。
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
01
由陈光甫一手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旧影
1948年8月，“太子”蒋经国来上海“打虎”。9月6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召集上海银行家到南京励志社开会，他先谈了一通不着边际的空话，接着转入正题，脸色铁青地威胁道：“上海银行界领袖只爱金钱，不爱国家，只知自私，不知民生的脑筋毫没改变。——如再虚与委蛇、观望延宕或捏造假帐，不据实陈报存放，那政府只有依法处理，采取制裁行动。”
在座者个个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来。
陈光甫没有被召去，他知道这是蒋介石对他特别照顾，给他面子。他是看了报纸后，才了解会议的内容，心中陡生无限悲哀之感。他长叹一口气道：“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领袖之辞令严厉，实已疯狂，国民党真是气数已尽。”心里想，亏得他未雨绸缪，在抗战结束后将银行外汇转移到美国或组建公司进行投资，或购买美国股票，500多万美元都有“正当用途”，而幸免上缴。
几日后，几位银行界老朋友来访，告诉他说，蒋介石父子可真动了杀心啊！原来，这批银行家刚回上海，又被蒋经国传去训话，上海浙江实业银行不仅差点封闭，总经理李铭还被蒋经国骂得“面红耳赤，神色颓唐”，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则被蒋经国限制“不准离开上海”。陈光甫虽然感到自己尚算侥幸，可蒋介石如此待人，总不脱过去的流氓作风。可不久，他连这点侥幸都消失殆尽。他接到报告，库存还有100多万美元，中央银行要强行低价收购，陈光甫心犹不甘，却也无可奈何。
实际上，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节节溃败，以及经济上最后的疯狂掠夺，使陈光甫认识到蒋介石一意孤行，丧尽人心，国民党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愈来愈清楚共产党人将来到并占领上海。”回想起国民党执政以来的种种做法，他觉得这种结果是必然的。
正如周恩来当时所说，历史发展到这一步，“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陈光甫也不例外，他确实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
关注中共经济政策
02
陈光甫的出国护照
这陈光甫确非等闲之人，是近代上海史上的一位经济奇才。
陈光甫早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15年6月与庄德之等人合创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当时银行额定资本仅10万元，人员仅7人，规模极小，人称“小小银行”，谁都没有想到它以后会有如此快的发展速度及在上海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的地位。至1935年，上海银行已拥有500万元的资本，275万元的公积，1300多名职员，40多家分支行，1亿4千多万元存款，“占今日全国银行界中数一数二地位”。1923年，上海银行创设了旅行部，是中国第一家经营旅行业务的机构，即为后来著名的中国旅行社。
陈光甫既有如此实力，又有如此能耐，与中国银行的张公权、交通银行的钱新之和浙江实业银行的李铭一起，号称“金融四剑客”，自然成了所谓江浙财阀的代表人物。陈光甫与蒋介石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蒋介石器重他的程度，决不亚于对任何一名部长级官员。陈光甫虽然主张在商言商，不愿卷入政治漩涡中，但每届政局剧变的关键时刻，只要蒋介石等人再三邀约，他总是“挺身而出”，一试身手，如1927年出任江浙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倾力支持蒋介石上台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抗战前后，陈光甫出使美国，签订了著名的中美白银协定和桐油借款。到了1947年4月，蒋介石迫于形势改组政府的时候，蒋又千方百计劝说他出山，陈光甫的政治热情再次高涨，成为29名国府委员之一。
陈光甫赴美谈判时与驻美大使胡适（右）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中）合影
可是，事过境迁，随着形势的发展，陈光甫对蒋介石越来越失望，对国民党政权越来越失望，念及前途茫茫，不禁涕然而下。他也不得不面对现实，考虑自己的一条出路。
从这时开始，陈光甫相当注意中共的有关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当然他的意图是希望解放军进城后，仍能维持各项“生意”。他要求银行的工作人员，收集、研究有关中共财政金融方面的政策，供他参考，这些资料现仍保存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案卷中。银行的内部刊物《海光》，也刊载了诸如解放区土改的文章，甚至章士钊致李宗仁劝他归顺人民的长信。这些文章能够在上海银行的内部刊物中发表，也说明了陈光甫的态度。中共地下党曾通过有关渠道，给陈光甫邮寄解放区的宣传品，使他对我党政策有所了解。
不过，陈光甫并不敢与中共直接接触，一则他觉得没有必要，对共产党也不太了解。二则生怕一着不慎，反而招致不利，受到国民党的迫害，毕竟上海尚未解放。所以一直比较小心谨慎，踌躇观望，他做生意以稳健著称，考虑前途更是冒失不得。
1948年12月初，陈光甫为了计划退路，悄然去香港考察，但仍十分留意国内的形势变化，尤其是中共的经济政策，由于两地遥远，信息不灵，心中颇为茫然。这时香港的一份英文报纸MORNING POST（晨报），登载了“中共及各团体”的一份宣言，说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允许私人经营事业等等。陈光甫看后，甚感安慰，他对友人说，“如果照报上说的一样，倒还不错，我们在上海的事业尚可维持一短期”。
