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对军队各级干部评定军衔,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那,当他获悉组织上评他少将军衔时,心中十分不安, 他多次主动向组织提出要求降低军衔。
在授衔仪式上,他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回家后却对妻子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做的贡献太少了,我地位和荣誉太高了。”
之后，甘祖昌不止一次向军区党委递交了回老家当农民的请示报告，被拒后，他写了第二份，一直到1957年，他再写第三份报告，甘祖昌为何被授予少将军衔却声称自己地位高？为何他极力请求组织回老家务农？
请求降衔显初心
1953年以后，甘祖昌的脑震荡后遗症越来越严重，经常昏倒，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对军队各级干部评定军衔。
当时龚全珍和丈夫甘祖昌一同参加了军衔第二次评定，龚全珍此时在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学校任教务处副主任，她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参加了革命，是个大学生，学校的组织上给她定了个连级，她对此没有什么意见，而甘祖昌被评定为正师级，报到总政治部，被批准为准军级。
一次，当龚全珍和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丈夫甘祖昌谈及军衔评定时，龚全珍说：“我倒没什么，只是单位里有人为评级大闹意见。”
甘祖昌接着她的话出乎意料地说：“我也有意见，而且有很大的意见，我已经写信到中央了。”
甘祖昌对妻子说：“评定级别是根据德才资三条评定，在新疆军区后勤部，他们给我评了正师级，后来事情又有变化，我的定级在报到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后，批准他准军级，这下我心里更加不安了，也更加有意见了。”
1955年在授衔仪式上，他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大闹回家后却对妻子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
之后，他立即向军区党委递交了回老家当农民的请示报告，被拒后，他写了第二份，到了1957年，他再写第三份报告，恰好，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军区检查工作，萧华去看他，他抓住机会向萧华请求，请他给军区党委说一说，批准自己回老家去。
萧华说：
“这事儿我知道了，军区党委给我汇报了，你们没有同意的原因，是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因为给你看过病的苏联专家说过，你的病只能静养，活到60岁还要努力争取，既然这样，他们能同意吗？”
甘祖昌急了，他对萧软磨硬泡，直至萧华点头同意，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全家以及简单的行李悄无声息地回到阔别20多年的故乡江西省莲花县，参加家乡建设。
放弃高位，卸甲归田
甘祖昌刚回乡的时候，没有房子，大家以为他会修建一栋新房，可是我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他全家挤住在他弟弟的家里，弟弟的房子本来就不宽敞，一下子增加了十来口人，就显得更加拥挤。
甘祖昌把家人找来宣布两件事：
“一是我回来当农民，和你们一样都是平民百姓，靠劳动过活，二是由大弟森昌当家，我和孩子都服从他的指挥，毫无例外。”
很多人为甘祖昌甘愿回到穷乡僻壤山区老家当农民而惊奇，为此甘祖昌感慨地说：
“祖祖辈辈的贫穷，几千年的脸朝黄土背朝天，卷曲了多少代人的脊梁！我这后半辈子就要办这件事，让山区农民相信自己的双手，用勤劳和智慧摆脱贫穷，让他们挺直脊梁过上好生活！”
甘祖昌退居二线后，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自己种菜自己吃，每件衣服至少穿10年，衣服破了就补，补好了再穿，实在不能补了就拿去做鞋底，群众称他的形象是：
一身补丁打赤脚，一根烟斗没有嘴，白罗布手巾肩上搭，走路笔挺快如风。
在家乡期间，为了加速农业机械化，甘祖昌又协助公社办起了农机厂，水泥厂，举办拖拉机手培训班，为了集体的事业，他捐献了自己工资大部分和历年的全部积蓄，他生活节俭，抽旱烟，打赤脚，家人也不许奢侈，但办公益事业从不吝啬，他常常说：
“为人民做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
甘祖昌回乡29年，一直坚持与疾病做顽强斗争，1985年10月，甘祖昌旧病复发住院，莲花县医院立即组织抢救。
住院期间，新疆军区首长和全体指战员派人来慰问，提出为甘祖昌在南昌盖房子，甘祖昌摇摇头说：“感谢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我已经80多岁了，还盖房子干什么？为国家节省点开支吧。”
1986年春节过后，甘祖昌病危，在弥留之际，他嘴里仍在断断续续地说：
“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
1986年2月25日，甘祖昌这位为中国革命奋斗一生的老战士，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他从农民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农民的全部战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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