兴奋之下，他在香港立即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在上海的银行负责人伍克家，“尽快熟悉新方针，使事业方针配合新的社会环境”。他决定继续住在上海，观察一段时间再说，手下人不解，怎么到了香港，又念起上海的好处来了。陈光甫向他们解释说：“一来搬家费事，二来共党政策不扰动做生意的人，不反对中外私人事业，不仿照俄国铁幕政策，我住上海，与香港有何不同？毕竟上海是我们的根啊！”陈光甫虽然害怕“共产”，却认定不管什么社会，生意总是要做的，所以一颗心才安定下来。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陈光甫为此先是高兴，想李宗仁总要民主一些，也愿与中共和谈，这样的话，内战就有希望停止。后来见蒋介石仍是实权在握，人在溪口，还是有军政大员川流不息赶去汇报，李宗仁如同傀儡一个，心里就凉了半截。
当时，李宗仁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为此他要求组织一个“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试探虚实，他称之为和平“敲门砖”。
李宗仁与陈光甫关系非同一般。早在北伐时，李宗仁就看重陈光甫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影响，与他结交，成为知已，两人在武汉时多次促膝长谈。据李宗仁回忆录记载，有一次李宗仁似有重任要托付，陈赶忙挡回，半真半假地说：“将来，等老兄当了一国之元首时，无论你叫我干什么，我一定接受。”
这时，李宗仁真的当上“一国之元首”，马上想到陈光甫，遂亲往陈府，再三邀请他担任代表团成员，陈光甫审时度势，知道蒋介石已经玩完，你李宗仁又有什么办法？何况蒋仍大权在握，你李宗仁作得了主吗？于是，他对李宗仁说了一堆理由，婉言谢绝说：“大势已去，只好取消前言了，加上我的身体已不适合担任这种任务了。我这把年纪，也早应该退休了。”
这一年，陈光甫已经年近古稀，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退休的事情，或者说，他把退休作为脱离政治漩涡的一个最好借口。
中共的诚意召唤
03
南京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
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因此对像陈光甫这样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采取了强有力的统战政策，希望他能留下来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出力。
据史料记载，陈光甫不愿参加和平代表团去北平，不仅李宗仁感到失望，就是北平方面也有点遗憾。中共希望陈光甫能参加代表团，能来北平商谈和平事宜，目的自然是借此影响他的去留。当陈拒绝参加的消息传出后，李宗仁在北平的一名代表反馈了北平方面的信息，其中一个意思是，中共对陈不来北平特别失望。此情报应该有一定根据。代表团成员之一的章士钊也对陈说，他也收到了北平的电报，共产党人渴望陈参加代表团，欢迎他来北平。
这可能是陈光甫第一次直接感受到中共的诚意。陈光甫也知道，共产党人希望他到北平去，是想从他身上获得经济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如何使解放后的上海在经济上成功运转的办法。在这个问题上，陈光甫是有名的亲美派，他相信除了继续依赖美国，争取美援外，其他一切办法都不能解决严峻的经济问题，而中共当然不会同意他的看法。这样一来，陈光甫内心感到，共产党与他之间，恐怕没有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因此不谈也罢。
1949年春，上海尚未解放，中共又给上海银行以特殊待遇，委托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五家银行，“为人民银行代理北平以外各大城市之汇兑业务”，并得经营外汇业务。陈光甫一方面心领神会，一方面又担心会因此触怒国民党政府，给自己带来不利，因此始终迈不开步子。他在日记中写道：“共方核准本行为国内汇兑银行之一，此事要小心，要遭人忌，国民党政府恶意误会，惟有少做，点缀而已。”当时平津已经解放，陈光甫暗暗给上海银行天津分行汇去不少美金外汇，让他们在北方经营外汇业务。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
1949年9月，北京刚刚进入秋高气爽的季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成为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其中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据上海银行老职员回忆，陈光甫出走前夕，毛泽东曾托人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给他，陈光甫也回送了一部他收藏的清人书法册页。
可惜，中共的诚意召唤和各项优惠政策，都没有能留住陈光甫，不久陈光甫经泰国到了香港。
1949年3月29日，陈光甫赴泰国曼谷参加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会议间隙，他考察了泰国的旅馆业，并拟参与投资。4月5日会议结束后，陈光甫即转赴香港。也就是说，他利用了这次会议的机会，由泰国到达香港，并非一些论著所说是从上海直接逃到香港，或先到伦敦再到香港，时间上也不是一些论著所说的4月下旬。有趣的是，陈光甫在泰国参加会议时，曾与泰国总理銮披纹见面，他看着銮披纹的脸，不知何故就联系上了蒋介石，说銮披纹“面孔上的独裁风度与中国军人如蒋先生相仿”，显然，在陈光甫的心里，他也将蒋介石看作为独裁军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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